有时候，我们剖开一篇小说，得到的只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却为小说提供了血肉与筋骨。邢庆杰的《透明的琴声》，大概便可归入这类被细节所丰满并支撑起来的小说。让主人公老温令人信服地从纸面上站立起来的，是那个装着从各处蹭来的茶叶的牛皮纸信封，是他在熟食店里有板有眼写下的一张张欠条——每当来了客人，拮据的老温便要赊些酒菜招待，日积月累，欠条墙上已贴不下，只好塞进墙缝，店主半开玩笑地夸赞他“欠条”俩字越练越好，老温便讪笑，“是柳体、柳体”。这样的细节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阅读记忆里孔乙己的口气。近乎白描的文字，写尽一个当代乡村文化人的困窘与自尊，也让人对作者于生活的厚实积累、于写作的苦心经营，留下深刻的印象。

邢庆杰最初因小小说成名，在此领域的成就已为同行所公认。他近年发表的不少作品都以某某记或某某笔记为题，有意标示自己写作上的来路。说到他在细节处理与人物塑造上的特色，自然可以联系小小说的文体特征，或置于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聂鑫森、谈歌、孙方友等名家所确立的当代笔记小说文脉之中审视。而对于《一九八七年的情诗》一书所收入的中短篇近作，细节与人物则提供了整体解读的入口。

书中《透明的琴声》的主人公，乡文化站站长老温，在基层政府工作20年，历经多届领导，始终没有摆脱受人轻视的“临干”身份。只有在拉心爱的二胡时，老温才洗去平日的卑微，换成一脸的“庄重”，随着旋律摇晃着身子，连脸上原本陡峭的皱纹“都有些烁烁放光”。小说收笔于老温绝唱般的最后一次演奏，此时的他宛如一位隐世高手，已把琴艺修炼至“脱俗”而“欲飞”的境界。老温也曾在邢庆杰其他小说里出场，这不仅出于其原型与作者本人的特殊渊源，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所寄寓的也不只是同情。在我看来，老温这个活在行政体系末梢之末梢，困窘中有自尊之骨，卑微里藏庄重之血的人物，也是某一类保存了几分旧时“士”之气息的乡村文化人的代表。

若干年前，曾听到有人不无轻蔑地总结，当代乡土题材小说所写的，无非就是村长、寡妇，还有一条大黄狗。这个说法当然包含着很深的成见，但其点出的问题确非无的放矢。放眼看去，即便那些对于当代乡村生活肌理有着纵深观照的小说家，反复书写的，除了抽象意义上的“农民”，就是形形色色的村镇基层干部，于此之外，称得上丰满的也只有乡村教师这类角色。这或许与写作者相似的生活轨迹有关，他们中的大多数自青年时代离乡求学或谋生，走进城市，再回望乡土，故乡于他们而言，最熟悉的部分便是个人的家族血亲与成长记忆，于是乡土常以“农民父亲母亲”或“童年家园”的形象及其种种变体，进入小说。与之对立的另一极，便是代表城市文明体制之延伸的基层干部。在此意义上，邢庆杰小说中老温这类游离在“官”“民”两种身份、体制与非体制之间的边缘人物，便有了值得重视的文学价值。

对老温这类人物的熟悉，固然得益于邢庆杰本人的经历，也与他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有密切关系。他的小说常开门见山，从“我们村子”“我的出生地”起笔，是一种以“我乡我土”为出发点的写作。在他的小说里，乡村不是以“记忆”的形式出场，而是活生生的，从往昔绵延到当下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着完整的内部结构和生态。《透明的琴声》中点出，老温祖上几辈皆是乡村吹鼓手，他对二胡的钟爱是融化在血液里的文化记忆。这一类基层文化人，不同于受城市文明教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既有传统中国“士”的烙印，又与郎中、商贩、匠人、屠户，甚至匪徒、侠士等三教九流人物有着血缘关系。正是在这些边缘化的角色身上，投射着乡土社会独特的血气与骨性。而在其背后支撑的，则是自古绵延未绝的民间伦理秩序。

在《一九八七年的情诗》中收录的不少融合民间传奇与乡村书写的作品里，可以发现作者对于“报恩”“复仇”主题的执著。在这样的“报恩”“复仇”甚至阴差阳错的循环“报应”之中，民间伦理秩序一次次被撕裂，再一次次自我修补，从而坐实了自身的存在。有趣的是，在作者笔下，“报恩”“复仇”过程里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有时是某种灵物精怪，如蛇、白貔、狐狸之类。这样的元素，远可追溯至聊斋传统，近处则呼应齐鲁本土文脉。而在邢庆杰的个性化叙事之中，灵物精怪并非单为增添小说的传奇色彩出场，还象征着民间伦理秩序带有神秘气息与野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乡村边缘人物神乎其技的医术、功夫与才艺，同样也是这生命力的投射。

在小说《像风一样消失》里，名医邹先生带有仙气的药不仅可以搭救狐狸，也可以用来医治不知来自何处的傻女人。小说的结尾，傻女人心病的治愈与出走落在1986年这个明确的时间点上。在民间传奇与现实时空交融的背景下，原本的民间伦理秩序遇到了危机，这样的危机可能来自内部，更多是来自外部。比如《孤独的玉米》中，矛盾的焦点在于，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是否要因为上级秋收检查而提前刨掉。源自天地节律的道理与农人、作物之间的天然感情，遭遇了来自现代行政体制的计划与命令。两套秩序的对峙最终投射于个人命运的转折与重新选择之上。

与小说集同名的中篇《一九八七年的情诗》是近年邢庆杰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多年前的一次“告密”，改变一干当事人的命运方向，直至真相赤裸裸地揭开，逼使每个人重新面对他人和自己——这其实是当下小说中颇为常见的套路。让《一九八七年的情诗》跳出套路的，一方面是作者对于具体时空背景下每个人物行动逻辑的准确还原，另一方面，当下的复仇行动，是在多年前埋下种子，而最终的谅解和宽恕，同样源自当初，陈老师选择以自己的死来救赎他的学生。当我们把这个人物充满血性的选择，放回到整本小说集的语境之中，自不难辨认出其渊源。

邢庆杰这本小说集里收入的作品，题材从乡村延伸到了城市，从历史绵延到了当下。他避开时下流行的土地征收、乡镇选举、农村空心化等“块状化”主题，以“我乡我土”为根据地，着力于刻画鲁西北平原上一个个小人物的生命线条。将这些零散的线条拼合起来，我们可以辨认出一个有血有骨的乡村生态体系，及其中原有运行秩序所遭遇的重重危机。

对于这位在“我乡我土”寻找小说生长点的写作者，我仍有更多的期待。当我阅读这本小说集时，微信朋友圈正被关于甘肃村妇杨改兰的消息与评论刷屏。关注这个话题，也因为《小说月报》今年一期选载的一篇小说《母爱》，作品里年轻的农村母亲在绝望中杀死亲生骨肉又自杀的情节，与几个月后被热议的新闻如出一辙。其实，这篇《母爱》源自几年前另一个真实事件，作者冬安居始终对那个被新闻称为“最狠妈妈”的村妇唐成芳因为“活着没意思”而杀子、自杀而感到惊悚，她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去追问，去探究：一个卑微农妇“活着”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关于唐成芳的新闻已被人淡忘，喧嚣一时的杨改兰事件，也难以摆脱同样的结局。幸好还有小说家不愿遗忘，曾如此存在过一个失语的生命。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不知有多少这样被遗忘了的，甚至从没被关注过的失语的生命。若是像邢庆杰这样有丰富乡村生活经验的写作者，也用自己的方式探究一二，或可为时代留下更多不可磨灭的记录。而这恐怕需要他试着将“我乡我土”从写作的“根据地”变为与遗忘、与漠视斗争的“战场”。

小说集《一九八七年的情诗》开篇是一部题为《我的名字叫鹰》的题材独特的作品。从里面我了解到，鹰的寿命可能与人相当，而在鹰40岁上下，它的喙和爪子不再锋利，双翅也变得沉重，不能再如往昔那样迅捷地捕捉猎物。小说中这只40岁的鹰，不愿像同类那样回到巢穴等待死亡，而是选择在岩石上撞碎自己的喙，拔掉自己的爪子和羽毛，用最暴烈的方式重生。邢庆杰将此放在首篇，或许别有深意。这本小说集也是新一辑“文学鲁军新锐文丛”之一。在“90后”已登上文坛的今天，生于1970年的邢庆杰自不能算作“新”作家。然而新锐之“锐”包含的是一种态度，一种随时准备像鹰一样重塑自我的态度。我愿意继续关注，期待他不断打破自我，用重生之后更尖锐的喙与爪、更丰满的羽翼，找到自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