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写作者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它们。”把汉语当做沟通人们心灵之桥的写作者们，身处这巨变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故事，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本期报纸我们采访了九位写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聆听他们关于写作、关于心灵的声音。这几日我们会陆续推送给读者们。

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作家海飞有关文学的种种记忆，是从少年时住过的上海杨浦区一条叫龙江路的弄堂里开始的。那时，他的舅舅们都是颇时尚的“文艺青年”：“大舅舅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听胶木唱片，很艺术很深沉的样子，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小舅舅喜欢踢足球，总把别人家的玻璃窗撞破。他们像恣意的四溅的雨水一样，欢畅地生活着。”更重要的是，在外婆家，海飞看到了舅舅们订阅的《十月》《当代》这样的纯文学杂志。“在上海，我一边看着杂志里的故事，一边想着我遥远的出生地丹桂房。那时候的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但是，我做梦也不敢想，有一天我是可以当一名小说家的。”

后来的后来，海飞成了一个小说家。在这之前，他十四岁就开始工作，当过兵，在国有化肥厂做保安，被下放到车间当拉煤工，还在企业办过厂报——那个憧憬过文学的少年，在体验过种种光怪陆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后，选择了小说创作之路。而开始写小说时，他已经二十六七岁，在诸暨化肥厂工作，“那是一段最艰苦的岁月”，趴在煤灰飞扬的水泥桌上，海飞写着写着，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文学。

或许是因为从小就见过美好与险恶并存的人世，海飞这一路走来，“不慌不忙”已成为他的固定姿势。写小说时如此，“和所有的文学创作者一样，发表总是渴望的，但发表也已经是我最大的梦想。如果你不奢求，如同人生平淡，你只要觉得活着就好，快乐就会有好多”。后来，从文学进入热门的影视创作，在他看来也只是自然而然，“我老家诸暨有好几个人在杭州开了影视公司，能写东西就能迅速地进入到这个行业，于是，我恍惚而直接地进入了这个行业，而赵锐勇和李森祥是我进入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老师”。

写过《像老子一样生活》《向延安》的小说家海飞，又成为了热门电视剧排行榜上的编剧。这位始终自称“小说家出身”的写作者，为电视剧取的名字大多简洁而富有想象空间，始终很“文学”：《旗袍》《麻雀》，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惊蛰》。“文学性其实是影视作品的一个细部，它让影视作品有浑然天成又厚重的感情。文学性，有时候就是一种调性，一种至高无上的讲究。”他说。

性情和经历造就了这位“70后”作家淡然和从容。即使今年谍战剧《麻雀》的大热，已让他成为风头之健，他还是对文学心怀感激，“回头来看，我庆幸我选择了文学，我在此辛苦耕作，也在此收成。目标可以有，但不要太远，只要想清楚下一站是什么就行了。一跃而成的，毕竟是少数。”

“70后”的尴尬之处，可能在于作品相对而言没有抗击时间的力量

Q

你的人生经历很丰富，这对你的性格形成和写作观念、写作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海飞：我不是科班出身。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笨拙，就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且，对于我而言，能够发表就是一种莫大的欣喜。很难想象，趴在车间煤灰飞扬的水泥桌上，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当然，我现在的状态，相当于职业写作，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一条路径。

我经历过很多的事，十四岁开始工作，见过许多人事，美好与险恶并存。我现在学会了随遇而安，也觉得不慌不忙是一种极好的状态。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所以完全是凭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讲好人生的故事，让读者有共鸣。读者在作品中要看到的，其实就是自己。我的理论未必正确，但确实，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每一位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性格，都决定了他们能写出什么样的小说，会讲什么样的故事。

Q

作家徐则臣在评价你的小说时说到，你的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细节，顽固的理想主义和柔软的内心让人物形象获得了充分的复杂性。这样的评价让我想到我对 “70后”作家的认知，“理想主义”似乎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一代人的创作？

海飞：“70后”作家，在精神层面上更接近于“60后”作家，心怀文学理想。“60后”很多作家开始慢慢写得少了，“80后”生猛而新鲜，充满着锐气，“70后”是前后夹击，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70后”能否突围成功，我不知道。我认为大部分“70后”写得比我优秀，他们与文学的关系，也更为唇齿相依。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文学领地的，相对属于杂牌军。从边上望过去，“70后”的尴尬之处，可能在于，作品相对而言没有抗击时间的力量。许多作品，都是当年发表或出版，第二年就差不多被遗忘。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60后”作家写的一些小说，不要说小说篇名，我连细节都能记起。这就是钉入你脑海中的一枚钉子。

多年过去了，我依稀能记得一个老旧的小说，在我的少年心里长久地驻扎。那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发表在《十月》杂志1984年第二期上。我的父母先看了这篇小说。他们不是小说爱好者，更不是作家。他们只是普通的读者，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有小说读者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把我叫到了跟前，说你看看，这就是人生。那时候我看了小说，终于发现文字，原来是可以触动你的心灵的，原来是可以有如此的魅力的。许多时候，我仍然会回忆这个小说。我想，苦难并不是这个小说的特质，关于饥饿、性渴求，以及动物性与精神性在小说中的剖析，浑然天成地在文字中呈现，让我觉得，文学原来如此有力量。

Q

你是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型中比较成功的一位作家。在这么多年实践中，写小说与写剧本的区别何在？多年小说写作的积累对您的剧本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海飞：小说个人化的东西较多，只要有好的叙述语言，哪怕是写一种心情，作为小说也是成立的，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感悟和体会。但是作为剧本不行，剧本有一个大众评判的过程，它对情节感、画面感、对白要求都很高，剧情必须迅速地带着观众往下走，也就是得有几方面说好，这个剧才成立。包括导演、演员、制片人、电视台等，都会介入。说得直白一些，剧本不好，演员就不接戏，这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

“左手小说，右手剧本”两条腿并行的方式将是我创作之年的一种坚持。我是写小说出身，并且十分爱好写小说。常常我会沉浸在小说语言的细腻和粗犷中，感谢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一个能叫我自由驰骋的天地。在我眼里，好的小说是可以跨越年代和生死的，它经得起回望和把玩。并且，写小说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剧本创作做准备，而写剧本，也是为了给写小说做经验的积累，教我做一个更好的说书人。我在这两种文体之间自由游走，乐此不疲，而且方向坚定。

对复杂人性的探究，是我创作的基点

Q

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谍战剧？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故事，看到悬疑，看到人性，看到历史。谍战故事，可深可浅。讲述历史，可正面强攻，也可侧面切入。谍战其实也是我们对历史书写的一种类型。从电视剧《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到小说《向延安》《回家》《捕风者》，你近年对现代革命历史似乎情有独钟，是否有什么契机？

海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我觉得我的强项应该是民国传奇，包括谍战剧，当然也有战争剧，其实我也写过古装戏。我觉得在创作谍战剧或者是传奇剧的过程中，可以让你有更大的空间。现在生活戏里面的恩怨情仇，没有那种我特别看到的阳刚、杀戮、阴谋以及各种可以勾起人观看欲望的题材。我觉得这个舞台很大，可以让我这个笨拙身躯的人随便舞蹈，放松高歌。可以选择让紧张的、精彩的、催人泪下的，或者感人至深的剧情，像子弹一样击中观众的神经。

根据我的判断，在不远的将来，推理悬疑会在中国出版和影视市场占有比较重要的席位。我确实对推理和悬疑情有独钟，这种暗流涌动，斗智斗勇的内容创作常常让我觉得非常过瘾。同时正在筹备的一个个项目，《惊蛰》《刺杀三部曲》《向延安》《大风起》《神探华良》等都是这些谍战、悬疑、传奇的类型。

Q

你在创作《麻雀》时，严格按照上海1940年代的真实细节来构架故事，包括地理，当时发生的时事，细微到一件做工考究的衣裳出自哪儿来的裁缝。

海飞：细节提升的不仅是作品的品质，而且会很好地提高作品的识别度。我很熟悉一些当时上海滩谍战的资料，包括中共“红队”如何在上海滩九死一生地执行任务。在《麻雀》的创作上，小到衣服上的一颗纽扣材质，教堂（鸿德堂）的地理位置，当年人事细节，我都做了严谨的历史考据。

革命与情怀，是我在创作一系列的小说和剧本中，所注重的。但是我觉得，此类题材的剧集，讲好故事仍然是关键，写人性仍然是关键，表现人物个性及成长历程仍然是关键。讲故事的方法有一万种，革命剧仍然要写的是，有血有肉，让你觉得没有生疏感的人物。

在创作小说《麻雀》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两个字——“信仰”。我总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子弹随时都可能飞来的长街上，一位革命者无比从容地大步前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我每个字落笔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浮现着。当然，在改编成剧本的时候，我设置了大概十多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夹杂着革命者隐忍和炙热的情感戏。我十分清晰地明了，那时候的地下战争，每一个行动者几乎都是命悬一线，每一个情报工作者，都在刀锋上行走。这样的惊险人生，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几乎无法成立。于是，《麻雀》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无比瑰丽的人生。像一道闪电，石破天惊，或是雨后彩虹，绚烂迷人。

Q

在近日的《麻雀》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用了这样一个标语“一只有温度的麻雀”。如何理解“温度”这个词语？

海飞：温度就是一种质感，一种味道，一种让人赏心悦目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读一篇作品的文字时，总会读到它的各个层面，意境、语态、节奏感、文字的准确度……如此等等。温度有时候，指的就是生命力。我们的人体温度是37度，这就是生命，不是零度，也不是一百度，是刚刚好。包括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门类的作品，更包括人际交往，以及万事万物，刚刚好很重要。

Q

作家龙一曾这样评价你的作品：小说中活跃着一些境遇奇特的典型人物，不论是奉献，牺牲或者作恶，你总是能够将他们落实在诗意当中。在诗的意象中表现残酷，是这部小说独特的趣味。这种“独特的趣味”，可能就是你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标识。比如说，你喜欢以常人视角切入重大历史。这些细节其实都是作者写作观和历史观的体现，能否阐释下你在创作时的相关考虑？

海飞：在我眼里，谍战不是写谍，而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其实，宫斗也不是写宫斗，传奇也不是写传奇。所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其实都是在写着人丰富的内心，不然也不可能被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我觉得，自从有了人类，爱恨情仇就一直在生长和延续着，从未改变。包括世俗功利，包括迎来送往。我一直认为，人生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而且短暂，所以我们期待各种事件的发生，然后经历。这和许多人渴望旅游没什么两样，四处奔走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可能有来生。因为人有许多的欲望，所以人的内心会越来越丰富。我对复杂人性的探究，就有一种固执的疯狂而兴奋的迷恋。这也是我创作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