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史似乎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许多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各不相同的“叙述”，建构属于自己的“秩序”。近十数年来，这种现象似乎尤其明显，“中间代”、“70后”、“80后”、“90后”、“第三条道路”、“草根写作”、“新归来派”、“打工诗歌”、“新红颜写作”，如是等等，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其中，每个概念的属性和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可能历久而仍具生命力，有的可能行之不远就会被人遗忘，这也属正常，是自由与创造必然的伴生物，大浪淘沙，有浪涛，必然也有泡沫，众声喧哗，有黄钟大吕，必然也有流言和噪声。这一切的背后，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决。

由《审视》诗刊人与、郎启波诸君于2014年提出的“第四代”诗歌概念自然也是在这一待检验的序列之中的。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在2000年就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面世，但这本诗选所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彼时的“第四代”诗歌概念并未能真正站立起来，这次所重提的“第四代”概念实际上是对之的一次重新定义，其范围有所拓展，同时其提出的时机或许更为成熟。自然，“第四代”诗歌与“第三代”诗歌之间是有关联，甚至是以之作为超越的对象而呈现自身的。众所周知，“第三代”诗歌大致在1983、1984年左右出现，距今已有30年，其在1980年代即已广为人知，并逐渐成为了诗歌史上的经典。“第三代”诗最为活跃的时间大致在80年代的中后期以及90年代，自90年代后期以至21世纪之初的近些年，“第三代”诗人中虽然仍有诗人写出优秀、卓越的作品，但作为一个群体的“第三代”诗歌和“第三代”诗人无疑已经不是最为新锐、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那一部分，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早已“抢班夺权”，成为诗歌丛林中夺目的风景和坚实的大树。从“第三代”之后影响较大的诗歌史概念来看，“中间代”、“70后”、“80后”均主要是“时间”概念而不是“代际”概念，理论上来说，“代际”概念应该是更具学理性，更可能站得住脚的。如果说此前所提出的“第四代”诗歌过早地凝滞、枯萎，那么此次增加了涵盖面、延后了时间的诗歌概念能否茁壮成长，或者说能否重新激活此前的这个诗歌概念，现在的“第四代”是否可能比之此前更从容、更成熟、更稳健？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郎启波所提出的“第四代”诗歌是有益的，它提供了对诗歌进行重新编码与叙述的一种可能，同时也是对作为诗歌概念的“第四代”的重新发明与拯救，这其中包含着敏识，也是诗歌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体现，是值得尊重的。正如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出现都有其机缘与宿命一样，“第四代”诗歌在此时的出现必然有其道理，而面世之后的它必然会努力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顽强成长，接受时光的恩泽，同时也接受命运的检验。

就其外延来看，《审视》所定义的“第四代”诗歌指的是“出生于1965—1989年之间的诗人”。25年的时间，差不多确实正好是一“代”，而如果从其具体所指来看，则囊括了大部分的“中间代”（所谓60年代出生而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以及全部的“70后”、“80后”诗人，可谓庞杂，他们显然不太可能具有某种“统一”的思想或美学特质。这其中，“中间代”、“70后”、“80后”其诗歌群体都是极其丰富、复杂、多元的，而且都仍然处于生长、变化之中，甚至有的重要的写作者还并未显山露水为公众所知，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更为庞大的集群概念的“第四代诗歌”无疑同样是生长着、未定型的，不宜盖棺论定地赋予其某种静止的、规定性的后设特质，那样只会削弱其可能性与生命力。从外在的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1965-1989包含了完整的文革和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期的全过程：政治——经济——新媒体，逐渐完成了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换”，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能够支撑其“‘第四’‘代’”的诗歌概念。在这个前提下，我想指出的是，“第四代”诗歌应该是一种生长性概念、可能性诗学，它应该有形色各异的面孔，有强大的、消化一切的胃。

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均具有较为明显的1980年代所特有的理想主义特征的话，那么主要在1990年代及21世纪之初登上诗坛的“第四代”诗歌则与之大为不同。1990年代的经济大潮、价值崩塌、人文重建，新世纪以来的矛盾凸显、媒介革命、多元混杂等等，外在环境比之早先的1980年代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时代生活的内容和诗歌所面临的问题也必然发生变化。诗歌固然不必当时代的传声筒，但也不应拒绝传达时代的声音，不应拒绝表达时代的内容，许多90年代的诗，在80年代不会出现，许多新世纪的诗，在上个世纪末也不会出现，这其中确乎有着一定的断裂、断代、分野的成分，诗歌确实在发生着变化，在找寻着新的道路与范式。在诗歌本身的艺术方式、美学风格上，“第三代”之后的诗歌也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征，诗歌显示了强大的创造性和自我纠偏、更新能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均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焦虑，一定程度上是以“西方”为背景和参照系进行写作的，无论是追赶、艳羡，还是抗衡、抵制，实际上都深受其影响，这其中无论是精神启蒙、观念导引、语言实验、技法革新等等，都有一个外部的异质性的“磁场”存在。这一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大幅度革新了中国新诗的质地与品质，促进了新诗的“现代性”转化，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诗人诗作。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样的写作是有其先天不足和短板的，其概念化、表面化、后劲不足、缺乏内在支撑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明显。而在世纪之交以来的近些年，此前的“后发现代性”焦虑是有所降低的，这一时期的诗歌更为自足，本土特征更强，更接“地气”，更具及物性与现实感，同时写作技法上更为丰富与综合，诗歌的先锋性仍然存在，但主要的不再表现为宣言式的诗歌运动，而是更为内在、更个人化的。这大概可以视为近年来诗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可以成为“第四代诗歌”之作为一个诗歌集群性概念所必须的某种前提。诗歌的确在发生某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转型亦未可知，总体而言，“第四代”诗歌概念的提出或许正提供了对这种诗歌变化进行梳理、考辨的契机。

从到目前为止“第四代诗歌专号”所初选的百余位入选诗人及其作品来看，的确可以用蔚为大观来形容。我们不必夸张地它说已经将近年来最富活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一网打尽（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遗漏”，名单越长可能遗漏越多），但我觉得说现有的人选已经占到了其中的半壁江山应该没有问题。整体而言他们的确已经构成了中国诗歌最为尖锐的山峰和最为壮阔的河流，从中可以窥见当前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与水准。这其中，有已经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诗界公认、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初步实现了经典化的诗人，有大量的写出扎实、有力、富有创造性的文本的实力派诗人，有一定程度上遭遇误读与偏见，执着进行着艺术探索的民间诗人，有出身学院，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外同样写出优秀诗歌作品的批评家、学者，也有新近几年涌现但起点很高，“起步即迅跑”的年轻诗人。读这些卓越的当代诗歌文本，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精神与灵魂的共鸣、欣悦、震撼，这本身即是一种幸福。我想我可以有底气地说：诗歌并未在我们时代缺席，它对得起它所承受的苦难、痛苦与欢乐，而诗人这个称号，仍然值得人们尊敬，诗人中间仍然包含了我们时代极为优秀的头脑。

“第四代”诗歌所包含的诗人正处在创造力最为活跃的阶段，他们已经并将继续写出优秀、卓异的作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对于“第四代”诗歌概念本身，一定程度上它也自会有自己的前程与命运，在一个轻飘飘的碎片化时代，在如此多的好诗与好诗人面前，我们不由不对其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