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到北京为新书《布偶》出版做宣传，接下来还要参加全国作代会，中间有一段时间空隙。我安排了这个时间去河南安阳看殷墟。关于殷墟以前了解甚少，小学的时候听人说郭沫若厉害，破译了甲骨文。此后我虽然长了很多岁数，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却比小时候没多大进步。我事先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准备去玩一次而已。

到了安阳，在殷墟博物馆门外，我看到有一条河。这河的河床被深深地切开，陡峭的河岸披着绿色植被，河水静静流淌，河面开着水生植物的花。我见过北方的河冬天都是枯竭的，但这条河明显水量丰沛。我打听到这条河叫洹河，是《诗经》里提到的河流。这河立刻让我有了时间的感觉，游兴倍增。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不断发现让我惊奇的展品和事情。我知道了甲骨文是贞卜的记录，内容包括贞卜国家战事、播种收获到国王的牙痛。我还看见了两个青铜鼎，里面各有人头骨，说明上写着这些人头都在青铜鼎里煮熟了。最为让人惊叹的是一个挤压成球的甲骨库房，1936年出土时，甲骨球上伏着一具尸骨，像是个看管甲骨库的人。这个甲骨球当时被整体挖出，运到了南京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剥离出10000多片完整龟甲。在博物馆的土地上，我四顾殷墟遗址，感觉到了历史的巨大气场。

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到李济《安阳》一书。李济是中国早年的留学生，哈佛人类学博士。这本书讲了1921年，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出一支考古队前往安阳发掘。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把玩古董，不会到田野去发掘研究，认为那是盗墓贼的事情。当时的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都是外国人主持的。傅斯年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目光远大的学界领导人，知道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在当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组织了安阳考古。李济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个过程和成果。当天晚上，我在安阳宾馆里读完这本书，内心被深深触动。

李济在书里说傅斯年当年派河南本土出生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做先遣去安阳。安阳当时聚集着一批有国际背景的文物贩子，常有土匪绑架人质。董作宾在一个古董店里遇见了一个叫蓝保光的当地伪刻手，此人吸食鸦片，没读过书，不认字，却能刻出能乱真的甲骨文。尽管是一本学术著作里的寥寥数语，蓝保光也已经显得活灵活现，让我难以忘却。李济在书里非常推崇董作宾，写到他在发掘的同时在写一本叫《殷历谱》的书。董作宾企图用甲骨文上的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来推算出商朝的准确年代。李济这本书叙述了考古队在安阳长达十几年的考古过程，最后的结局让我觉得十分神奇。考古队因为国内抗战形势紧迫，准备结束在安阳的发掘。1936年6月12日，这是考古队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他们竟然有了一个最重大的成果，在H127号坑发掘到了一个巨大甲骨球。这个H127号坑我在遗址博物馆看到过的，读了书后觉得更有意思了。一个月后回加拿大时，我已经买下了一大堆的书，有上下册的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等等。

我开始阅读这些甲骨文的著作。在专家的注释之下，阅读甲骨文显得并不困难。我并不拘泥于文字学，想要了解的是当时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阅读的过程充满喜悦，从邦岛男的书里，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我看到邦岛男根据甲骨文记载而复原的地图，商朝的帝王带着军队整年在大地上行走，留下一个个地名，那些地名的甲骨文字特别好看，只是因年代久远地名变迁这些文字已找不到对应的地方，惟有记黄河和淮河的甲骨字依然可辨。阅读的时候，《诗经》里描写的生活浮上我心，我知道甲骨文的年代虽然早于《诗经》，但我相信甲骨文年代的生活一定是留存到了《诗经》里的。

另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情是，在甲骨文发掘和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我在网上查到了明义士当年在上海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的前言，里面写到他骑着白马在洹河的河床上淘古陶片，那些在河边摘柳芽的孩子向他推荐甲骨片的事。我在多伦多中心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的幻灯胶卷，能在投影机器上观看。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17年，当时只印了190册。明义士从自己所收藏的50000片甲骨中选出2369片，亲手临摹，用先进的方法影印出来，没有注释和讲解。这样的书超出了我的阅读能力，但作为和明义士著作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是让我很满足。

在我读了自己带来的有限的书之后，想读更多的书时却困难重重了。我最着急要读的是董作宾的《殷历谱》。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有个人说可以有偿提供古籍文献的数据库。我在他的目录下查找，发现他的目录里有一个甲骨文研究的子目录。打开之后一层又一层，几乎包括了所有甲骨文研究名家的文章，董作宾的《殷历谱》赫然在目。我如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样兴奋不已，忙着和那人取得联系。他很快把《殷历谱》照相版发给我，其他的做成光盘寄到温州去。找到了这个资料库，我的视线顿时开阔起来。这里面有齐全的史语所当年在安阳的发掘日记，有多名队员的回忆文章。我慢慢读着董作宾《侯家庄获七片整甲记》，这篇文章写到他一直在追踪着一个叫大犬的商王的贞卜师，从大犬小时候在龟甲上练习刻字到老年时的随心所欲，字刻他都个个收集到。董作宾写到了在侯家庄获得的七块完整的龟甲上全是大犬的字刻，董作宾把大犬的字刻一一列出，对比着前后期的变化。我忍不住流出眼泪，心里有深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和大犬对视着。

资料和想法越来越多，多的让我以为可以开始写作了。最初几章写的很顺利，以致我产生错觉，以为能长驱直入。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写到了考古队到了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我的思维就掉进了资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找不到推进故事的情节。那段时间我经常整天坐在书桌前写不出一个字，我在住家附近的林荫小径上来回行走，脑子里一直想着找到突破口。长时间的受挫折让我对有没有能力完成这本书产生怀疑，好几次想放弃，但心里又丢不开。

自此之后，我苦干了两年，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花了多少心血，终于写成了这本书的初稿。然而，初稿的完成没有让我感到欣喜，因为它还不是我梦想中应该有的那种状态，但我又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动，已经到了我能力的极限。忐忑之中，我把稿子发给了我尊敬的出版人十月文艺总编辑韩敬群。他仔细看了文稿，认为这本书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之处，构思新颖，结构精巧，气质很好。但他也指出目前整体叙述上看起来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打个比方，感觉像读宋代江西诗派的作品，枝干瘦劲，但细节不够丰盈，骨肉不够丰满。韩敬群的意见对我的启发很大。这本书的好处已经显现，问题是过多的学术资料限制了我的虚构想象力，以致过于拘泥事实。我找到了方向，决定再修改一稿。

5年时间过去，我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期间有无数的挫折，走了很多弯路，还经常无路可走。最近我常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话，“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一部小说的书写，真的应该“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我还想起了博尔赫斯的那个观点，他认为一本书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了出来。现在想来，我觉得《甲骨时光》这个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埋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像那些甲骨片深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这样的小说只有付出坚韧不拔的劳动，加上时间和耐心，才有可能把它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