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游行》是本很有意思的小说,虽然这个“意思”未必会在我们的阅读口味之内:它显然过于冷酷,而读者早已习惯阅读那些太甜太腻的话。我们钟爱的是能够提供廉价鼓励与一心讨好的作家。可能正因为此,译者孙仲旭在序言里特别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这是一个准确的评价。
耶茨在书中显示的笔力可谓了得,三言两语便把一件事情交代清楚,同时令读者陷入“无法逃脱的孤独”沉默当中。写法之上,则一反以往作家将目光聚焦于事实冲突的层面,而只对冲突过后的残局加以描述。小说所以能借10万字的篇幅就将一家四代聚散的苍茫写出,可能正因为在写法上有所突破,即它是反高潮的。
其次,在姐妹二人对待婚姻以至人世的看法上,同样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地方。萨拉作为标准的传统女性,对一切容忍,希冀以此谋取家庭的安稳幸福;而爱米莉则是思想自由的新女性,有无数相依而眠的伴侣,一心享乐——但作者显然不是要在萨拉与爱米莉之间画定一条线来标明孰是孰非。虽然书中人物,读者惟一能报以同情的大抵只有姐姐萨拉,然而耶茨似乎并不需要这份同情(他不仅无法令自己同情笔下的一干人物,甚至不允许读者试图同情或者理解-误解)——所以不等故事完结,便让萨拉一死了之。
至于爱米莉,耶茨对她着墨更多。书中有一句话至少解释了《复活节游行》的一半内容:“她想要自由,她一直把自己比做《玩偶之家》中的那个女人。”从这一角度说,冯内古特对本书的赞誉——“福楼拜以来,少有人对那些生活得苦不堪言的女性抱以如此的同情”——也并未夸到点子上。说来作者若是仅仅止步“抱以同情”,其成就必定远逊于斯。
不仅如此,这一句称赞的前提也错了,这个问题有赖萨特与福楼拜本人的两段文献厘清:其一,萨特在《思想纪游》中谈到福楼拜的性格时曾说:“他憎恶自己,在描述他的主要人物时,对他们有一种可怕的虐待狂和受虐狂的态度:他因这些人物就是自己而折磨他们,而这也显示了人们和这个世界在折磨着他。但他也因这些人物不是自己而折磨他们,他是一个总想要折磨别人的恶毒的虐待狂者。他的不幸的人物很少好运而忍受着一切。”其二,假定冯内古特的这句评语没有出自他的“幽默感”,那么仅就前提而论,甚至连福楼拜本人都要一口否决:“为了想象我的人物并让他们说话,我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为我对他们深恶痛绝。”(1853年8月26日致路易斯·科莱信)
上大学时,爱米莉即为自己的冷漠苦寻合适身份,她给出的答案是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要想当一名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止是说话方式的问题,甚至不止是每个学期都是优秀学生,也不止是把空闲时间都花在博物馆、音乐会和那种名为‘影片’的电影上。你必须认真,但是——这是个让人着急的悖论——还必须显得从来不会把任何事情看得很认真。”
不仅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还要学会如何掩饰虚荣,爱米莉下面的这句话就与《弗兰妮与祖伊》中的经典对白相似:“在这种派对上过了一阵子,就变得有点沉闷了,你不觉得吗?大家都大声说话,想说得比别人声音更大,人人都想出风头。全是自我,自我,自我。你准备好再来一杯吗?”
在爱米莉虚情假意地婉拒了姐姐的求助后(或许这直接导致了萨拉的死),耶茨不无挖苦地描述了前者的心态:“所以问题解决了:萨拉会回去,爱米莉的白天黑夜都可以留给迈克尔·霍根,留给他之后长长的名单上的不管哪个男的。她得承认自己松了口气,但是这种松口气的感觉不能表现出来。”所以《复活节游行》的另一半内容仍旧围绕着爱米莉展开,这部分则是作者对于“冷漠”的指认。极致的冷漠,诚如爱米莉为了享乐而弃绝一切义务,而这又远比承担本来无可承担、宽容本来无可宽容的处境更恐怖。因为我们能够预料到结局是怎样的,作者也写得清楚,是一次拒绝。
姐姐萨拉莫名死去后:良心谴责下,爱米莉再一次为了寻找身份而费尽心思:“后来的几年里,爱米莉每次想到姐姐——不是很经常——她都会提醒自己,她已经尽力了。她已经跟托尼摊了牌,也提出过可以收留萨拉,还有谁能比那做得更多?有时候她觉得在跟男的聊天时,萨拉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又,“她跟一个男的那样说了——通常是已经半醉时,通常在深夜——之后会特别后悔,但是要想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也不难,方法就是发誓自己再也不会那样做了。况且她也没时间感到不安,她当时忙忙碌碌。”
如果将来能有一个乌托邦,我希望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不必为他人担负责任,而个人既是最初的裁决者,也会是最后的承担者。向来有“这个世界会好吗”之问,果真如此,则个人主义(或云易卜生主义)是惟一的解决。惜乎总有卸责之众,亦必总有好事之徒云尔。基于此,我能够理解萨特对人的境遇所作出的描述(虽然未必赞同):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没有外在的约束来规定他的选择。换句话说,人是自由的,但这自由意味着人不得不自由,因而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这不仅表示对自己单个人负责,而且是对所有人负责。所以,世人面对的事实最后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世人相互受难。
当时的想法不免悲观,然而即便在读了小说之后,也不觉有更改的必要,但要申明的是:个人主义决不是弃绝义务在前,找寻托词在后的利己主义。恐怕惟一值得慰藉的是:良心早晚会追随在不义之后并且重加清算。追捕并非总是徒劳无功,即如小说最后爱米莉突如其来地责问自己的外甥有关萨拉死因一事,也无不如此。
冯内古特将耶茨与福楼拜作比的那句话完全错了,但耶茨仍然是我所读到的作家里在气质上较为接近福楼拜的作家。即便是本书译者,也一再地说《复活节游行》过于冷酷了。我想,耶茨是很冷酷的,但与其强调冷酷,不妨说耶茨正是在这一点上与福楼拜站在了一起:“依我之见,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因此一切杰作都具有这个性质,它们看上去很冷酷,但却颇费琢磨。”(福楼拜1853年8月26日致路易斯·科莱信)
福楼拜所说的“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在这本小说里正是被耶茨不动声色加以贯彻的事实。想来一切伟大的作家虽未必都是道德的圣徒,然而可以确信的是,真正的杰作一概有着天地一般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