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干籍作家、原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网铜钩》，是中国当代鄱阳湖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一封长达36万言、承载着作者“对故园家乡的深情回望”（吴仕民语）的缱绻“家书”。小说以一种广度与深度并举的家园书写，再现了一幅瑰丽雄奇的鄱阳湖风情画卷，书写了一部气势恢宏的鄱阳湖史诗。作品从历史、民间和文化的视角切入，破解鄱阳湖独特的文化基因密码，垂钓淹没于历史烟波深处的故乡记忆，寄寓了作者拳拳的文化乡愁。

小说主要描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世居鄱阳湖之滨余南县（原型为作者故乡余干县）的两大渔村——铜钩赵家与铁网朱家，因湖界而衍生、持续了数百年的宗族械斗。历史原因、现实利益和宗族观念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两个渔村世代争斗、刀枪相向、冤冤相报、血雨腥风；生计的苦难、官府的腐败、宗法的重压和外敌的入侵，使得两个村的渔民人生悲剧赓续不绝；血火朱明、纷乱民国、悲壮抗战、烽烟内战，他们与苦难抗争、与命运对峙、与敌寇浴血、与时代搏斗，在500余年的历史时空里，凭藉一种原始的道德律和强悍的生命力，在鄱阳湖这片多难的水域，生生不息，谱写着可歌可泣的生命壮歌。

小说之所以选取“宗族械斗”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罕见、填补了地域文学一项空白的题材作为叙述对象，固然是由于惨烈的宗族械斗在作者的记忆底板上经年瘀积的令人艰于呼吸的血污和痂斑，另一方面，却也真切地体现了作者对鄱阳湖文化基因缺失的忧思和求索。“江河改道，就不应在旧河道上行船，而应在新河道上摇桨。”小说借主人公、铜钩赵村村长赵仁生之口，表达了冲破和挣脱传统观念与现实利益的“铁网铜钩”，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弃旧图新的深刻主题。它不仅是作者对小说所描写的民国时期鄱阳湖宗族械斗事件的自觉反思，更具有效用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铁网铜钩》的叙述美学

叙事：多视角切入与观照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铁网铜钩》以一种多视角切入和观照的叙事策略，一种娓娓道来、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一种朴实、流畅、紧致、绵密、立体、大气的叙述美学，为读者奉献出了一席文学的盛筵——

历史视角：将故事放置于恢弘的历史背景中去显影。《铁网铜钩》以鄱阳湖神奇的传说“神鳌换肩”开篇，一开始就将故事放置于一种神奇、辽阔的历史背景中。接着叙述日月更替、山河换形，鄱阳湖变成纵横800里的水乡泽国，成为中华大地第一大淡水湖，初名彭蠡，又名彭浦，秦汉时定名为鄱阳湖的历史沿革。继而描绘鄱阳湖自北宋灭亡以降、元末明初及至民国结束的千年历史风云，中间穿插三国东吴周瑜鄱阳湖练兵、宋朝岳飞康郎山降伏农民起义军领袖余华龙、明朝朱元璋陈友谅大战鄱湖十八年等鄱阳湖地区人民耳熟能详的历史掌故。小说的主体部分，不仅书写了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两个渔村的百年械斗，也描述了两大渔村的千年攀宗；不仅描绘了余南县人民奋起抗日、全国百姓卷入国共内战的场景，也描述了更迭频繁、错综复杂的民国时局。这种恢弘历史背景的绘制，为小说带来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民间视角：观照宗法制度笼罩下民间社会的世相百态。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的百年械斗，是乡土中国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重要方式，血缘家族聚族而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姓氏认同、家国同构，使得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个结构超稳定的社会。一切为了宗族利益、一切为了维系宗族的团结，这种观念在百姓的脑海中与生俱来、长盛不衰，即使为此付出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铁网铜钩》中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的生死搏斗，最直接、最简单的动机，就是为了争夺湖面水域、保护宗族的生存资源。这是造成两个渔村纷争不断、苦难深重与悲剧绵延的一大主因。小说以一种自觉的民间社会意识、一种探触社会生活底层的民间视角，切入宗法制度笼罩下的中国民间社会，展示社会矛盾，书写人物命运，表现复杂人性，呈现生活本相，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鄱阳湖地区宗法社会的特质，以及开始萌芽的一丝转型征兆。

文化视角：鄱阳湖古老地域文化的抢救性发掘与呈现。《铁网铜钩》是一部具有浓郁地域色彩与地域风情的长篇佳构，作品以动态的叙述和细腻的笔触，详尽地描绘了民国时期鄱阳湖地区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为行走在消逝中的鄱阳湖古老地域文化立此存照，极具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小说中，民国时期鄱阳湖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以及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渔捕文化、美食文化、年节文化、瓷器文化、宗法文化、风水文化，以及舞灯、赛龙舟、婚丧嫁娶、招魂等古老习俗，乃至赌博、卖妻、典妻、沉湖、湖匪、帮会等不良社会现象，无不借助于人物之口说出，或者直接呈现出来。如小说在交代铁网朱家、铜钩赵家两个渔村的得名时写道：朱家只得使用网具，包括大网、拖网、丝网、罩网、耙网等；赵家则只能使用钩具，包括大钩、小钩、鱼叉、铁刺、卡子等。这种介绍，不仅让读者知晓了两个渔村名字的由来，也为读者上了一堂有关渔具文化的普及课。

布局：“一主两副”的线索铺设

《铁网铜钩》布局精心，铺设了“一主两副”三条叙事线索：以铁网朱家、 铜钩赵家两个宗族的世代恩仇为主线，以渔民与官府之间的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为副线，由此展开悲喜故事、推动情节发展、演绎人物命运。

世居鄱阳湖畔的铜钩赵家与相邻的铁网朱家两个渔村，500年前，在难以划定界线的湖上捕鱼，常因争夺捕鱼水域而发生械斗。官家按照皇上旨意，给双方在湖中一个小荒洲的中央划定了界线——这个小荒洲由此得名为插旗洲。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水文发生巨大变化，插旗洲向着铜钩赵家的水域不断生长，界线不断向着铜钩赵家的水域压缩，铜钩赵家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两个渔村的冲突又起。唇枪舌战的谈判未果，双方都诉至县府。然而县长只想利用朱赵两村的宗族矛盾渔利，对诉讼一拖再拖。于是双方在湖上摆开阵势，欲采取传统的办法，以武力解决问题，因突起狂风骇浪而作罢。但暂时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弭，不久双方再一次湖面对垒，刀光剑影，流血漂橹，酿成近百人死亡的惨剧。500年前的朱陈战场，变成了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的生死鏖战地。抗战结束，余南县派来了新县长，然而渔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丝毫改善，日子反而更加困窘。希望破灭，悲剧仍在上演。铁网朱家认为“桥归桥，路归路”“鬼子走了，亲人还是亲人，仇人还是仇人”，一场新的更大的武装械斗开始了。所幸刚刚解放了余南县城的人民解放军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新的杀戮……

小说在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的宗族恩仇这一主线之外，还设置了两条副线：一、余南县人民与民国政府县长黄中和之间的矛盾。民国政府县长黄中和是一个伪善、狡猾、贪婪成性的政治官僚，他不仅尸位素餐、鱼肉百姓，而且利用铜钩赵家与铁网朱家的世仇，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最终遭到余南人民的驱逐。后黄中和卷土重来，却在侵湖日寇面前卖身变节，投降日军，组织皇协军，最后死于非命。黄中和的所作所为，是乱象丛生、腐败透顶的民国时期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小说设置的第二条副线是余南县人民与侵湖日寇的斗争。侵湖日寇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在民族大义面前，赵朱两村放弃前嫌，同仇敌忾：“日本人是心腹大患，村子间的争斗只是手足之痛。”他们携手抗敌，共御外侮，火烧敌人汽艇、围猎侵略者，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反侵略赞歌。

人物：真切鲜活的民国鄱湖众生相

民国时期的鄱阳湖，是一个男性的湖泊，它蛮荒、彪悍、雄奇、神异。几千年宗法社会的浸染和深陷宗族血仇的漩涡，使得这里民风强悍、崇尚暴力。民众有勤劳本分、淳朴善良、宽厚忍韧的一面，更有偏执狭隘、强硬彪悍、以暴易暴的一面，呈现出迥异于中国其他大湖的鲜明的地域性格特征。

《铁网铜钩》将文学的雕塑刀在宗法制度与宗族恩仇的岩石上或轻或重地凿击，雕塑出一个体系庞杂、面目迥异、个性鲜明、形象鲜活的民国时期鄱阳湖人物群像。在这些人物形象中，有渔民、村长、族长、工匠、塾师，也有官吏、兵痞、湖匪、青帮、赌徒、妓女、汉奸乃至敌寇；有农民起义军统帅、将领，也有民国政府领袖；有男性，也有女性。小说人物众多、各具个性、栩栩如生、真切鲜活。他们的命运纠葛在一起，织就一幅民国鄱湖众生相。

这幅民国鄱湖众生相中，最大的群体是世世代代生息在鄱阳湖滨的渔民。他们大多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宽厚、仁慈，率真、耿直，诚实、守信，坚韧、顽强，当然更多的是血性和彪悍，有的甚至还不乏精明与狡黠。他们就像鄱湖水一样灵动聪慧，又如鄱湖草一样柔韧顺从，更似鄱湖边的泥土一样质朴无华。他们以自己卑贱、苦难、忍韧和不屈的躯体和灵魂，构成了乡土中国宗法制度下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宗族利益面前，他们可以偏执狭隘、刀枪相向，但一旦面临着外敌入侵，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同仇敌忾的血性与担当。

小说塑造了赵仁生、朱继元、苏先生、飞天拐子（赵礼生）、永生、义生、金根、木根、水根、火根、土根、义生妈、小鲤姑娘等一大批民国时期鄱阳湖民间社会的群像。尤以赵仁生、朱继元、苏先生、飞天拐子四人的形象为最鲜明，也最令人难忘。

赵仁生的父亲在宗族械斗中被铁网朱家打死，临死前父亲叮嘱他忘了仇恨、好好读书、长大后离开家乡，但爷爷临死前却反复告诫他一定要为父报仇。爷爷和父亲两个完全相反的遗嘱，让他很难抉择。因家庭贫穷，他读完高小后只得辍学，去余南县城跟从姜师傅学打铁，与师傅结下父子般的情义。然而此时铁网朱家与铜钩赵家大举械斗蓄势待发，为了保全宗族，经过痛苦的思索后，他跟着叔叔回到渔村，接受家族的重托，成为铜钩赵家的领头人，先是率领赵家迎战朱家，后是联合赵、朱、曹三个相邻的宗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战结束，内战再起，他被强征入伍，九死一生，最终从千里外的战场，回到家乡，重被卷入宗族械斗的飓风中。

赵仁生的命运惊心动魄：年幼丧父、三次被抓（土匪、日寇、国军都抓过他）。赵仁生的人格熠熠生辉：他文武双全、沉稳聪慧、达观豪爽、诚信仗义；他厚道诚挚、重情重义，对宗族、对亲人、对同伴、对乡民、对师傅、对恋人一片真情；他胸襟开阔、洞察大局，清醒地看到冤冤相报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他用尽办法、费尽心力、力求和解、极力争讼，始终都在寻找制止械斗、消弭死亡的通途。他的性格，具有典型的鄱阳湖渔民特点。他是比较完美的中国农民的化身，在他身上，聚合着传统文化的道义、智慧和力量。他的个人史，就是一部家国史。

朱继元是小说中另一个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与赵仁生不同，朱继元的性格更具多面性，因而也就更具人性的深度。作为铁网朱家的族长，他威仪沉稳、刚愎自用、精明强干、工于心计，在维护宗族利益上不遗余力、寸土不让。然而他也血性未泯、古道热肠，明大义、识大体。当日寇侵湖时，他果敢地捐弃前嫌，与赵、曹两宗携手御敌。在与日寇的战斗中，他的一个儿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为乡土中国宗法社会底层的一名乡绅，朱继元自小深受孔孟思想的浸染，有着自己鲜明的价值判断和人生取向：他崇尚儒家道义、讲究长幼有序、胸怀家国意识、不断自我反省、坚持故土难离。他矛盾的性格特征和生存哲学，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冲突造成的扭曲与变形，更是生存环境挤压的产物。

塾师苏先生是小说塑造的一个类似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道德楷模。他因亲见了妻子难产受难的惨绝，深感作为女人的悲哀和作为男人的罪孽，于是将家产全部留给妻子，只身来到铜钩赵家教书。他满腹经纶，饱含对国家、对民众的真挚情怀，幻想通过教育救国救民。他心存中国传统伦理纲常，超然世俗，对奸佞、邪恶充满憎恶。他循循善诱、爱生如子，发现赵仁生喜爱读书的性格和极好的读书天赋后，对赵仁生格外钟爱和关心。他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当赵仁生因家境贫寒，读完高小只得辍学时，他亲自登门，劝说赵仁生的叔叔和母亲让赵仁生去县城读初中，并主动提出支助赵仁生上学。当看到赵仁生辍学意志已决，他又捐赠给赵仁生几大箱子书籍，并叮嘱赵仁生不要忘了读书。民国的混乱世道令他失望之至、极度厌恶，当县府勒令铜钩赵家交出械斗首犯时，他挺身而出，为全村人顶罪，从容赴死。他是乡土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尽管过着简朴的生活，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他人生的写照。

飞天拐子（赵礼生）是与鄱阳湖地域文化性格最为契合的人物形象。童年时父亲被铲族谱，跟着父亲流落他乡，身致残疾，最终回到渔村的切肤之痛，使他成为了一个捍卫宗法制度与宗法传统的最坚定者和急先锋。他虽然是个残疾人，却性格火爆、刚烈无畏、胆气超人、身手非凡。他曾在集市上追杀凶横的屠夫，在湖水里刺死绑票的湖匪灰鲇鱼，在元宵灯会上单挑不可一世的朱家公子。这是一个让人读来痛快淋漓的人物形象，也是民国鄱阳湖众生相中一个最具原始生命力、最有个性、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铁网铜钩》的文化乡愁

作为一名离开故乡已达40余年的游子，《铁网铜钩》寄予了吴仕民先生深沉的文化乡愁。作者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曾在鄱阳湖畔的余干县生活了20余年，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记忆中。鄱阳湖两岸绮丽的自然风光、鄱阳湖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性格特征、鄱阳湖地区的风俗礼仪、鄱阳湖地区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掌故、鄱阳湖地区独有的传统建筑、鄱阳湖地区浓郁的地方方言，乃至鄱阳湖畔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械斗场面……这一切的一切，都化成了作者的生命记忆。

《铁网铜钩》是作者酝酿了30年余年、费时3年，所写就的一部向鄱阳湖致敬、向故乡致敬的宏篇佳构，也是一部抒发自己故乡之思、故乡之恋的厚重的“乡愁之书”。作者把自己对故乡的童年记忆，把故乡独有的地域风情和历史文化，把自己对故乡一片缱绻的赤子之情、赤子之爱，都一齐融入到了这部气象恢弘的作品中。这是一部独具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篇小说，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知识的教科书，一部不可多得的鄱阳湖文化之书、干越文化之书。

这部作品中，有着大量鄱阳湖地区人民特别是余干人民无比熟悉的生活场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和方言俚语，相信当熟悉这一地区的读者们，从小说中读到这些内容时，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例如——

奇特风俗：小孩生病，忌说小孩有病，而称“做狗”……

历史故事：余干历史名人吴芮的故事、忠臣庙的故事、娄妃的故事……

民间传说：鄱阳湖成因的神话传说、马背嘴的传说、苦麦鸟的传说、县官判三两七的传说、麦黄洲石米臼的传说……

方言俚语：“三日不下河，吃掉一只老鸡嬷”……

吴仕民先生以其对故乡的赤诚之爱、丰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学素养和专业的民俗学知识，成就了《铁网铜钩》这部极具艺术张力和文化价值，同时又体现了对社会形态变革的深刻洞察和积极思考的优秀作品。感谢吴仕民先生，他不仅用他的小说带我重回了一趟故乡，更让我加深了对故乡地域风情和历史文化的了解，使我对故乡的情感，变得更加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