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在那时候还是一个禁区，尤其是像《金瓶梅》之类的作品。美国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读这些小说，中国长期以来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人纵深研究这类小说。有一位很权威的普林斯顿教授很早就曾跟我说过，研究这类题目就好比是把中国的脏衣服晾在外面给大家看。他是开玩笑，但也不完全是开玩笑。

马克梦（Keith McMahon），于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法语与比较文学（1974年），获学士学位，耶鲁大学中文硕士（1976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1984年），其间曾在台湾、北京和上海学习、研究多年。1984年始，任教堪萨斯大学。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小说、中国文学中的男女人物类型、色情文学、鸦片吸食与现代主体性、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等。著有：TheFall ofthe God ofMoney:Opium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China（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Misers,Shrews andPolygamists（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5，中译本《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Causality andContainmentin Seventeenth-centuryChineseFiction（Leiden:E.J.Brill,1988），WomenShall NotRule（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13，《牝鸡无晨：历代后妃生活》）等。

汉学研究，从学习汉语开始

我于1971年开始学汉语，1974年开始做汉学研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最感兴趣的领域是欧洲中古时代到20世纪初的叙事文学与小说。为什么学起汉语来了呢？在主修法语以前，我先主修语言学，而语言学系的学生按照规定都得学一门非欧洲语言系统的外语，我于是就选择了汉语。在这之前，我对中国一点印象都没有，吸引我的是一个较抽象的“目标”：学一门与自己的母语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这么选择会给我一定挑战和机会，让我迈入一个对惯性思维极具刺激性的世界，说不定也会让我“成为”（或“懂得”）另外一个“人种”，进入一个超越性的意识境界。我这样想，跟当时流行整个美国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潮流有关。当时很多人通过吸食迷幻药（尤其是LSD）来达到此目的，也有不少人借助禅坐、清修，及其他许多办法，如政治活动、读书学习等来进行，我选择了后者——读书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选择所造成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是1976—1977年我去台湾留学。我在台北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住宿则在国际学社。住的是一间有四个床位的房间，有三位来自台湾本土的同屋。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个新词汇就好像是一张新门票，那么多门票就好像每天有一千扇大门在不断地对我次第打开，有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

从性别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这种过瘾的感觉，竟然还有第二次，是1979—1981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时。中美建交的第二年，我作为第二批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研究生到中国来学习。汉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当时变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个美国人研究法国文学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政治影响。但一个美国人若研究中国，则会极不一样。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主要是到日本或中国台湾去，到中国大陆来，是1979年之后才有的可能。在台湾读书时，跟语言学校的老师交流，我受到了一些国民党的宣传，“光复大陆”、“勿忘在莒”之类的标语，在台湾街头及宣传品里，随处可以看到，“孔孟之道”也听了不少。同时也听到了很多迄今都令人尤为感动的人生经历。几乎我的所有台湾老师都是从大陆过来的，他们常常提到抗战前后与逃离大陆的故事，再加上我在台湾学习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忘年交”，——不是一起学习的台湾同学，是一位50多岁、来自山东的退伍老兵老宋（我已在别处写过他的传），他当时在国际学社当工友。他跟我讲了很多国共战场和山东老家的事。我当时对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都了解得很肤浅，而且也不感兴趣。——这可能不像当时其他的一些美国同学，他们有的甚至热爱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极为瞩目关注。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不能不去了解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复旦的同学与我来往多的，基本都是1977级。他们大部分刚从乡下或工厂出来，其中也有几位作家，包括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作家（如写《伤痕》和《拂晓前的葬礼》的两位，就都是当时复旦中文系的本科生，而且后者到现在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个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么一种环境，真像是进入了另一宇宙一样。当时我跟人交流有极度陌生感，生活条件又极其艰苦，每有不舒服与不适应，但也有很多快乐，尤其是认识新朋友时。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离得越远，那种新鲜感就越强烈。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在那时候还是一个禁区（今天可能稍好），尤其是像《金瓶梅》之类的作品。美国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读这些小说，中国长期以来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人纵深研究这类小说。有一位很权威的普林斯顿教授很早就曾跟我说过，研究这类题目就好比是把中国的脏衣服晾在外面给大家看。他是开玩笑，但也不完全是开玩笑。背后大家有疑问：写性这个题目是不是太不严肃？是不是太好玩？别的同学很用功地研究很正经的问题，像顾炎武的政治思想、明代的北京、清代的户口制度等等，而我关注及诉诸研究的，则是明清世情与色情小说。

简而言之，我在当时只好自己“开辟”自己的研究道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阅览旧小说，也从上海跑了无数次北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善本。那样的小说没处买，一般图书馆也不对外借阅，只能在阅览室一本一本地读；而且读完了书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一起讨论，因为“性”这个题目，大家还是比较忌讳的，在当时也很少有人会读这样的书；再加上连我自己当时对性与性别研究也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储备，还缺少方向与理论的训练，我第一次发现有《金瓶梅》这么一本书时，极度吃惊，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后来发现的“新大陆”越来越多，一跳进去就是一个“无底洞”。不但有《金瓶梅》，还有很多类似的小说，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也包括许多小说集，如《欢喜冤家》《一片情》《弁而钗》，等等，更不用说有什么《如意君传》《绣榻野史》《肉蒲团》等等比前者更为色情的小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但过去很少有人予以很多关注。于是我就开始了两种互不连属的研究生活：一是跟中国朋友和中国老师交流，讨论正经文学文本；其二是我的个人研究专题，只能自己跟自己探讨。有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1979—1981年在复旦进修，1985—1986年在北大作访问学者，两次都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资助；1987、1988、1989，连续三年，每年夏天我都到北大访书、访学，同时也访旧，与旧日师友见面、交流；1991年我最后一次在北大作了一年的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访问学者，这期间我都一直在读明清的世情与色情小说，进行思考、研究。从1991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我都会到中国一次，每次两三个星期，见见老朋友，也与中国的同行交流、互换研究心得。

30年来，我慢慢地总结并形成了一套研究性与性别的方法。我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一个尴尬的、比较别扭的题目作为研究专题。这并不简单，还极不容易。用计算的方法来数一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每人有多少次上床机会，某某人跟多少对象发生过性关系，或者数一数旧小说中有多少字是秽亵的、需要删节的……这都没有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小说中语言的用法，比如性行为的描写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是暗示的、轻描淡写的还是露骨的、毫无顾忌的？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在理论上如何讨论性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总的来说，一个忌讳的、被封闭的题目总是有很多成见妨碍我们去了解它。幸亏20世纪中后期有许多理论帮了我很大的忙：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它们最重要的贡献，也即它们的一个主要共同点，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性的质疑。女性主义给我的启发是关于男性主导价值观对女性的各种排斥与成见，以及社会对性别角色所起的支配作用。我逐渐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也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起主要的支配作用，这即是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女人身体的买卖以及青楼文化也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妓女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在旧小说当中，正妻与妾的关系，她们之间的互相争斗、交往、妥协、合作，以及她们的不同用心与动机，都引发我极大的好奇与兴趣。他们各自所属的人物类型，也时时引发我的注意，如奇女子、淫妇、泼妇、吝啬鬼、酒肉和尚、败家子、风流才子、落魄书生、侠客、贤妻良母，等等。另外还有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在晚清，当中国受到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妻妾制度逐步发生的变化，都在我的关注之中。最近我所作的新的研究，是中国历代皇帝的后妃制度。后妃制度在每一个朝代所发生的故事、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皇后（或太后）的“垂帘听政”与她们在历史上对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我的着眼点。比如对慈禧太后，我们今天的研究视角、眼光、问题意识，肯定和十几二十年以前不一样。

在美国学中文，研究中国

在美国学习中文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许多观点和态度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19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单纯就19世纪的西方汉学与中国学而论，在意识形态上也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将中国作为标本。当时的西方人即已开始研究全人类的思想、社会、族群、语言、文化、地理、植物、动物，以及各种自然资源，他们如搜集标本般将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归类，中国只是他们关注中的一类。这类研究方法、利弊，很多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人曾经做过专门性研究，写过不少文章，兹不一一赘引，我只扼要地说，这样的视角不但把中国作为标本，而且往往将中国看成一个没有“醒”过来的文化区域，还处于一种蒙昧状态中，需要西方人对他们进行“教化”才能从蒙昧中走出来。比如，中国人与鸦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我从前研究过的专题。鸦片在中国走俏，“中国人离不开鸦片”，这是当时一个常常被举的例证，借以描述、形容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抽，西方人不抽，这个分别有象征意义，说明中国在躺着做梦，西方人在站着干有利的活、有用的事。中国人的衣服宽大而松，西方人的衣服松紧适体，松的衣服适合躺下抽烟，适身的衣服则不然，因为抽一次鸦片颇费时间，适身的衣服躺下极不舒服（也容易弄皱衣服）。再加上，西方人忙，没有时间做那么多鸦片梦。当然，也有极少数“怪”的西方人，会去尝试吸食鸦片，甚至会穿着中国服饰与中国人一起抽，将自己临时地“中国化”。他们在抽的时候可能会有超验性的同化感，好像终于同中国人一起达到了精神上的共同点。吸食过大烟的西方人，也有的会指出，说鸦片的坏处被过分夸张了。而确实，得承认，鸦片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起好作用的，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有许多英国士兵患了疟疾，有医生就建议说抽鸦片可以治病，但军官坚决反对，认为抽大烟是堕落习俗，不可采用。结果死亡率非常高。那些吸食过鸦片的外国人，可以说是19世纪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持另一类态度、看法的人，是尊重甚至崇拜中国文化，将它看成一个超越性的文化，可以帮助西方人跳出过于物质化的窘境，并且可以教他们如何化解西方的近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紧张与不安。

在20及21世纪，也有类似的现象。有的人研究中国，基本上是在做情报工作，深入了解中国，只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美国政府远东战略及对华政策服务。另一种极端，则是痴迷中国、日久成瘾者，他们中许多痴迷中国诗词、文化，也有的是降心于佛教或道教，也有的是为了维护和阐扬“孔孟之道”，也有的是气功爱好者、功夫迷。之外还有一种人，热衷讲中文，“日久成迷”，这种人只希望能讲中文讲得如中国人一样好，不时显摆，就有点像19世纪的一些美国白人，热爱印第安人，要逃离白人世界，融入印第安社会，英文叫作 “gonative”。我以前有点属于这类，但很快就发现这就跟贾宝玉一样，喜欢跟姐姐妹妹们腻在一起，但永远无法加入姐姐妹妹的队伍，永远是个男子。我一样也无法完全中国化，这样做，这样希望，太不现实，太忽略自己的身份、文化立场，人不可能消除自己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文化属性与生活条件。

理论与考据之别

从事汉学研究以来一再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理论与考据的关系。古汉语不仅对我们这些汉学家，即使是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也都非常难，读一本古书，即使是受过一定训练，借助古注古疏，甚或是今人今注今译本，也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读懂。不但要读懂，也得学会分析，不能完全囿于前人成说，要学会提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能只说或只知道某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或某个历史人物做了些什么。这些问题牵扯面甚多，可能会有些大（须专门花费笔墨探讨），而且也涉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同，也可以称为理论与考据之别，也可以说是思想与技术的不同。

我1970年代中后期在耶鲁和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时，老师们都曾郑重指出汉语要好，读文本要读得全面与正确（即字字要得以确解）。这当然没错，可谓不刊之论。但1970年代的美国又是一个理论思考非常活跃的时期，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极度流行，我也深受启迪，兴趣盎然。但老师们不希望我参考或采用这些理论，只是指点我专心读懂文学文本，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当时我们心目中的模范研究生是汉语水平极高，比谁都能读懂文本，参考书也熟悉得不得了的人，而且在日本或台湾呆过很多年，至少也是两三年或更长时间。不过当时在别的研究领域里，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比如欧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里，那些人的理论基础、训练向来较强，读懂文本对他们而言重要是重要，但不能只做那样考证性的、一字一句必求确解的研究，一定要有理论思考，要有理论框架。这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目前越来越多做汉学研究的人都能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但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很不好解决及处理好的问题。

语言基础非常重要，考证能力也要很强，不用科学方法读懂文本，他的研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而从另一方面，如果只有理论基础，文章通篇只是千篇一律的福柯最漂亮的理论术语，这也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理论术语用得恰当、贴切，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研究的对象，如“画龙点睛”，给读者以启发。理论对头脑就好像是一种维生素，同时对头脑思辨也是一种挑战，会让你排除成见，进入“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境界。但理论养成，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有意识训练，需要时间的投入。研究生早晚得决定要在哪一方面下“笨而狠”的工夫。理论训练会提供一套思考工具，让你去了解和构拟各种文化现象、提炼问题意识。没有合适的理论梳理、理论框架就没有办法组织知识，也极容易把学习及研。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对文本的详细了解，对语言的深入掌握，对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等的全面熟悉，同样很重要。古代所传承下来的知识与读书、思辨方法保留到现在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它们有它们的价值、合理性，甚或现实意义。千万不要忽略理论思考（此亦即中国古人常说的“义理”）对世界的贡献，不要以为理论只是时髦，甚至只是曾经的西方时髦，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的人会说：因为理论是一个西方的东西，不适合运用在中国的文本上（友人孟繁之说，中国古人也非常注重义理思辨，清代学者戴震和章学诚见面时，即说过“考据是抬轿子的，理论才是坐轿子的”的话）。——这个题目很大，我不能谈得很多，但此说法难免带有排外情绪，有点像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这种思想让人觉得中国文化是精粹，是自我成系统、封闭发展的，西方理论、学说、思想与它格格不入。以目前的俄罗斯为例：他们对同性恋的歧视与虐待属于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反对与抵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代表另外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系统。西方哲学确实有些内容只适合在西方用，有一些价值观也如此，这个并不难弄清楚。但西方的不少基本观点与思维方法，其实在中国也能找到，尤其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的质疑，道教、佛教中老早也有。如果把这些共同之处作为出发点，全世界可以有一个比较相通——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理论语言来彼此沟通。

今天来参与讨论的，主要是北美的汉学家。在中国的汉学家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我对那些不是很清楚。我站在这两种极端的中间，既羡慕深懂理论、理论训练素深的人，又羡慕汉语水平、运用能力极强的人。我只会一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它对我进行性别研究最有用，但理论界的许多争论与演变关系则非我所懂。我也不能教一门理论课。至于汉语水平，这对我，是永久的挑战。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用中文演讲，是因为我在美国不仅仅给美国学生用英文讲中国文化，我同时也是他们学汉语的老师。只有这样，我的汉语才能一直维持一个基本水平。不然的话，讲中文的机会太少，会忘掉太多！教学生汉语也是一种很实际的工作，这对教文学课是很好的调整。再者，看到学生学习外语的努力与奋斗，跟他们在课堂上的日常接触，对我都是很宝贵、不时促使我不容懈怠的经验。我建议更多的、在国外生活的汉学家也能和我一样，当当汉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