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盖头》是王芳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以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朴素真实的叙事风格和异常鲜明的人物特性，使它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网上销售记录一再刷新，林甸县掀起了《血盖头》热，一些书友纷纷热议这部关注林甸近代史的长篇小说——林甸的作家，第一次系统、深入、真实地再现了林甸那段鲜为人知且不该被遗忘了的历史。为此，一部《林甸县志》，被作者翻阅了不知多少遍，甚至随口就可以诵读其中的段落——这种务实、严禁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笔者以为，解读《血盖头》，不能从单一的视角看问题，要采取综合审视的方法，从主题的广泛性、持久性，从故事的合情合理、有条有理，从人物的独特性、趣味性，从小说语言等方面，去系统、客观、理性地解读，才能比较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其中的含义。

先说《血盖头》的主题。《血盖头》的主线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出生在书香门楣的林野花，因“克死”了母亲而受尽了“白眼”甚至是“虐待”，而在逆境中长大的林野花，在哥哥林嘉俊的力挺下走进了自家的私塾，从而和修云生相伴，并喜结秦晋之好。然而，就在花轿吹吹打打进了县城以后，一颗子弹，一颗由日本人枪口中射出的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修云生的眉宇，红盖头滑落，修云生的鲜血滴落在红盖头上，使其变成了一方殷红的血盖头——这使林野花的婚礼成了修云生的葬礼。接着，林野花又被上野等日本人糟蹋，这些都成了她心中不能释怀的仇恨——这是林野花的家仇。另一条线，是林野花大哥林嘉俊、二哥林嘉城先后走上反满抗日的道路，大哥被日本人枪杀，二哥坚持抗日，并引导林野花的丫鬟春桃走上革命道路，为驱逐日寇，为民族的解放，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这无疑是为了“国恨”。至此，王芳把《血盖头》的主题确立为“家仇国恨”。而“家仇国恨”——外敌入侵所带来的切骨之痛，正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处处可见且不容我们忘记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走进了《南京，南京》，走进了《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罂粟花》（观我斋主人）《死中求活》（对镜匡虎科）《救劫传》（艮庐居士）……而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面世至今已有115年，且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抗战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且引发了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合力与原动力，这正说明了“家仇国恨”这个主题的广泛性和持久性。

再说《血盖头》的故事。在《血盖头》里，林野花出生并“克死”母亲，这在封建迷信泛滥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林野花受到的“白眼”、“虐待”乃至被二姨太——林野花的二妈所利用，导致林野花一系列灾难的发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在林野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时，林智儒那种既爱又恨、时而思念又时而退却的矛盾心理，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张瞎子为林野花的婚事占卜，而当占卜结果带有血腥的时候，张瞎子慌慌张张地说自己没有净手，因而此卦不灵的心理状态，与亲如一家的张瞎子与林野花来说，他的不甘、他的挫折和他的美好愿望，都在这一刻戏剧性地表现出来，这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河山破碎、民族危亡之时，林嘉俊串联有志青年、甚至走上街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呼号，在对当局抗日救亡失去信任之后，又毅然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走上反满抗日的道路，最终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当大哥林嘉俊牺牲之后，林嘉城不畏艰险，继续大哥未竟的事业，甚至规劝小妹林野花投入抗日的队伍，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晚清秀才武道远的心里，一直眷恋着大清朝的好，因为他是大清朝的秀才，秀才是要当官的，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他留着长辫子，并视为一种神圣。同时，当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心花怒放，以为大清朝又回来了，当伪满洲国协同日寇残害中国人的时候，他又痛骂伪满洲国借尸还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当林野花借助土匪头子刘金山的力量，为丈夫修云生报仇以后，毅然走进熊熊燃烧的大火时，我们会想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封建制度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在书香门第成长起来的林野花，她走向死亡，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科学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当干旱、虫灾、瘟疫等横扫大地之时，人们对着虫王爷顶礼膜拜，对着诸神叩首，也都变得合情合理了……《血盖头》的故事，无论是林野花这条命运的主线，还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和林甸民俗风情的两条副线，都是合情合理且有条有理的，其结局也是自然天成的。

三说《血盖头》的人物。在《血盖头》里，我们会认识林野花、修云生、林智儒、武道远、张瞎子、老方太太、二姨太、林佳慧……在诸多人物中，笔者选取其中的几位进行剖析。

林野花——封建迷信的十足受害者。

一个一出生就“克死”母亲的人，被禁锢在西跨院里，她趴在门缝上看主院张灯结彩、朱门酒肉、雍容华贵，她不免会投去羡慕的眼光；因为“克死”了母亲，她只能称其父亲为“大”，为此没有谁能说清她内心的委屈；她作为林家三小姐，且是大太太所生，却被剥夺了与父亲与哥哥姐姐共进膳食的权利，以至于看到鸡腿，她会流下哈喇子；而当林野花得了“黑死病”时，更是被封锁在西跨院里无人问津……这样的遭遇，让丫鬟为之揪心，让奶妈为之流泪，也让读者为之不平和愤慨！后来，她坐在家庭饭桌上，却生生地看着“大”、二妈、大哥林嘉俊、二哥林嘉城、大姐林佳慧、二姐林佳音的样子；而快乐时光，就属于在私塾读书时与修云生的交往了，直到林野花报了家仇，毅然走进了火海——封建迷信给她的伤害和她无奈沉郁的眼神，让我们无法忘记。

修云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一个遗传了父亲基因的小伙子——修云生的正直、善良、智慧和勤劳，使他从私塾就开始了保护弱小。他的一双“铁脚板”，他遇到绺子时的镇定，他学以致用的睿智，他为了养家糊口混迹匪窝且不失善良本性，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听了武道远“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讲解，就想起抓鱼，然后就偷偷地跑出去。这事儿，让武道远气愤不已，让林智儒又哭笑不得。他的一生，是在为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的生存奔波的一生，是保护林野花所代表的弱势人群的一生。在他人生的最后，他在林嘉城的影响下逐步觉醒，且刚刚走上反满抗日道路。而一声枪响，他抽搐变形的脸和他无望的眼神，始终历历在目且清晰可见。

老方太太——民间智者的代表。

古稀之年的老方太太，面对修云生的死亡和林野花的殉情，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那叫啥，叫孽缘。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特别是姻缘。这孽缘嘛，那是前世欠着了。欠啥？钱财？人命？情分？这是无法说清的事。反正，修云生把命给了林野花，林野花也用一生来还修云生的情分。谁亏谁占了，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而作家王芳赋予老方太太的形象，是“穿着黑色棉布袄裤，满头银发一丝不乱。脑后梳着一个髽鬏，外包一个黑色发网，紧紧网住盘好的发丝，再用银头钗别住。她手拄拐杖，扭着一双小脚进了屋。”在看到“小山子站在门口不动”便挥手说道：“去去去，半大小子没个眼力见儿，别在这里乱瞅，小心长针眼。” 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像是给自己贴上了标签。特别是她动不动就撇着嘴说话的形态和对女人生孩子的认识：“这女人像大树，肚子里的孩子像树杈，女人生孩子就像掰树杈，用点劲就掰下来了。”这样的言行，只要你扫一眼，就烙在你的心里了。

武道远——晚清知识分子迂腐的心境。

四十岁考上举人的武道远，听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宣布退位，于是，他“放声大哭，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喝得酩酊大醉，一睡就睡了三天。”后来，他投奔了好友林智儒，在林智儒的私塾里教书，但不管林智儒怎么规劝，他都不肯剪掉辫子——大清王朝的标志，似乎在他的心里是一种寄托。而当伪满洲国成立，他立马精神矍铄，操起经书，就要为林野花讲学。但是，当伪满洲国当局警察私闯民宅，肆意杀人，公然掠夺，他才猛然醒悟：“这不是我们大清王朝的行径。一定是何处妖魔借尸还魂，才会祸害百姓的。呜呼，我空欢喜一场，我的大清王朝不复返了。”由此，一个晚清知识分子的迂腐形象跃然纸上。

张瞎子——贫穷落后旧中国民间的精神寄托。

张瞎子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话比父母官好使？原来，他是个“能通仙能过阴，能算命能打卦，还能查看阳宅运数，阴宅风水。更能查猪羊牛马走失，姻缘命运”的人。他常常瞎眼对空，说出一些让人们豁然开窍或心惊胆战的话，似乎透过空洞的眼睛，能看穿宇宙尘埃背后的奥秘。比如，面对流行的马媾疫，他对世人惊呼：“马媾疫是什么？那是绝后的瘟疫……”这样的言语，引起一个县城的惊慌，随之便采取了种种行动。再比如，面对林甸境内的大旱灾，就连设治局专员都要上门请教，推动了虫王爷祭祀活动。但是，他也有失算的时候。当大户张大千被“七省”绺子绑架，问其是否报官时，张瞎子给予了否定的答案，结果张大千被撕票了。特别是为林野花占卜婚事，卦象显示有血光之灾，他竟然以手未净为由，而重新算了一卦，结果又是一声枪响……作家的笔就像一把刻刀，一刀刀刻下去，这个人物便栩栩如生了。

除此之外，二姨太的狡诈，林嘉俊、林嘉城为救民族于危亡的奔忙和一些官吏奴性的嘴脸，都在作家笔下较好地竖立起来。

而作为故事的载体——小说的语言，可以说，作家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拿起长篇小说《血盖头》，有一种一口气读下去的冲动，这得益于小说的故事的跌宕起伏和趣味性，但我们不能忽略小说语言的功能——它的流畅、简洁、诗意，它的易读性，它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都体现了作家的语言把控能力。

行文至此，就涉及到《血盖头》另一个可圈可点之处，即：从“人性”的基点出发，揭示人生的本真。在假模假式的人际关系中，林智儒游移于骨肉亲情与对“克星”的憎恨之间；二姨太在争宠与争权夺利上，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以至于大太太血崩而亡，最后自己也走上不归路；修洪大为了报恩，自愿来到林家西跨院，救林野花于水火；修云生死后，林野花对公婆的惦记和关照；刘金山作为土匪头子，在林野花走进熊熊燃烧的大火时，竟然喊道：“林野花，你绣的是洒满杜鹃花的红盖头啊。你不讲信义，你就是不愿意嫁给我，你也不要去死啊……”我们无需多说，至此，《血盖头》里，人性的光辉和弱点，实实在在地摆在了读者面前，这就像作家清澈淳朴的眼神，为我们打开的，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口。而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大书特书的吧？！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即便一部长篇小说具备我提出的所有优点，它在形式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就如白璧微瑕，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王芳的《血盖头》当然也不例外。比如：人物自身语言的时代感，个别词语和个别细节的准确性，如果再精心打磨打磨的话，也许会使这部小说更趋于完美。当然，这并不能影响《血盖头》的历史地位，它对世人的影响和警醒，一定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