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一般被解读为：人即使到了临近死亡的时候，也可以脱离旧的生活环境而开始寻找新的更加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

我接受这种解读。不过，如果更进一步地去解读托尔斯泰的话，不难发现，直至他出走，直至他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他都不曾解开他内心的困惑和迷惘；而这种困惑和迷惘所带给他的痛苦，也是无以复加的。

在19-20世纪之交，列夫•托尔斯泰与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文学的灵魂。他们之间的友谊至今令人感动。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欣赏，当然也互相争论。1900年1月28日，契诃夫听说托翁健康不佳之后对友人说：“我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了，我的生活就会出现一个大空洞。”但是，我们知道，契诃夫却死在了托翁前头。

我爱托翁与契诃夫。不只因为他们互相欣赏，绝无中国文人的“文人相轻”，而在于他们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这思考有时竟达到了完全吻合的程度。

契诃夫在其小说《新娘》里，借作品主人公沙夏之口，对将要当新娘的娜嘉说：“不管怎样吧，我的好姑娘，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

就文学作品而言，契诃夫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并第一个写出“闲散的生活是不干净和不道德的”作家。尽管在19世纪的俄国还有一些大作家也厌恶“闲散的生活”。

最具代表性，当然还是列夫•托尔斯泰。

但与契诃夫不同，托翁把“闲散的生活”与“不道德”完全地在他的作品中呈现了出来。

读过托翁小说《卢塞恩》的读者大都会记得，托翁用黑体字凸现出来的一段文字：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佬下榻的瑞士小旅馆门前，一个流浪的讨乞歌手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百来个人听他演唱，歌手三次要求施舍。没有一人给他任何东西，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段文字无异于一声控诉。但托翁在揭示这些绅士淑女对讨乞歌手冷酷无情的“不道德”之前，先周祥细致地描述了他们悠哉游哉彼此冷漠的“闲散生活”。

七点半，侍者来通知我吃晚饭。底层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长桌，至少可坐一百人。客人默默地聚拢来，大约用了三分钟时间，只听得女宾衣服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以及同殷勤体面的侍者悄悄的说话声。最后，全部位子都被绅士淑女们占据了。他们个个穿戴得十分漂亮，甚至阔绰，而且异常整洁……大家都彬彬有礼，不随便交谈，并非由于高傲，而是觉得彼此不需要亲近，人人都单独陶醉在舒服和愉快的环境中。四面八方都是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雪白的脸和手。不过，所有的脸——其中也有很漂亮的——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只满足于个人的幸福，对周围与己无涉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而戴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手，只是用来理理领子，切切牛肉，斟斟美酒而已……

托尔斯泰勾画了两种生活：讨乞歌手、有钱人。

人世间，这两种无处不在的生活，令托尔斯泰深感痛苦。他想寻找答案，他想知道为什么，可一直到他离家出走，甚至到死，他也未必搞清楚这个问题，更无法获得理想的答案。

纵观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忏悔”、“出走”、“自救”和“复活”的题旨，不难看出，他的内心被这些反复出现的题旨纠缠得痛苦不堪。托尔斯泰的出走，绝不是一时冲动。当他在19世纪80年代对闲散的贵族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以至于自己下田种地、不吃荤菜，心理产生负罪感的时候，他要从本阶级的生活圈中挣脱出来的思想已经萌生，而且十分强烈。

在1882年至1886年间撰写的长文《我们怎么办》里，托尔斯泰记录了他从乡间来到莫斯科目睹穷人的惨状后的心灵震撼与创痛。“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他全身心地意识到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犯罪行为。“而我，以自己的养尊处优，不仅是这一社会罪行的姑息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托尔斯泰后来把他在莫斯科一个流浪人收寄所看到的非人景象告诉了一位城里的朋友，那位朋友劝托尔斯泰无需为此痛心疾首，说这是“正常的城市现象”，甚至是“文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下子可激怒了托尔斯泰——

我开始反驳我的这位朋友，而且反驳得那样的激烈和愤怒，以至于妻子从另一个房间走了出来……原来，我自己也没有发觉，我是含着泪问我的朋友挥手大喊。我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

是的，的确不能这样生活，不能。可是，我们又该怎么生活呢？“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有谁会意识到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犯罪行为？当我们不属于这成千上万的人中的一员，而是像托尔斯泰一样养尊处优，我们中又有谁会认为自己是这一社会罪行的姑息者？直接参与者？当我们置身于养尊处优这个阶级时，我们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的饥寒交迫与屈辱几乎从未放过心上，也不曾看在眼里。我们的心上只有心上人，甚至于仇恨，但不会有那些饥寒交迫与屈辱的人。那些饥寒交迫与屈辱的人是他们自己的事，是国家的事，是社会的事，是统治者的事。我们的养尊处优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应得的。在所有人的眼里，在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他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托尔斯泰的那个朋友都大有人在，不光是面对贫穷与屈辱时，他会说这是“正常的城市现象”，其他问题，也同样被他们视为“正常的现象”。

托尔斯泰就因为他这个朋友的一句“正常的城市现象”，甚至是“文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流下了眼泪。托尔斯泰的伟大与高贵，也在这滴眼泪里得以升华。

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更加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不只托翁，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主题——就是人和他的道德世界。

托尔斯泰深受其困扰，以至于不能自拔。怎样才能真正地忏悔、赎罪、自救？托尔斯泰试图告别自己的生活圈子，过另一种生活。《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后来跟着玛丝洛娃走了三个月的西伯利亚流放之路，但他这种悔悟并未被玛丝洛娃所接受。不能说聂赫留道夫告别自己的生活圈子，过另一种生活的想法是一时冲动，也不能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但玛丝洛娃之所以不接受，显然是她所受的伤害太过深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不能原谅聂赫留道夫对她造成的伤害。

事实上，聂赫留道夫的确只是暂时性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如果说，托尔斯泰写作《复活》时对贵族生活的认识尚未达到日后的深度，那么，下决心永远告别自己生活环境的“忏悔贵族”，则是托尔斯泰的剧本《活尸》里的主人公普洛塔索夫。来看看他的一段台词——

所有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圈子里的人，面临着三个选择：当官、发财、增加你置身于的这个丑恶社会的丑恶。我讨厌这个，可能是不会这样做，但主要是讨厌这样做。第二，破坏这个丑恶，要做到这个，需要是个英雄，而我不是英雄。还有第三个选择：逃避——喝酒、玩耍、唱歌。我就这样行事。现在我嗓子都喝哑了。

应该说，普洛塔索夫把他的“永恒痛苦”剖白得十分透彻，甚至是十分深刻。最后，普洛塔索夫决定以假自杀的方式逃离他的生活圈子。与其说这是普洛塔索夫的抉择，毋宁说这是托尔斯泰心目中值得称许的道德抉择：先是看破生活的丑恶并悔悟，然后毅然决然地从这个丑恶的生活圈子里逃出去。

1910年10月28日（准确的时间，应是1910年10月27日深夜），托尔斯泰实践了他在作品中的道德抉择。但是，我想知道，出逃的托尔斯泰如果不是在10天后的死亡，那么，出逃的托尔斯泰是否认为他从此可以过上道德的生活？如果社会性的犯罪行为不消除，即使不再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是否还是这一社会罪行的姑息者？甚至是这一社会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如果脱离旧的生活环境便能获得新的更加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那托尔斯泰可能只是做到了前者，即脱离了旧的生活环境，至于后者，即获得新的更加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托尔斯泰他真的做到了吗？

契诃夫认为，闲散的生活是不干净和不道德的。列夫•托尔斯泰则结合自身，以自己的养尊处优为耻。诚如我们所知道的，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早年放浪形骸，中年皈依基督。如果把他早年的放浪形骸归结于他的无宗教信仰，那么中年时终于皈依基督了，为何那颗心依然动荡不安？又为何一再忏悔，并试图逃离自己生活的圈子？挣脱了世俗的爱欲，终于找到了上帝的大爱，他的出逃是大爱使然？托尔斯泰显然成为了一个谜。这个谜几乎让读者，让爱他的人也陷入了谜局。一方面来自于世俗爱欲与上帝之爱的不可调和，一方面来自于人和他的道德世界问题。托尔斯泰身处矛盾世界，他力求解决这个矛盾，从他自身开始。但不幸的是，他解决了世俗之爱，却没有解决上帝之爱；至于一己与道德世界的问题，他以出逃试图摆脱，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即便他解决了一己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乃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总不能人人都去逃离。

但托翁的出逃绝非毫无意义。他以一己的行为，以耄耋之龄的出逃来告诉我们，人如果感觉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有罪的，那么，他就应该果断地离开他生活的圈子。即便死，也要死在路上，而非死在有罪的生活圈子里。

身为贵族，托尔斯泰的生活无疑是养尊处优的。但托尔斯泰的这种有钱有闲的贵族生活，与他笔下的那种不道德的闲散生活，显然不是一回事。在托尔斯泰皈依基督之后，他已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放浪形骸。而且，他的生活也谈不上闲散，更不存在不道德。因为他有自己伟大的事业——创作。他毕生的精力都耗费于此。那么，他的内心为何还感到不安呢？为何还有那么深重的负罪感呢？从他“不能这样生活”的呼喊声中，只能让我们想到，他在追求更高的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基督的世界里，他为自己曾经的放浪，也为自己的“不劳而获”，深感内疚，并升华到罪恶感。

这样的理解未免肤浅了一些。不过，即便我们不能触摸到托翁内心真实的世界，即便以我们这般肤浅的理解，我们这些人，除了内心感到惊悚、感到内疚、感到惭愧，还有什么吗？如果不是托翁以他的出走给人生划了一个句号，我们这些生活浑噩的小人物、小生命，可能真的要像中国一句古话所讲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托翁的出走，至少能够让我们知道，人即使到了临近死亡的时候，也可以脱离旧的生活环境而开始寻找新的更加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坦率地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作家，不只是出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也纵难读到如此启迪人心智的文字。我们也稀缺忏悔文化，我们更不关心上帝、灵魂，还有爱。

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个评述——

凡是人的灵魂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灵动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而我们则不得不面对如此现实，在我们的作品里，压根就没有触及人灵魂的文字。而托尔斯泰，而契诃夫，无疑都是伟大的灵魂审问者。

我有一种渴望，渴望自己过上闲散的生活——不想被一个电话就叫去开一个既冗长又无聊的会，不想被一个电话就叫去汇报什么工作，更不想被一个电话就叫去参加彼此都不认识的饭局。我甚至想，最好连班也不上。这样，我就可以不担心迟到和早退，我就能够心无挂碍地品读我喜欢的书，偶尔写一篇小文章，还有我的最爱：喝茶。当然，高兴时，可以抽支烟。我这种闲散的生活，绝无不干净和不道德可言。因为，我乃一介小人物。就是我想走进贵族的圈子，人家也不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