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细节、人物乃至小说氛围，是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得以成立的基本元素。小说语言是否准确且有韵味？细节之选取是否必要、描写是否精到？人物无论写实还是变形都是否生动可感？或者人物虚化，但由某种心理状态而生发的氛围是否具有透骨的感染力？这些都是衡量小说成败的硬指标，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的表层结构。一位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必然在上述某一方面表现优异，而在其他方面也达到了专业水准。如果所有方面均能独具一格，则可称名家而无愧。以这样的标准来考量，当今华语文坛，小说名家虽不算太多，但也绝不少。但如果止步于此，则每年的文学期刊虽不缺乏可看的小说，却很难出现杰作。欲成就杰作，须往小说的深层用力。

在小说的表层结构之下，有文化结构存焉。无论是千姿百态的行业文化，难以精确定性但又确实存在的地域性文化，还是国族性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亦或是更大范围内的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均可以内化为文本的深层结构。小说虽不负有阐释此种文化的责任，但小说的语言、细节、氛围，乃至人物的性格、心理，都是从这一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不但洋溢着该种文化的浓郁气息，而且小说的逻辑也符合这一文化的逻辑。以《白鹿原》为例，无论是朱先生、白嘉轩还是冷先生，他们的性格、行为都受到儒家文化中“关学”一脉的影响。人物的命运背后隐含着文化的命运。《白鹿原》的成功在于，小说并不是为某种文化做注脚，而是在文化内部自然展开。作者没有让人物意识到自己是受某种文化支配，只是循着各自的性情活动，而人物的性情、行为、命运莫不透出文化的影响，小说也因此具有了深沉的意蕴和广阔的气象。

文化结构的建立并不足以确保小说的成功，因为一切文化都包含有集体性的感受和理念。这些感受和理念有可能使作品变得僵化。只有当小说家将文化处理成空气、水和土壤时，文本才有可能健康成长，长成其来有自而又鲜活独特的自家面目。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则拥有文化结构的小说比只在表层结构上显功夫的小说要优胜，起码拥有更悠长的气息和更开阔的气象。如果还能够再推进一层，进入精神结构，那么，产生杰作的可能性又会成倍增长。

精神结构产生于小说家的主体精神和思维方式。主体精神决定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小说的切入角度和运行方式。主体精神是由小说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自身信念的践行程度所共同决定的。思维方式则由小说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观察、思考的深入程度决定的。当代汉语文坛不乏在第一个层面上表现精彩的小说家，也有在第二个层面上取得了大成就的小说家，但鲜见主体精神强大、思维方式独特的小说家，具备坚实完整的精神结构的小说更是凤毛麟角。这当是这一代有抱负的小说家应该努力突破的方向。

有的经典小说在这三个层面上都经得起推敲，如《百年孤独》。它的叙述语言、细节描写、氛围营造、人物刻画都精彩绝伦。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隐现着加勒比海地域文化的独特风姿，因此魅力深远。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以对孤独的探索将小说从生存的层面推进到存在的层面，建立起一个深邃的精神结构。而那种令当时文坛震动不已且影响深远的叙述方式，只不过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外化而已。再如《红楼梦》前八十回，三层结构均具足。续写者的才华，能够在表层结构和文化结构上接续曹氏，但在精神结构上显然不相匹配。此种差距既是艺术才华的差距，又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距。这便是后四十回虽然精彩，却不及前八十回的根本原因，也是名家与大家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