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块绿色的土地，方圆几百里山脉，峰岩竞秀、冈峦叠翠，松涛凝成披岭掩谷的黛霞，竹海荡起连天蔽日的绿云。

那是一块蓝色的土地，二十余平方公里的湖面碧水如洗、烟波氤氲，千百溪涧琤琮弹唱，数十潭瀑飞歌激昂。

那更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杜鹃花点燃春天的山坡，三角枫醉酡秋日的岭岗，梁弄、章水、陈溪、许岙，烽火、硝烟、歌声、战壕……几乎每一个村庄、每一片竹林都曾有革命的火种灼灼燃烧。

那块土地就是全国十九个主要的抗日根据地中的浙东四明山区。

光阴荏苒，六十多年的岁月变迁，虽然那块土地上的绿色和蓝色越来越多地使人欣赏和向往，但是那抹似乎永不曾褪去的红色，在不少人的生命里依然如血液一般汩汩流淌。

出生于四明山区、十七岁便参加新四军浙东三五支队的父亲，患病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去一趟四明山区，再去看看那个奏响他生命中第一个华章的地方。

但因缘错失，父亲终究带着遗憾离开了。父亲走后的七八年，父母居住的房屋修缮。帮母亲整理父亲旧物时，我在一沓证书和信札中意外发现了一本塑面笔记本。

好多个夜晚，读着父亲在这本笔记本里写下的那些文字，那段被他视为生命勋章的岁月，连同几十年间父亲零零星星向我们讲述的往事，渐渐清晰，像一股血液渗入我的生命记忆。

今天，杏花姑来送年糕，又说起了阿青叔。都三十多年了，阿青叔还是没有下落，要评烈士也找不到证人、证据。杏花姑说，每年清明她都要去那片竹林里看看阿青叔。她的头发都看白了。（1978年1月12日）

父亲文字中的阿青叔与一片竹林有关。

那年，四明山下竹海深处的小镇，忽然归来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青年学生。那学生昼伏夜出，挨家串户向小镇的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男女平等、土地平均、抗日救国、财富归劳苦大众的道理。

小镇的人认得他是镇上陈家米行刚从上海念书回来的少爷，但对他的言行举止，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又在小镇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陈家少爷瞒着陈老太爷偷偷卖掉了几亩好地，请人打了几十张书桌，又买来许多课本，说要在陈家祠堂办夜校，免费教人识字。碍于陈老太爷的面子，族里的长辈好歹让陈家少爷将那些书桌搬进了祠堂。然而，除了开头几个晚上簇拥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外，那偌大的祠堂里，很快就只剩下陈家少爷自己和那盏嗞嗞作响的汽灯了。

就像当初突然出现在小镇一样，几个月以后，陈家少爷又突然在小镇上消失了。

小镇人最后一次见到陈家少爷是在三年以后一个雨天的傍晚。那天傍晚，开山货行的丁老板和几个伙计正要关门，忽然看见店外走过一个撑油纸伞、穿长衫的青年，匆匆向通往梁弄的那条土路而去。虽然看见的只是一个背影，但丁老板和伙计们断定那是陈家少爷无疑。

第二天中午，一位从四明山青园岭下来卖山货的山民，满脸惊恐地向小镇人讲述着昨夜的一幕见闻：

“村里人刚要睡，就听见了枪声，一队田胡子的兵（注：投靠日伪的浙东国民党军田岫山部），追着一位戴眼镜穿长衫的青年，向山上跑去，我们也不敢多看。后半夜，只听见山上的竹林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叫喊，慢慢地，那叫喊声就哑了。早上，我们到山上的竹林里一看，几株粗大的竹子下，有一副打破的眼镜，一件沾着血迹的长衫被撕裂成几块，地上淤着大大小小几摊血，草丛里、竹竿上到处都是星星点点溅起的血迹。内行的人说，这是将几株竹子硬揿在一起又猛地弹开活活撕死的。就像古时的五马分尸，听说是田胡子惯用的杀人方法，那尸体却到处都找不到。”

这是发生在我们陈氏家族的一个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那个陈家少爷便是我父亲的堂叔陈竹青。虽然在堂叔失踪前一年，父亲已参加了四明山浙东三五支队，但在三五支队里父亲从未见到过堂叔。亦因此，直到离世，父亲也无法给一直在寻找亲哥陈竹青烈士证据的杏花姑任何烈士的证明。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今天在收音机里又听到了这首熟悉的歌，好多歌词都忘了也不会唱了，但罗教员我不会忘，还有朱医生也不会忘。（1985年5月3日）

罗教员和朱医生都是上海人，父亲到三五支队时，他们夫妻俩就已经在梁弄驻地了。

见人生得瘦小，特别是得知父亲是父母双亡后参加三五支队，罗教员夫妇便对十七岁的父亲格外关照。父亲刚到三五支队的那段日子，他的衣服大都是朱医生帮忙洗的，罗教员也常省下自己的吃食偷偷给父亲。

又譬如学唱歌，性格内向的父亲老学不好，五音不准不说，声音也像蚊子叫，战友们一挤兑，父亲更唱不好了，以至一到学唱歌的时候，父亲就紧张得如临大敌。一天晚上，罗教员把父亲叫到一株枫树下，“唱歌是一件开心的事，能团结战友，鼓励信心，像我们新四军军歌，唱起来多带劲。你唱不好可以慢慢学，不用紧张，更不要害怕。对了，唱歌有时还能挽救自己的性命呢。”

罗教员给父亲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位首长，一次从敌占区返回，因为去敌占区是商人打扮，快到根据地时误被我们的游击队当作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首长也不知道游击队是哪路人马，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正当游击队准备把首长“解决”时，游击队的营地里响起了集合号声，很多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首长灵机一动，也大声地唱了起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直到首长唱完了新四军军歌，游击队才明白抓错了人，赶紧把首长护送到了根据地。

那一晚以后，父亲像换了一个人，再学唱歌声音大了不说，一有空也老是哼唱。正当父亲唱歌越来越好时，他却再也听不到罗教员的鼓励和表扬了。

1945年7月初，驻守温州的五百余名日军，经临海、天台、新昌、嵊县向上虞北窜。9日上午，日军率两条帆船和三条木筏，进抵曹娥江上虞章镇江段。其时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甫进驻章镇。日军集中火力向章镇疯狂射击，企图登岸侵犯章镇。浙东纵队奋力阻击，这场持续五小时的章镇保卫战，以日军在江面上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而告终。然而就在这次战斗中，帮着疏散群众的罗教员，遭到日军机枪扫射，不幸牺牲。

今天收到四明山牛岙村万娟小朋友的信，这次考试她得了两个满分，虽然寄去的钱不多，但能给孩子们一些帮助我也安心不少。人年纪越老越会想起过去的事，想起帮助过我们的老百姓，像牛岙村，当年为保护三五支队的一头牛，不少老百姓都吃过苦头。（1999年7月25日）

关于牛岙村老百姓保护三五支队一头牛的事，父亲并未对我们说起过。读了父亲的笔记本后，我约党史办的同志特地去了牛岙村一趟。其实那件事在牛岙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中，差不多人人知晓。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离开四明山区时，后勤基地饲养着的一头牛无法带走。本来带不走杀了吃也无妨，但这头牛有些来历，那是三五支队在收缴日军溃逃的遗弃物资中发现的。三五支队判断此牛是日军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于是到处贴出招领启事寻找失主，但一直无人认领，只好暂时由后勤基地养着。部队要北撤，牛带不走又不能杀，后勤基地的领导就找到了养牛出名的牛岙村党支书、农协理事长等村干部，委托牛岙村代为饲养，并说好饲养费每月折米三斗。

为确保此牛安全，村干部决定由家住冷僻山岙的一万姓村民饲养。不料此万姓村民的妹夫是个“二流子”。他在得悉此牛是三五支队寄养的后，不顾亲戚情面向国民党县党部告了密。得知消息后，牛岙村党支书、农协理事长等人被迫逃往上海、嘉兴等地，而那位万姓村民则因咬定那牛在上山放牛时早已走丢，而被带到县城关了两个月的“反省班”，最后靠托人花钱才被保了出来。

我不知道父亲晚年一直资助着的那个叫万娟的小女孩，与当年饲养保护三五支队那头牛的万姓村民是否有关系。或许父亲也不知道，或者说根本不用知道。因为在他看来，那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与他们这辈在四明山区战斗过的人，有着比血还浓的命缘关系的。

读了父亲的笔记，替父亲去看看那块土地，成为我每年必修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