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写的《沁园春·雪》这首词里，曾以惋惜的心情点评中国历史上享誉盛名的五大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的不足，但却对名声不佳的魏武帝曹操，却一再给与肯定和褒扬，说他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给曹操翻案。

中国历代帝王或其他大英雄，真正算得上政治家的并不多，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就更少，若是再兼具诗人，则几乎是凤毛麟角，而能被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仅只有曹操一人。

但曹操在民间的形象和名声并不好。在老百姓的眼里，他是个虚伪狡诈的“奸雄”，“汉贼”，这与影响甚大的《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倾向有很大关系。在《三国演义》里，曹操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几乎妇孺皆知，那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名言”，对他的形象及名声影响很坏。

其实，这句话只不过是小说家言，正史，比如《三国志》就没有记载曹操说这句话，也没有记载引发曹操说这句话的事件，即杀故人吕伯奢全家案。在裴松之补注《三国志》一书中，引用了《魏书》、《世语》和《孙盛杂记》等三篇史料对此事做了记述。其中，《魏书》记载是吕伯奢的家人因图劫曹操财物，曹操在自卫的过程中将他们杀了，这是防卫；《世语》则是记载曹操怀疑吕伯奢的五个儿子图谋害他而误杀错杀。但这两处都没有记载曹操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孙盛杂记》记载曹操因怀疑遭图谋而杀了吕伯奢家人后，说过类似的话，其原文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曹操这句丧失天下人心的“名言”之所以不靠谱，除了上述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外，还可以从他另一句被人忽视的“名言”中得到合乎逻辑的推理。这句“名言”是曹操与袁绍等共举义兵，讨伐董卓，匡扶汉室时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三国志》把这段对话放在曹操统一北方，攻下邺城，至袁绍墓前祭祀，痛哭流涕，这样一个背景环境，用倒叙的方式补记的：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此番对话，在《三国演义》第33回也有同样的记述。

袁绍所言，他重视的是地盘，是地利 。尤其是，在朝廷任命的州郡官员共举义兵，讨董卓，诛暴虐，勤王室这种时候，作为盟军首领的袁绍，竟然赤裸裸说出要争汉室的天下！其狼子野心与董卓何异？而曹操所言，重视的是人才 ，遵循的是道，其目标只是泛说无所不可。袁曹的这段对话，记写的非常精彩，把两位处在关键时刻的历史人物形象刻画的鲜明生动。两相对比，高下立见。可以说，他们二人后来的成就和命运，在这段对话里就已经隐含了答案了 。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句话，可以说是概括表达了曹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它实际上也是指导曹操政治军事实践的战略核心思想，体现了曹操作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应有的战略思想高度。我觉得曹操的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符合曹操雄才大略的英雄性格和气概的，把这句话看成是曹操的名言，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一点也不过分。

曹操如此重要，如此经典的一句话，却被不少人所忽视。易中天先生“品三国”，讲到曹操的用人方法，未提此话；北京邮电大学赵玉平教授讲“曹操的启示”，亦未见点评。三国读者，对此话印象深刻的好像也不多。这实在让人遗憾。

这句话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任用智力，不限一地一域，不问亲疏贵贱，不搞小圈子小团体，而是五湖四海，是任天下之智力。“天下之智力”，不仅意谓其多其广，更强调其伟其大，强调天下之伟才英杰；既然要任天下之智力，那就不可能只是一个低层次的方法技巧的问题，所以曹操强调了一个层次更高，覆盖更广的“道”字，要“以道御之”，用道来统御天下之智力。

“道”这个词，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是一个哲学范畴，指的是天地万物孕育变化的本源，一般使用多指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个规律认识所掌握的有效方法。我理解，曹操这里说的道，应该不是指笼络使用人才的一般方法手段或者技巧，而主要是指超越了工具性技术性的一种更高层次，适用性更广的时势之道，或者叫时势正义之道，具体讲就是指为时势（主要是指社会主导力量的倾向）所认可的，随时势而变易，具有相对正统性正义性和正当性的法则。

那东汉末年的时势正义之道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曹操现实主义代表作《蒿里行》这首诗里，寻找答案：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残。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全诗的大意是，在董卓带兵入京，擅自废立皇帝，劫迁天子，专权乱政，这样一个形势下，关东州郡有仁义的将领，他们心系长安（诗中咸阳借指长安）被董卓挟持的天子，举兵讨伐凶残暴虐的董卓及其党羽。可是盟军不团结，为私利又自相残杀，有的诸侯（淮南袁术）甚至刻玉玺称帝号，致使全国战乱连年，士兵不脱战服，铠甲都生了虮虱，百姓死亡无数，念之使人伤心断肠。

《蒿里行》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现实，一方面是王室衰微，群雄纷争，生民涂炭；另一方面是地方州郡将领又能在勤王诛暴的旗帜下，共举义兵讨伐董卓，反对乱臣贼子觊觎汉室皇权。这表明，虽然国人对朝政不满失望，但东汉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面旗帜，东汉王室作为国家的代表，其正统性正当性，在当时还是被官僚士人阶层广泛认可的，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谁要是想取而代之，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在当时，还没有那股势力壮大到不畏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这就是当时的时势之道。对此，曹操看的很清楚，也应该是认同的。董卓拉拢曹操，表奏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曹操拒绝，并改名换姓，悄悄逃离京城，“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已吾。”曹操率先举起讨伐董卓的义旗。当袁绍等多路诸侯畏惧董卓兵强，“莫敢先进”时，曹操责问曰：“举义兵以诛暴虐……诸君何疑？”，接着又分析道，如果董卓拥天子，依靠王室的号召力，与我们相争，那还值得忧虑，现在他“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董卓）之时也。（我们）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于是曹操带领自己的部队西进出战。从曹操的以上言行中不难看出，他对当时皇帝和汉室朝廷所代表的正统正当性的影响力，较之于其他地方诸侯，有更清醒，更坚定的认识。所以后来他能“奉天子以令不臣”， 以汉丞相自居，利用皇帝和朝廷的旗号，师出有名，讨伐叛逆，扫除割据势力，最终统一了北方，为后来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曹操后来被封魏公乃至于魏王，也许初心有变，那也是时势发生了变化，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或者，就像不少人所言，他根本就是在利用皇帝的旗号实现自己的野心。其实，曹操与其子曹丕还是有区别的。曹操作为沐皇恩，食汉禄的朝廷任命的官员，与汉室的关系感情，较之于其子曹丕，要深切和复杂得多。人们不论怎么看他，但至少有一件事实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曹操终其一生，他最后的职务只是汉丞相，至死也没有废黜汉皇而称帝，而以当时曹魏的实力，曹操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我理解，曹操是立于遵循时势正义之道这样一种高度，来统御天下之智力，这也体现了其作为大政治家的境界和风格。而那些叛臣贼子，逆时势正义之道而妄为者，像董卓之流，何能任天下之智力？何能御天下之英杰？尽管他也假以天子朝廷的名义，诱以高官厚禄，跟随他的却只能是一些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朝中许多大臣还是跟他离心离德，纷纷弃他而去，地方州郡则纷举义兵讨伐之，其结局注定是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所以，曹操这里说的道，其实也统御和规定了他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曹操也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也得顺应这个时势正义之道。

曹操正是顺应了，或者说运用了这种时势之道，高举奉天子，扶汉室，举义兵，诛叛逆的旗帜，揽御天下智力，讨伐降服割据势力。曹操手下的第一谋臣荀彧，被冠以“王佐之才”。所谓王佐之才，一般指能辅佐君主成就帝王伟业的人才。但对荀彧而言，我认为更具有成就“王道”之才的含义。荀彧是战国时荀子的后裔，出身官宦家庭，具有儒家忠君仁政价值观，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汉室，重振国祚。荀彧早年曾避难于冀州，被当时冀州牧袁绍待以上宾之礼。荀彧认为袁绍不能成大事，便离开袁绍投奔当时驻守东郡，势微力薄的曹操。见荀彧来投，“太祖（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荀彧也是不负所望，在为曹操深根固本巩固根据地，迎逢天子以立于政治正义之高势，击败袁绍统一北方，以及举荐贤能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战略建议，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进为侍中，守尚书令，居中持重，曹操“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说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应该是指袁绍不能成就荀彧自己认为的大事，不能实现他重振汉祚的政治理想。荀彧所说的不能，既是指袁绍没这个能力，我认为也指他没有这个愿望。像荀彧这样的有抱负的“王佐之才”，应该对当时天下群雄豪杰有所观察和了解，他应该也听说了袁绍与曹操那段对话，知道袁绍怀有争汉室天下的野心。而且，袁绍也曾与冀州牧韩馥谋立新帝，被曹操拒绝。而曹操，荀彧从他在陈留率先举义兵勤王，以及后来各路诸侯会盟伐董卓时期一系列表现就已经做出了判断。当时盟军主帅袁绍等各路诸侯都想着保存实力，犹豫不前，曹操慷慨陈词，力主出战，并且不顾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率领自己的一队人马主动出击。虽然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而大败，损失惨重，但曹操诛乱臣，勤王室的决心和勇气，世人应是看的真切。（《三国志·荀彧传》记载了荀彧劝曹操逢迎天子迁都许昌时的一段对话，表明荀彧对曹操是非常了解的。（这里简略不述。）所以，袁绍当时虽然兵强地广（占据渤海郡后又领冀州牧），势力远强于据守东郡的曹操，但他还是无法揽御像荀彧这样的王佐之才的。荀彧最终弃袁而投曹，这应该是他将曹操视为同道才投其麾下效力。后荀彧又为曹操推荐了荀攸，钟繇，郭嘉，陈群等众多人才，他们为曹操东征西讨出谋划策，多建奇功。 历史上不少杰出人才，他们胸怀儒家理想，坚守正统价值观念，不为名利苟且折节，而是要“择主而仕”的。

曹操的对手刘备，也是高举汉室正统捍卫者和继承者的旗号，以仁君之名招揽天下英才。自比管乐的诸葛亮，当时之所以选择身无立锥之地的汉室宗亲刘备刘皇叔，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的一条，我想与荀彧选择曹操的考虑是一样的。

曹操既然是一位以时势正义之道统御天下之智力的大政治家，那他是绝对不应该有，也绝对不会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样散失人心的蠢话的。刘备曾投靠曹操，“曹公厚遇之”。曹操明知刘备是胸怀大志的英雄，但却宁可“放虎归山”，也不愿困杀刘备而背负恶名。这既体现了曹操对正义之道的敬畏和遵循，也可以说是对强加于他的这句“名言”的证伪。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观历史。当今世界，群雄并起，趋于多极，能“任天下之智力”者，非一超独大的美国莫属。世界各国的人才精英，为何都心向往之？除了工作条和待遇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看重美国的法治对公民自由人权的保护制度。这个适合于美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又顺乎一般人心的观念和制度，使之立于时势正义之道的高点，是其吸引统御天下智力之道，亦是其领导建立和维护世界秩序，干预地区和它国事务的重要凭借。美国的做法，使我们回过头来更深刻地认识到，一千多年以前，曹操这句被忽略的名言的时代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