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静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它跟《交叉小径》联系在一起，一本新出版的书。随便挑了几篇来读，就形成了这个题目。再读大部，验证我的看法，觉得可以成立。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人。我不知道她以前写过什么。这一本初以为是散文，却不是散文，是批评。她把批评写成了散文，或者说，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批评。又没有通常批评那种指手画脚的味道，甚至你不会感到作者是在批评，它是在你不经意间向你展开批评的翅膀的。当然，更没有我们所习惯的主题如何、人物怎样、情节何等曲折等等那一套。她是在跟你谈话，说她的感受，说她心理活动的过程。无论千字文，也无论像谈《妇人》那样比较长的篇幅，都是这样。作者对她读过的东西、看过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有全面的把握，她把客体跟她的主观感受融合为一。然后坐下来，不慌不忙，像剥竹笋，又像数豆子，把她的感受悠悠道来。她不着重说你的作品，她着重说自己。我想，这种批评可以称为心理体验的批评。作者善于思考，又有女性的细腻，这两点使她的心理体验细致入微。作者的文字功力不错，最难得的，是她不像留学生归来，把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比如形态变化等等，生硬地搬用而来，加到我们汉语身上，使汉语受到严重污染，形成如瞿秋白等人早就指出的欧化，读起来别扭、难受。作者追求的文体风格跟她选择的批评方法相一致。有一处说到李敬泽：“这样的文字，最要紧的是读，是享受，是字里行间的轻松让你过瘾，读过就读过了，什么时候再翻起来，还会觉得很新鲜。”把这段话用在作者自己身上，我看也是适合的。

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逐渐远离当前的文学，读批评和读创作都是零敲碎打，既不全面，又不系统。像这种写法，也许已经很多，但在我，在其他年轻批评家的文章中偶有见到，但不像读这本书感到新鲜。从这本书知道，李敬泽的文章就有相近似的风格。想来，这已是一股潮流，是适应着时势的需要出现的。

1928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总的精神是，在治学上“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他举中西为例，300多年前的顾炎武、阎若璩所用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但葛利略、牛敦使用新的材料，有了巨大的科学新发现，而中国的那些文人，却总是钻在故纸堆里，这些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300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300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了材料的重要，其实使用什么材料，也有个方法问题。胡适一向讲究研究方法，提倡实用主义就是胡适在这方面的一大功劳，他用这个方法取得的研究结果，许多结论，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把它推翻。胡适强调了材料的重要，从另一方面说明，方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否定的。研究学问上如此，批评亦当如此。

近年读一些批评文章，固然过去流行多年的一主题、二人物、三情节等等的公式很少见到了，但是总觉方法陈旧，而且大体相同，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报刊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1985年《批评家》创刊的时候，正是人们竞相介绍外国各种方法的时候，那一年也称为文学批评上的“方法年”。明年就是“方法年”30周年，恕我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使用新的方法的论著不多。曾有人用过新的方法，比如有人用“叙述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有人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鲁迅，但都是极个别的例子，书出版后，既没有人跟进，也没有人评说，显得十分寂寞。可见我们在方法论上，是比较迟钝的，敢于用新的方法的人太少了。

读这本《交叉小径》，我看到一个新人，又看到一种新的方法。我隐约感到，在我们的批评王国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心理体验的流派。30多年前，当人们大谈特谈“山药蛋派”的时候，我发出了“流派作家大都是二流作家”的怪论，表达了我对提倡流派的某种保留。我确实不太热心在创作上提倡流派，因为在我看来这容易使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为着加入某个流派而忽略了独创性的发挥。我以为，创作上的流派，采取自然主义为好，出现了就承认，就研究，而不需要鼓励，鼓励独创比鼓励流派具有更高的价值和迫切性。在批评上，我是希望有流派（称学派为好）出现的，因为这象征着我们即使没有“百家”，至少也是有“家”、有派的。一言以蔽之，我的想法是，创作上不鼓励流派，容易形成“百花”，相反，批评上要出现“百家”，却需要鼓励流派。批评本来枯燥，如果批评文章千篇一律，那人们谁还去读呢？提倡流派，是使批评千篇一律得以改观的一条途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设想推动从创作力构成上建立一个流派，不幸，那个时候我正酝酿研究课题转向，就把机会放过去了。现在读梁静这本书，好像见到一线希望，算旧事重提。

我对这位作者了解不多，可能属于“草根”一族。她现在只能说禾苗出土，能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还有许多因素，还要靠今后的努力。我以为，作者最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艺术价值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任何批评家都不能缺少的，也是从事批评工作之始就要解决的。只有这样，才容易把好秤砣，也能够前后如一。我偶尔读到的一些批评文章，缺少的似乎正是这个价值评价标准，因此是一个普遍现象。同时要有一个好的参照体系，这个体系是世界性的，不是一国性的，更不是地区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分到合、由疏到亲、由远到近，最后实现大同的过程，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学”（马克思语）未必需要，但是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必将是世界性的，人们评价文学也必将运用世界性的眼光。只有把你所观照的作品放到全人类的文学星球上去看，才能看得准确。如果局限于一个地区，那就可能把核桃当足球踢。

提出这个想法，就是强调批评需要方法的创新，也需要创立流派——学派，这是一件大事情，不是某个作者一个人的事，是一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