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最长情的纪念。阅读《白鹿原》，对这位陈忠实表达深切的纪念。

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西蒋村。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后多部（篇）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初夏》《四妹子》《夭折》《乡村》《蓝袍先生》等，长篇小说《白鹿原》及长篇创作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曾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

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近日因病逝世，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作家陈忠实的离世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思，表达对一位当代作家的崇高敬意。这份敬意，不仅缘于他的代表作《白鹿原》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缘于他“端严正大、忠厚率真”的品格，缘于他始终脚踏实地、保持质朴本色的大家风范。陈忠实先生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他带给了我们诸多启示。阅读《白鹿原》，对这位优秀的作家表达深切的纪念。

《白鹿原》煌煌巨著，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以白鹿原商人们的视角描写了中国农村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沧桑巨变，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宗族式生活的斑斓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特色和令人震撼的力量。本书自1993年6月初版，至今长销不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

价值崩溃时代的民族寓言

宗法家族曾经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重心，聚族而居、累世同堂也因此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稳固的一道风景线。这种宗法式大家族在君统与宗统合一的先秦时期最为典型。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族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宋以前的家族多为阀阅世家，是地方贵族集团势力的体现。宋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科举制的完善和人身依附的削弱，贵族和地方势力日趋衰落，政治趋于乡土化，平民家族也因此日渐昌盛。宋代理学家，如朱熹、张载、程颐，都曾大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有的还对新型的宗法家族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将宗法提到了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建立了独立于政治原则之外的宗法制度理论，形成了独立于国家法典之外的宗族内部法规。此后家族更是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家族组织进一步民众化、普及化，家族规模也随之扩大，绅衿、商人、地主乃至一般农民有的也能成为族长，家族形式遍及民间。宗法制的具体内容也有所扩大，如将单系男性成员以外的亲属，如姻亲、姑姨表亲等都包括了进来。这种与封建地主政治相适应的普及型宗法家族是中国家族制度最成熟最完备的形态。家族制度也成为维持封建政权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成为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血缘关系产生的族权成为仅次于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力量，在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家族组织对抽象的宗法政治结构的支撑是从两个方面来完成的：一是通过家族宗法来强化人们的大一统观念，通过对家长权威的强化来培养人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意识。二是通过家族生活将血亲关系投射于君臣关系之中，以强固君臣之间的上下尊卑之分。反过来，又将君臣关系映照于血亲关系之上，使血亲秩序政治化，父子关系君臣化，从而使宗法道德成为可操作的政治守则。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因此成为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宗法生活成为一种和国家秩序同一的生活方式，儒家伦理道德维系着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科举制度则是二者之间的制度化桥梁，二者相辅相成。在国家稳定之时，国家可以将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族中去，使其组织结构的信息在家族中得以长期保存；而当国家瓦解之时，家族便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因为历次动乱所摧毁的只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族或家庭是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消灭的。特别是在乡村，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而经过儒教宗法化的家族制度就成了中国乡土社会自治所不可或缺的整合力量。所以尽管历代王朝更迭，甚至异族入侵，家族宗法制却几千年一以贯之，宗法家族始终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方式，使得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精神都获得了很大的特殊性。

然而在“五四”以后的近百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老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了其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兴替与嬗变。政治领域延绵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摧毁，经济领域海外贸易与近代工矿企业以及近代商埠、都市蓬勃发展，文化领域西方文化长驱直入，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教育体制得以建立，并由此导致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而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要求对一切传统的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特别是那些能体现传统社会特点，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社会现象、社会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而家族制度正首当其冲。如前所述，家族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传统社会中个人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总是以一定的家族为视域，个人的存在以家族的存在为前提，个人的发展也以家族的发展为目标。所谓的“国”实际上是“家”的放大。因此，推动社会变革的历次重大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总是猛烈地抨击传统的家族制度，甚至把变革传统的家庭制度，看做是变革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更是把摧毁旧的家族制度看做是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族制度”。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家族形式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性和正当性，面临着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家国同构”的结合体首先被形式上仿造现代国家的中华民国所摧毁，家族实体失去了政权的庇护和支撑，儒家伦理道德也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和行政贯彻渠道而丧失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威慑力和吸引力。所有这一切，都在现代家族小说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和有力的表现。

家族小说不是一个有明晰定义的概念，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流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这和家族实体本身的多样化有关。按照比较严格的定义，家族的典型形态有两种：一是几世同堂、同居共财的官商士绅大家庭，这种家族多定居在城市中（乡间也有个别地主之家以这种形态存在，但较为稀少）。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中描写最多的是这种家族，像《激流三部曲》《京华烟云》《四世同堂》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是虽然分居异财，但还是依血缘关系世代聚居在一起，遵从一定的宗法规范的乡间自然村落。这在现代家族小说中涉及得较少，只有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少数小说有所反映。而到了当代，却蔚为大观，出现了像《古船》《红高粱》《白鹿原》等多部描写乡村宗法家族生活的长篇小说。

家族小说有两种典型形态。《家》与《白鹿原》分别是描写这两种典型家族的代表作。《家》发表于1931年，它以典型的城市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高家的兴衰为主要描写对象，以高氏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与封建家长、封建伦理的冲突作为小说的主线，描绘了一幅“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多彩画卷。

《白鹿原》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作家陈忠实的一部反映现代中国农村风云历程的力作。它以白鹿两家的生活为主线，从乡村宗法制度变迁的独特角度，描绘了20世纪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阅读这两部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增进对家族题材小说的了解，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家族深层记忆的历史挖掘

深厚的故事蕴藏于深厚的土地。历史，可以鲜活地走进当代。历史不只是学者和作家们需要找寻的永恒，也是普通百姓不能遗弃的永恒。历史学家曾说，“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对历史学家来说，在史料与文物的海洋里与古人对话，是一种别样的幸福。而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承载着记忆，通过阅读来感受过往的岁月，也是一种有历史感的体验。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是无声的“宝贝”，在拼装着一个民族的记忆和一段家国变迁的剪影。历史需要有心人的积攒，更在艺术化的展示中回答着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历史走进当代。

时代在发展，人们捕捉历史片段的方式也在变化。以往，受限于时代条件，知晓往事主要是通过典籍，依赖历史学家的考证与研究，以及前人的口述与记录，而这些往往还是躺在纸张上的小范围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接触古籍增添了很多手段，历史知识也在一点点向大众普及。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来透视一段故事。在很多时候，人们沉醉在对历史的追寻中，而忽视了让历史走进我们。艺术作品也是让历史走进现实的重要手段。有高校历史系老师，就鼓励艺术系的学生通过“专业+历史”的方式来表达过去，雕塑、油画、素描等都成了一种尝试。而在近几年，作为大众文艺形式的小说，也通过一些作品让观众感受湮灭已久的历。阅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一段历史被艺术化地剖开时，也是某种历史视角的转换，读者得以了解那些过往的历史。

有人说，历史的复现就是当代精神的某种折射。不同的人，固然有复现和述说历史的特定视角，但是对一些借艺术表达之名简化历史、虚无历史、污名历史的行为，也应保持警惕。曾经网络上质疑黄继光不可能用胸膛挡子弹，而《三八线》重现了那场战争中的血与钢，告诉观众“英雄是用来崇拜的”。同样，刻画不意味着简化，更不是神化。如果总爱用“敌人的狠与心机”来反衬“我方的善与智慧”，主角总是自带光环永远不朽，这样的套路人设，只怕既难让人敬也难让人信，而历史，或许就在这一刻变单薄了。当然，触及历史真相未必要通过艺术手法，但如果想用艺术展现历史的真实，就需要用“美的”来衬托“真的”，而不是相反地用“美的”来掩饰“真的”。

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这不只是作家或艺术家需要找寻的永恒，而是我们——哪怕最普通的百姓群众，在讲述与追踪那些见证过或未曾经历过的故事时，不能遗弃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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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开篇便写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与以往的作家不同，他没有把我国近现代历史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没有把人物简单地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而是紧紧抓住白鹿原上“白鹿”家族，紧紧抓住这一家族的族长──白嘉轩，并赋予了他宗法家族那种强大的道德力量，让他与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等人在矛盾冲突中，一同走过改朝换代、军阀混战、农民运动、国共分裂、年馑与瘟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而表现出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让人自觉地认识到无论宗法社会所蕴含的道德力量有多么强大，它都必然走向崩溃。

《白鹿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作者始终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安排情节。小说伊始，便写白嘉轩“前赴后继”地娶妻，这种情节似乎有些生殖崇拜的意味，但须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生子以成家业，正是宗法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土地是农耕文化的第一要素，在娶妻生子的同时白嘉轩就换地、置地。为此还不惜与鹿子霖发生冲突，后来还是朱先生一纸书信和平解决了此事，并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美誉。如果说翻修宗祠是“继往”的话，那么开办学堂便是“开来”了：这两者恰恰是宗法社会道德之本和教育之基。小说至此，“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

改朝换代了，“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虽然有《乡约》约束着白鹿村，但约束不了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村里成立了乡约，田福贤、鹿子霖作为道德力量的对立面登场了。遵循着“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的信念，白嘉轩“鸡毛传帖”，发动了“交农事件”，赶走了史县长。鹿三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让白嘉轩不由得竖起大拇指：“三哥，你是人！”

“白腿乌鸦”兵开进了白鹿原，鱼肉乡里。这段时间，白鹿原的新一代也成长起来了：黑娃外出打工，带回了田小娥，白嘉轩不允许他们入祠堂，二人便住在村外的破窑里；鹿兆鹏被鹿子霖逼着结了婚，后来回镇上当了校长，看到“白腿乌鸦”兵义愤填膺，便伙同黑娃等，火烧了白鹿粮仓；白灵挣脱家庭锁链，到县城读书，并与鹿兆海一起参与了学生运动，二人还约定着分别去投奔国共两党。

“白腿乌鸦”兵撤了以后，鹿兆鹏共产党的身份得以公开，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黑娃在鹿兆鹏的鼓动下参加了“农讲所”，回原后成立了“白鹿区农协筹备会”，掀起了一场“风搅雪”：铡了老和尚，占了祠堂，砸了石碑，毁了“乡约”，甚至批斗起了田福贤。国共分裂后，田福贤进行了血腥的复仇，鹿子霖投靠了田福贤，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不遗余力地恢复白鹿原的传统与稳定。黑娃逃离，先是做了习旅长的贴身警卫，兵败后便做了土匪。田小娥受不住压力，在鹿子霖的诱骗下失身于他，并在鹿子霖的唆使下，把白孝文拉下了水。“忙罢会”之前，黑娃带了土匪抢劫了白鹿村，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杀死了鹿泰恒。白灵加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却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被揭露出来，白嘉轩在祠堂里用刺刷惩罚了他们，并强行把白孝文分了出去。田小娥晓知事情原委之后，断然与鹿子霖绝了交，而接受了白孝文。

《白鹿原》一场大旱带来了饥馑，考验着白鹿原上的每一个人。白嘉轩的求雨也没有什么结果，不少人都绝望了。白孝文卖完了地又卖了房，还饿死了媳妇，却能和小娥患难与共，后来竟还抽上了鸦片。在将要饿死的时候，鹿子霖推荐他加入了县保安大队。鹿三看不过白孝文的沦落，认为田小娥是罪魁祸首，便趁夜色把她杀了。黑娃得知此事，连闯鹿、白两家，鹿三杀人的事，就这样被白嘉轩一家知道了。白嘉轩质问鹿三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事？

鹿兆鹏被捕后，冷先生用尽全部积蓄救下了他。但他却并未远走，而是不断发动武装，开展斗争，几经反复，和当了土匪二拇指的黑娃见了两面，并试图鼓动他们参加红军。白灵违了婚事，逃出家门，白嘉轩非常生气，“只当她死了”。白灵和鹿兆鹏在白灵姑父皮匠家里会面了，便一起除奸惩恶，战斗中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

白鹿原上，年馑之后是场大瘟疫。患上的人都上吐下泻，鹿三的女人和仙草临死前甚至还梦到了田小娥的诉苦申冤。后来，鹿三经常被小娥的冤魂附身，当众道出了事情真相。这样，原来的破窑便成村人膜拜的神地，甚至有人主张为小娥修庙塑身。而白嘉轩再次显示出他的硬气，力主火烧小娥骨骸，并在破窑上建造了一座六棱砖塔来镇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灾害过后的白鹿原一片死寂。

而后，抗日战争爆发。白灵和鹿兆鹏策划、发动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白灵怀孕后，鹿兆鹏委托弟弟鹿兆海护送她到了陕北。在陕北，白灵因革命队伍的内讧被秘密活埋了。远在家乡的白嘉轩、白赵氏、朱先生都不约而同地做了个相同的梦。鹿兆海所在的十七师在中条山重创日军，在抗日战场上没有牺牲的他，却在北山围剿红军的时候被打死了。黑娃所在的山寨内部出现了内奸，白孝文适时出面收编了这股土匪。鹿子霖受鹿兆鹏的牵连进了大狱，家人为了营救他，把门房和门楼又卖给了白孝文。鹿子霖释放回乡后得了田福贤的好处又到联保所供职了。

黑娃娶了知情达理的女人，帮他戒掉了大烟，还转心向学，被朱先生收为关门弟子，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决定回乡祭祖。白嘉轩亲自主持了黑娃的回乡仪式。鹿三在原谅了黑娃之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给世人留下无数传说和感叹。

抗战胜利了，岳维山们帮着敛财抓丁。《滋水县志》终于付印了，须发皆白的朱先生了却最后一桩心事，平静地走了。黑娃在韩裁缝和鹿兆鹏的策反下，成功起义，功劳却被白孝文窃取。一年后，白孝文处决了黑娃。新政权，是由白孝文主持县政。

小说的前五章写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的常规，“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从第六章开始，作家就着手设置境遇了。第一个境遇是改朝换代。白嘉轩说：“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朱先生为这位群体领袖（族长）拟定了一份《乡约》，似乎有了群体规范就可以保证稳态。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于是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交农”虽说是群体对外界社会的抗争，但这事件中每个人都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种因。事件过后，初级群体在内部蕴蓄着，主要是新的一代在新的形势下成长，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都在与外部社会接触中进一步社会化。从第十一章开始，作家设置了第二个境遇：白腿乌鸦兵围城。在围城事件中，白鹿原社会群体尽管仍作为一体来同外界社会抗争，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不同斗争方式上预示了群体的分化。接着是第三个境遇：农民运动及国共分裂。至此，群体已分化出三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与土匪。白嘉轩作为族长尽管还在不遗余力地恢复群体的稳定，但已经回天乏力了。接着是第四个境遇：年馑与瘟疫。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小说最出色的十章，大自然的参与加剧了社会的变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年轻一代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行动，群体中每一个人，包括此前被置于后景上的妇女都在灾难的漩涡中打转浮沉。自然灾害过后一片死寂，群体的创作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又被卷入社会灾难的漩涡。第五个境遇是抗日战争。大概由于西部未曾沦陷，作家才没有对此展开描写，只是用反讽手法写了朱先生投军与兆海之死。第六个境遇是解放战争。这最后的五章写得也很动人，尤其是卖壮丁与策反保安团，写得有声有色。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也决定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命运，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的归宿。不难看出，结局中笼罩着悲剧气氛，我认为作家这样写是非常聪明的。朱先生的死，黑娃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以及鹿兆鹏的下落不明，共奏出一曲挽歌，似在挽悼旧的白鹿原的终结。

（选自薛迪之《评〈白鹿原〉的可读性》，《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综上所述，《白鹿原》所构建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不是仅仅由对立的两种力量，而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扭结合力的脉动。表现在原上的这些力量原本都是乡党，有些还是小时的玩伴，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才逐渐分化的：白嘉轩和他的“精神之父”固守着宗法传统和道德精神；鹿子霖投靠田福贤成了鱼肉乡里的帮凶；鹿兆鹏、白灵背叛家庭走上了革命；鹿兆海参加了国民党；黑娃更是长工、农运骨干、习旅警卫、土匪头子、保安团营长……角色几经变化，精神也几度波折，最后归于传统，成了起义的主要策动者、人民的副县长；白孝文注定要被培养成族长继承人，没想到却堕落成浪子，即将饿死的时候被鹿子霖荐到保安团，当了营长，被裹挟着起义却成了县长。可见，这种分化不是生来就注定的，而是由形势、各自的思想文化状况、性格和各种非理性因素甚至是偶然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进程难以预料，结果往往和初衷相反：白嘉轩的传统理想终成泡影，鹿子霖机关算尽人财两空，鹿兆鹏下落不明，一心革命的白灵被革命队伍处死，投身抗日的鹿兆海却在进攻红军时战死，黑娃变为好人了却被镇压，白孝文这个不肖子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的县长。

小说既没有对历史作脸谱式的道德评价，也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它写了道德理想的失落与救赎，是从多元复合的历史观出发，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都是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的。白嘉轩似乎是传统道德的守护者，得到作者相当的肯定，但透过黑娃的嘴指出他的腰“太硬太直”，通过白孝文的经历谴责了他那颗缺少天伦之乐的心；鹿子霖由于根基太浅，常常有些见不得人的举措，但他和蔼平易，内心也常常掠过不安与羞愧，并不是十足的恶棍。在子女求学的问题上，更表现出了鹿子霖的开放和白嘉轩的保守。好人不是全好，坏人也不是全坏，而是立体丰富的真的人。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白嘉轩

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是几千年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作为白鹿家族的族长，他处处不忘自己的身份，处处以传统道德规范着自己，约束着别人。他严格按照族长的标准培养长子孝文，在发现儿子的奸情以后，他不顾众人的哭劝，在祠堂里当众施行严厉的惩罚，并断绝父子关系；他对叛逆者小娥的处理就更残忍了，支持鹿三开除小娥夫妇农籍、撵出家门不说，还先后两次毒打受骗失足的小娥；就是在小娥冤死化鬼欲讨回公道而村民们都已屈服时，他又火烧骨骸、建塔镇压。他律己更是严格：明明喜爱孩子，却从来不抱一下；孝文堕落后，他毫不犹豫地赶出了家门；白灵逃婚闹革命，他就当她死了，不再认这个女儿。甚至腰伤刚好就吼着秦腔下田犁地，宣告着自己精神的坚强和胜利。但同时，他还以“父亲”般的胸怀呵护着白鹿原──这主要体现在以德报怨上。如果说他对赌徒和烟鬼的处置严厉中透着恩威并用的话，那么他对回头逆子白孝文的接纳，对多有龃龉的鹿子霖的营救，则好像父亲对自己不肖子的宽容一样。尤其是他对伤风败俗的、曾落草为寇的、并打断过自己腰的黑娃的态度，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试想当他得知黑娃已翻然改悔，打算认祖归宗，说出那句“凡离开白鹿原的男人，最后都要回来的”，内心是何等的愉悦，精神是何等的超越！可见，在白嘉轩那高尚精神的外衣下，无论“宽”还是“严”，其出发点只有一个，那便是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宗法精神的高扬。

我国古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武器有两种：一是政统，一是道统；政统重在政权强制，而道统却重在精神奴役。较之政统，道统有着一种忧患意识，常常对政统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像孟子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而它也更具有迷惑性。作为传统道德精神的代表，白嘉轩和朱先生一样，都对任何政权、政治集团和政治斗争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姿态。尽管政治从来也没有放过他，可他却能独守精神情操，不谋取任何职位，也不染指任何政治斗争，一心只想着“耕读传家”。平生仅有过的一次政治事件──“交农”，也是农民自救的意识，而且是以“反昏君是大忠”这样的道统观念为出发点的。

无疑，白嘉轩严以律己，坦荡为人，立得端，行得正，他的精神是坚强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高尚的。但是，正是这种坚强与高尚，掩盖了其本质上的保守性。他一贯重视教子读书，教族人读书，但内容必须是孔孟儒学，对于新学，他本能地拒斥，这与鹿子霖积极支持儿子求新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瞧不起鹿氏祖辈的手艺出身，认为那根基太浅、德行太薄；更不用说他对黑娃、小娥真情婚姻的压制了。这些都足以说明他思想是多么的保守、封闭、顽固，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就是这样深埋在高尚精神之下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深刻理解白嘉轩，不能深刻地理解《白鹿原》。

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他是《白鹿原》的第一主人公，也是作品中白鹿两个家族的族长。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完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的程度，以至于有些论者误以为作者对他持完全认同的态度。但是作品的非同一般恰恰在这里，在他的刚直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的现象下面，却是一整套坚固的封建文化信条，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家族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的两个儿子和鹿子霖的两个儿子一起上学读书，鹿子霖想让儿子读书识字到外面闯世界，他却很早就让两个儿子回到身边，走耕读传家的道路。他先按照一个族长的标准，培养长子孝文接班，在孝文与小娥的奸情被发现后，他气得昏过去，并不顾众人的哭劝，当众施行严厉的惩罚，断绝父子关系，在孝文以后，他又按照自己的面貌将二儿子孝武培养成家族文化的忠实奴隶。他对叛逆者小娥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他在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时的残忍，先是支持鹿三对小娥夫妇开除农籍，既而又先后两次对受人诱惑而失足的小娥用刺刷毒打，小娥冤死化鬼想讨回公道，他又建造七级砖塔镇压。在砖塔奠基时，他又让人将据说是小娥化成的蝴蝶统统抓住，压在塔下，完全一个扼杀白娘子美好爱情的法海和尚形象。他容忍后来的黑娃和白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很容易被人理解为这个族长的宽厚，其实不然，那是在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程度的悔过之后。“凡离开白鹿原的男人，最后都要回来的。”正是这些家族文化的回头浪子，给了白嘉轩这样的自信。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嘉轩是家族文化的自觉的维护者，个人人格的完整与强大，更增加了这种文化的欺骗力量。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

强烈而自觉的族长意识是支撑他笔直的、挺直的腰板的精神支柱。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就是乡规村约，以致从街上走过，喂奶的媳妇们纷纷躲避。白嘉轩真诚地恪守着他信奉的道德律令，用以律人，更用以律己。因此，他与形形色色的伪道学家形成对照，与阴毒、淫乱而懦弱的鹿子霖更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给了他精神上、道义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自尊，也驱使他在制定和顽固推行乡约村规时，专横僵硬到绝情的地步。是他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是他下令杖责小娥，又亲手杖责并驱逐了儿子白孝文，是他不再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背逆人类天性的封建道德的凶残暴虐在这里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耕读传家”从来是农耕文化和家族制度的规范之一，白嘉轩始终把它视为治家、治族的根本方略。先来看“耕”，他早年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但他终于退守朱先生的教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坚持只雇一个长工。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毫无松动的经济原因在这里可以找到它真正的答案。再来看“读”，白嘉轩一贯重视教子读书，教族人读书，但这必须是孔孟儒学，对于所谓新学，他天然地持怀疑、拒斥态度，这些都足以反映他思想中保守的、封闭的、顽固的一面，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是怎样制约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选自李星《世纪末的回眸》，《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白嘉轩是个复杂的艺术典型。作品写他“命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突出描写了他仁义为本的人生观。作为封建阶级的人物，他却组织“交农”反抗国民党横征暴敛；他跪在田福贤面前为被捕的农协骨干求情；“四一二”政变后田福贤还乡他又是惟一不低头问候的一个；国民党叫他儿子当甲长他则以进山躲避来对抗……这一切并不是这个人物的“革命性”的表现，而是他“顺时利世”“学为好人”和“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等儒家观念支配的结果。他身上浸透了儒家文化的液汁。“仁义”是他的生活信条，他修祠堂办学馆，对长工鹿三的兄弟情谊更真挚动人。他以正祛邪、以柔克刚、以德报怨，出于他对自己生活信条的自信。他对打断他腰的黑娃和长期与他较量的鹿子霖的营救，完全出于他不计个人恩怨的至诚。他门上刻的“耕读传家”，更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所以他腰刚好就吼着秦腔欢快地下田犁地。他正直自守，定下的族规乡约不仅律人、更以律己，他杖责淫乱的小娥，更狠鞭孽子孝文。他又有着坚毅的个性，是个“想得出做得到一马跑到头不拐弯的冷硬心肠”。他咬钢嚼铁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尊和威严，正是这种端直倔岸的脊梁，支撑了白鹿原，也支撑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大厦。但是他又毕竟抗拒不了自己家族的不幸，最后他不仅永远佝偻，而且连眼睛也因“气血蒙目”被挖掉了。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命运，唱出了一曲深沉的挽歌。

（选自蔡葵《〈白鹿原〉：史之诗》，《〈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鹿子霖

封建社会中能出人头地的，如果失去了白嘉轩身上的精神力量，就只好沦落为代表着封建政统力量的鹿子霖了。鹿子霖牢记“勺勺客”老太爷“中举放炮”“让人侍候你才算荣耀祖宗”的遗训，热中于出人头地，做不了族长，就只有走仕途了。通过钻营，他终于当上了十个村庄的“乡约”，便与田福贤沆瀣一气，倚势恃强，鱼肉乡民。因为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便表现为顺利时小人得志，倒霉时心灰意冷。他淫乱成性，长得像他“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坐三四席。他乘人之危霸占小娥，又唆使她勾引、报复白孝文，暴露了他下流恶毒、不择手段的本性。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根基浅、德行薄的缘故，较之白嘉轩，他更有人情味，为人平易随和；或许正是他的不安现状和钻营向上，对新生事物接受起来比白嘉轩要快得多，因而显得较为开明一些。丧失了精神力量，便只有谋取物欲的满足；一旦再失去这些，他将一无所有。如果说白嘉轩最终还能赢得一些尊重的话，鹿子霖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了。

鹿子霖是宗法家族制度和思想的维护者和破坏者。作为勺勺客的后代，他始终牢记“让人侍候你才算荣耀祖宗”的祖训，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根据白、鹿两姓创始人的决定，他无缘充任白鹿家族族长，强烈的忌妒心推动他千方百计另寻他法以压倒白嘉轩。小说紧紧抓住他的这一隐蔽的思想动机写他怎样在修祠堂、办学、修围墙中大显身手而博得村民的赞赏，怎样策划由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给白嘉轩以精神上的打击，怎样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拒绝为田小娥修庙等事件中向白嘉轩长跪不起，既收买人心又使白嘉轩难堪，怎样几次三番投靠田福贤，利用机会中饱私囊。他阴险狡诈又为人平易随和，他贪得无厌却又常常解囊助公。和王熙凤作为贾府封建传统的维护者和破坏者一样，他和宗法家族制度及思想关系也是一身而二任的。他的结局也带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色彩。

（选自赵祖谟《多重视角下的历史脉动》，《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审美

《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毋庸置疑，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但是，《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强调“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见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白鹿原》虽然没去图解历史，注重原生态的生活和细节真实，但它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生活，而是力图通过各种势力在原上的冲突和发展，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陈忠实也并没有坚持“零度情感”，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做了深刻的思考。

当年，萨特曾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几十年过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非虚构文学发展速度惊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纪实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中国读者而言，近年非虚构文学的风头有增无减，而那些影响颇大的“新闻化小说”还往往出自名家之手。于是，非虚构与虚构的边界多了疑惑与追问。

作家陈忠实以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审美，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深沉思索，让文学与自己的生活，与我们的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困境进行有效的互动，显示了陈忠实作为作家的自觉。他以《白鹿原》的真实为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非虚构文学创出新天地，在《白鹿原》中以深沉的语言，加以以虚构与荒诞，把非虚构文学的文体边界打开，探索着当下写作新的可能。

陈忠实的《白鹿原》依然以陈忠实真实的故乡为背景，把乡村现实与文学想象融为一体，犹如鲁迅之“鲁镇”。陈忠实在现实与虚构、全知与未知中自由切换他掠过乡村繁复的表象，走进或幽暗或澄明的世界深处，并以反转的方式一一呈现关“白鹿原”的那些精准而鲜活的细节与家族人物。《白鹿原》成为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完成当代农村小说“文化化”的审美进程。《白鹿原》立意高远，它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在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所培育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当我们深切反思百年中国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拥有众多的伟大叙事作品？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现在看来，与我们曾经有过的割裂、否定、扭曲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命脉有很大关系，而《白鹿原》在以文化精神观照乡土中国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例如，书中的关中大儒朱先生，乃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典范，既有飘然出世之想，更有兼济天下苍生的入世之举。每当事关民生疾苦，他总是挺身而出，如只身却敌、禁绝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宣言、亲自主持抗日英烈鹿兆海的葬礼，突出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就个人生活而言，他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手拟《乡约》。国民党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威逼利诱他发宣言，他绝不屈从，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凛气节。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将圣人、智者、预言家集于一身。现在一般的改编者都把朱先生这个人物去掉，是看不到《白鹿原》思想灵魂的表现。从作者对朱先生的大力肯定可以看出，《白鹿原》的主导思想倾向是肯定儒家文化中积极的、有生命力的精华。小说有一个贯穿始末的关键词，叫“人”——“做人”。白嘉轩夸赞鹿三说：“三哥，你是人！”白嘉轩自己的最高信念也是“做人”，他说，要做人，心上就要插得住刀。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她对白嘉轩说：“你不让我做人，我也不让你做人。”人者，仁也，包含着儒家精神中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深刻内涵。“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尊严的人、以仁义为本的人。

小说的力量说到底还是要看人物塑造的深刻程度。《白鹿原》塑造了众多内涵深厚的人物，如白嘉轩、朱先生、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田福贤、白孝文、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武，等等。如层峦叠嶂，气象不凡。白嘉轩形象中的文化渗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持守耕读传家理想的白嘉轩，年轻时也曾不光彩地“智取”白鹿宝地，也曾种罂粟起家，被朱先生强令“犁毁”。显然他的理想与行为存在矛盾。作为族长、原上的精神之王，白嘉轩敢于与大党棍田福贤抗衡，始终不忘保护农民利益，甚至带领农民搞过抗税的“交农”事件。他还钢钎穿腮扮马角神祈雨，几近传奇。但另一方面，他又顽固地压制离经叛道的自由精神，虽在剪辫子和放脚上认可新政，骨子里却恪守儒家传统。他耳提面命，要黑娃赶快抛弃田小娥这个“灾星”，并以“前悔容易后悔难”威逼之。对他自己的儿子白孝文也管束极严、期望极高，但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走了，由一身洁白，变成了一个鹑衣百结的乞丐和大烟鬼，“把人活成了狗”。这来自最爱者的伤害对白嘉轩是致命的，使他“气血蒙心，瞎了一只眼”。小说在塑造这个悲剧人物时，写他的腰一直挺得很直，连黑娃都怕“嘉轩叔挺得太直太硬的腰”。小说结束时，被黑娃打折了腰的他，用未瞎的一只眼，凝视着暮霭中的群山，忏悔当年买地换地是一辈子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这一笔对白嘉轩的完整性很重要。100年来的农民形象中，还没有白嘉轩这样一个独立、自尊、自信的人物。白嘉轩的出现，不但扭正了过去小说中习惯用政治化定位的简单化倾向，而且创造了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形象。《白鹿原》完成了当代农村小说“文化化”的审美进程。

对引人争议的性爱描写的看法。田小娥，扑向爱情之火的飞蛾。“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陈忠实）“爱之深恨之”的叛逆性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切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属于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作品对这个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的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然而她天性就不是个安份的女人，一种生命的本能使她去“勾引”黑娃，并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灾难历程。田小娥受不住压力，在鹿子霖的诱骗下失身于他，并在鹿子霖的唆使下，把白孝文拉下了水。“忙罢会”之前，黑娃带了土匪抢劫了白鹿村，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杀死了鹿泰恒。白灵加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却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被揭露出来，白嘉轩在祠堂里用刺刷惩罚了他们，并强行把白孝文分了出去。田小娥晓知事情原委之后，断然与鹿子霖绝了交，而接受了白孝文。这种不同于以往写实的描写，还来自陈忠实倾注于村野的叙事，既沉静淡然又深情款款，描述精准又撒野般地上天入地，显示了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意识。这份天马行空，不拘于非虚构纪实性的语言，有着更灵活的结构，野气横生，活力四射。当然，这种野气是北方的，比南方更野更爽朗也更大气。这是想象力的胜利，也是文学的力量。因为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必须以精准为前提。同时， 这种美的背后还深藏着陈忠实的悲剧意识，但它又是明亮的、野性的，它忧伤地藏在作者的笔尖，转化为虚构的刀笔。非虚构并非字字真实，其中有非虚构之虚，也有虚构之实。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以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鹿原》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理论阐述的是普遍的道理，而在我所要写的多个人物身上，很难发生具体的分寸把握的功能了。这是仰赖理论所不可能解决的事，不然就无所谓创作了，属于常识。让我确信必要而又恰当的性描写不应该继续成为禁区，是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次突破。然而，那个人物必需涉及性描写，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

随着《白鹿原》的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是很自然地得到解决，起初发生的那种严峻性，已经化释了其中的某些威压的成份，而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甚至连最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是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对原上那几位逐渐生动也丰满起来的人物的自以为独自发现的感受，自然发生的某种未曾体验过的颇富挑战性的庄严感。我很清楚，这是我接受了关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鲜学说，并试探着对《白鹿原》里的人物完成透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获得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透视人物的视角，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扩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岂止是我家后门外的这道原，辛亥革命的一个最切实的革命行动，是剪掉男人脑后的那根猪尾巴扯断缠裹女人小脚的发臭的布条；“五四”运动则提出婚姻自由，可见裹缠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臭布条，中国南方北方一样久远。这个时候，我才大致梳理出较为分明的头绪，对于在查阅《蓝田县志》的《贞妇烈女卷》时颇为激烈的心理反应，以及田小娥这个人物的跃现，现在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视角，进入理性的探视了。

我后来归纳的“写性三原则”，大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缺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写，把我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缠裹着性构件的长布条彻底撕开，该当是《贞妇烈女卷》里无以数计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也该当是民间盛传不衰的那些酸黄菜故事传播者未必自觉的叛逆心理，还有留在我幼年记忆里的那位选婚者被刺刷抽击时的尖叫。

我的庄严感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庄严感在我此前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而且伴随着挑战性。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担心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我为自己的定位比较清醒，不把性描写作为吊某些读者胃口的诱饵。尽管确信不疑，尽管不想如此下作，而要不造成色情或贩黄的阅读效果，关键就在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揭示这道原的“秘史”里缠裹得最神秘的性形态，封建文化封建道德里最腐朽也最无法面对现代文明的一页，就是《贞妇烈女卷》。在这部小说写作的四年时间里，我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另一张是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睛，顺手在一绺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几个字，再贴到小日历板上。其实这张纸条的内容已不属于提示性质，纯粹是我抑制写作冲动的即兴行为。后来我也意识到，仅写过的两张小纸条，都是与性描写有关。

——据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整理

我们从陈忠实真切的叙述中分明看到，白鹿原既是陈忠实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们的家乡？它早已在陈忠实具有原创性的充满“在场感”的非虚构创造中，展示了其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普遍性。于是，白鹿原，泥土深处既荒凉苍茫，更野气横生，蓬蓬勃勃。白鹿原上空的一朵云，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飘忽不定，更真切而诗意地表现了乡亲灵魂与信仰的枯与荣。陈忠实以自己真诚的写作态度，再次拓展了当下的文学写作，并使之进一步走向开阔。

《白鹿原》有一种说不完、挖不尽的经典品质，二十多年来，它不断被重印，不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歌舞剧、美术连环画等多种形式。《白鹿原》是价值崩溃时代的民族寓言，以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审美，对家族深层记忆进行了历史挖掘。《白鹿原》完成了当代农村小说“文化化”的审美进程。白嘉轩的出现，不但扭正了过去小说习惯用政治定位的简单化倾向，而且创造了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形象。《白鹿原》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处理方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