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这座筑于合川钓鱼山上，面积仅两个半平方公里的山城，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竟占有闪光的一席之地。

　　七百多年前，强悍的蒙古军队向孱弱的南宋发起全面进攻，在巴蜀遭遇顽强抵抗，小小钓鱼城的保卫战，使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的蒙哥大汗遭受重创，一命归西。此役迫使蒙古帝国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让南宋历史延续近二十年，并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扩张。钓鱼城，如同一根坚硬的铁刺深深钉在巴蜀大地上，钉在蒙古人的心中，此后三十六年中，元军数百次攻打此城，但是屡战屡败。钓鱼城的失败，成为蒙古人心中难以去除的痛。

　　炎热的七月，我来到这里，瞻仰这座英雄的城池；但经七百年岁月，钓鱼城留下的，是浓荫下零乱的断壁残垣，还有一株八百道年轮的桂树。这古旧的石头和沧桑的桂树，记忆了那一场场铁血无情的生死拼杀，同时记忆着一个末路英雄的名字——王立。

　　王立，时任南宋合州安抚使，钓鱼城的最后一位守将。

　　三十六年的坚守，使钓鱼城如同一盏光芒四射的灯塔，激励着南宋军民的抵抗意志；但是，面对疮痍满目国祚已尽的江山，面对四面八方如狼似虎的强敌，曾经英勇无敌，智勇双全，令蒙古军队心惊胆颤的王立，为替十万百姓谋求生路，最后向元军递交了降书，蒙古人终于完成了征服南宋大陆土地的最后一笔，不久，南宋丞相陆秀夫在崖山负幼帝赵昺蹈海，南宋王朝黯然地离开历史舞台而去。

　　领导钓鱼城英勇抗敌时的王立，无疑十分令人景仰，如高高的钓鱼山屹立在三江汇流的大地，然而，降将的结局却令其形象折损，声名扫地。如今，时光已逝去七百多年，人间也几番改朝换代，将军的灵柩早已盖棺，却褒贬纷纭，仍无定论。七百年来，对王立终止抵抗的行为，贬斥者众多，理解者亦有，而赞誉者则如同凤毛麟角；细细思之，应是忠君思想使然。

　　贬斥王立者，斥其贪生怕死，软弱失节，骂其背叛民族，甘当“汉奸”，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文天祥相比拟；理解者认为他救民于水火，不得已失节，值得同情；赞誉者则认为他以民为本，忍辱负重，舍小节而持大节，后者观点，我非常赞同。

　　历朝历代，判定忠奸者，多以对君，对国的态度为准绳，实际上，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君就是国家的全部；民众的生死似乎与国家无关。尽管孟圣人竭力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君王的认知却与此相反，行为方式更是大相径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极少有人以民众的生死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王立是一名骁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枪林箭雨，出生入死数十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若用与敌死拼或杀身成仁的手段来求得名节，是何其简单；但是，当时陷于重围的钓鱼城几乎弹尽粮绝，与敌力量悬殊，抵抗难以为继；更为可怕的，是城中尚有十余万逃难而来的百姓，他们所面对的，是积三十六年血仇且嗜杀成性的虎狼之师，一旦城破，百姓必遭屠城之灾。是以全城玉碎为代价求得自身的名节，还是用忍辱屈降停止抵抗来救民于水火，王立陷入两难的痛苦之中。

　　这时，王立身边那位美丽聪慧的熊耳夫人也深为全城百姓担忧，他劝说王立，以城中百姓身家性命为虑，并愿意联系在元廷担任安西王相的表兄李德辉，以保全百姓性命为条件，放弃抵抗。王立经过痛苦思考，答应了熊耳夫人。秉承忽必烈怀柔思想的李德辉同意王立的请降，并亲赴钓鱼城受降。城开之时，城中百姓欢呼雀跃，无不欣然。钓鱼城的殊死抵抗虽长达三十六年之久，但此时，元蒙军事较量基本结束，天下大势已定，生存，毕竟是民心之所向。

　　中国古时，评价一个人是忠是奸，往往以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为标准，其实，根本标准应该是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忠于民众才是真正的忠，仅仅忠于君王则是愚忠。历史人物在穷途末路之时，若贪生怕死，卖国求荣，是为奸；若为民众利益，忍辱负重，无惧世人的误解，则为忠，且为大忠。大忠者必持大节。王立所为，未遵循忠君之道，却顺应了民生之意。当时，君已亡，国已破，民众要生存，让他们为旧王朝无辜丧命，显然有违天理。

　　文天祥死而尽忠，王立生而存节，二人本是殊途同归，结局却迥然而异：文丞相一颗丹心，昭然日月，名垂青史；王将军一纸降书，救民水火，身背骂名。真可谓以死保节易，忍辱保名难啊。王立生时，已倍尝忍辱之苦；孰料死后，仍难脱万世骂名。其泉下有知，是否会后悔当初未临阵赴死，或引颈为快？

　　一腔热血涌起，以死力拼顽敌，使民众遭受屠戮，勇则勇矣，但勇而无义；而强压心中怒火，终身忍辱被骂，使民众得以拯救，舍名取义，方为真正勇毅，这是天地间最深的忠，人世间最大的义。

　　清乾隆年间，合州知府陈大文深感王立忠义，将其与熊耳夫人及李德辉牌位请入忠义祠，与抗元名将王坚、张珏、余玠、冉琎、冉璞五人牌位并列，此后百余年间，后任皆无异议，也许王将军在天之灵有所欣慰。但至光绪年间，知府华国英却无法容忍王立当年所为，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并在厅堂楹柱撰联表达凛然心意：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认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见忠君和爱民的区别，官心与民心的差异。

　　上世纪四十年代，蜀中才子郭沫若对王立也大加鞑伐，作诗痛骂，并将王立、熊耳夫人二人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华国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许自身观念使然，也许时逢华夏国难，情绪难免激愤，王立将军是否应以当年忍辱之心胸，多多包涵才是。

　　到如今，贤良祠已毁，忠义祠犹存，当年忍辱救民的王立将军不知魂游何处。

　　忠义祠中，听到游人议论：

　　“可惜呀，英勇抗敌这么多年，最后居然选择了投降，真是不可思议。”

　　“难道拿十万人的生命去换他的一世英名，就是正确的选择？”

　　七百年前，王立的身上骂名纷纷；七百年后，对他当年的选择，依然是不断的争论。

　　悲乎！哀乎！

　　钓鱼山上，新绿茂生，钓鱼城中，旧迹尚存。居高俯瞰，见江流浩浩，犹忆水师旌旗飘扬；流连幽径，听林涛阵阵，如闻当年杀声回响。光阴似水，物是人非，若王立将军魂归故地，遥想当年，不知心中会释然如风，还是依旧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