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消息不胫而走：我的新作《风语》有书商出500万天价我不给。我凭什么“见钱不眼红”？媒体作出种种猜测，“虚假说”、“作秀说”、“炒作说”，众说纷纭。
我可以负责地说，事情是真的，确有北京某书商三赴杭州要我书稿，报价从300万起，涨到500万。为什么涨?因为我不给。是我耍大牌？不是——我不是个摆谱的人。是我视金钱为粪土？也不是——我没那么高境界。那么我为何不给？理由很简单，我还没脱稿，对方只字没有看过。这种天价，不给我荣幸感，只让我觉得不可理解。至少，我想他们不是冲着我的作品来的，而是冲着我的名声来的。我是个作家，不是什么明星，我希望你重视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名声。问题就在这里。

文学的艰辛和孤独确实令人沮丧，而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了。出版不以质量而论，而是以名气论，七年前我打磨了十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处被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人等着、抢着要出版。

其实，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阴差阳错，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让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 （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无名之辈的心血之作只能锁在抽屉里，或在网上晒晒。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文坛和出版界之平庸、弱智其实更令人沮丧。

我一直在想，中国作家成了名后，要写出好作品的几率大概只剩零点几了，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太多。打开手机，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请你参加各种活动，对各种时兴发表见解。如果拒绝，对方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你。记得成都有一位女记者是这样“教导”并指责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向是中国文人的美德，你成了名当然要为他人谋利益，要善待他人，要乐于牺牲。我以自己推想名气更大的作家，想必他们受到的类似“教育”和谴责一定更多，牺牲也更全面——包括写出好作品的几率。

我现在十分怀念十年前的那种写作状态：每天固定时间写，写得顺多写一点，不顺就停下来玩，读书；就像个农民种地，天气好多干一点，刮风下雨了回家数芝麻去。东西写好了，放在抽屉里，反正没人要。几个月后，兴致来了又拿出来看看，孤芳自赏，发现问题改一改。问题太大，索性不要了，重新开头。《解密》我写了十年，原因就在于反复写，彻底推翻地写了三遍，局部修改至少有二十遍。我一直认为《解密》是我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我也靠它总算过了作品的“出版关”。但不要忘了，其发表和出版历尽坎坷，开始我很识相，投了几家省级刊物和出版社均被退稿，历时一年有余，最后我烦了，就不知天高地厚投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算我运气好，碰到了识货的人，隆重推出了。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后怕。

这就是我们的出版界，认人不认作品；作品写好了还要运气好，像中彩票一样，要碰到伯乐。这些年，出版社为了一部名家的稿子恶性竞争的例子时有发生，其实何必呢？我经常看到一些无名作者的好稿子，推荐给出版社，他们总是不要，宁愿要一个名作家的烂稿，甚至是想象中的稿子。这显然不是一个成熟的出版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