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崇祯十七年则大不同，这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顺国，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崇祯缢死，多尔衮定都北京，康熙的父亲福临也在10月从盛京来到北京。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一片暗流涌动之上看似平静的海洋，那么崇祯十七年则是惊涛骇浪天崩地解的年份，这一年，是公元1644年。

　　胡适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太多的人被这个小姑娘吸引，带着好奇心，或者给小姑娘梳洗打扮的愿望。有的实在禁不住诱惑，干脆下海，比如黄仁宇，让历史研究和讲述充满了新鲜的味道，所以都说黄仁宇是史学界的异数。

　　下历史的海并且玩得专业的不只是黄仁宇一人，比如《天崩地解1644》的作者汗青。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总觉得《万历十五年》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历史写作与讲述方法。《天崩地解1644》与此相近，但是更有趣一些，或许因为汗青不需要将本书作为博士论文，所以更多地加入了情趣，而更少地设置了窠臼。

　　当然，有趣的不只是语言，还有作者千挑万选的故事，正野并收，文史兼顾的材料来源，广征博引的讲述手段，让行文处精彩纷呈。比如大臣赵用贤被皇帝打了板子，他老婆把腿上屁股上掉的腐肉都收起来做成腊肉，事后竟然也被后人争相效仿，或可传为家训之类，也让皇帝老儿始料未及。

　　写历史，除了有趣，还需要观点。汗青对于东林党的诸多分析与观点我很赞同和欣赏的。所谓君子不党，就是东林党，只要“党”了，总有个群体性盲动，为了权衡莫名其妙的利害关系，或者就是为了图个虚名逞一时之快，马失前蹄或者晚节不保。汗青用史实事实说话，将此一干人等的虎皮大衣扒掉，高帽子摘掉，给读者以认识和评判的空间。

　　同时，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将张居正或者戚继光等被历史抹了太多太白的粉的人重新洗干净，从行为方式到功过是非，都将其还原为人的历史姿态；《天崩地解》中，汗青也扒去了一些人华丽的衣冠，把那些被不同的化妆师涂抹得失去原型的人———比如史可法———放进历史的河水中，重新卸妆洗净。兼听则明，这些历史人物也因此真实生动，没有冤枉，自是平了几百年的冤气和怨气；又没有浮夸，挤出了几百年的水肿病症。

　　明朝本来就是个有趣的朝代，明明是正史里记载的正经事儿，却常常导致让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结果。如此，汗青文字的大珠小珠落入明史的玉盘，自然一番嘈嘈切切错杂弹，既有行云流水，又有铿锵之声———华丽丽一场明朝大戏。

　　相比于黄仁宇的慢条斯理，汗青的文字更多一些沙场秋点兵的气场。万历十五，崇祯十七，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精彩；黄仁宇与汗青，不同时代的人物亦有不同的风流文字。汗青，就像3D电影的制造者，让观众享受身临其境的观感的同时，也似乎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