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通常温纯，而纪录片总是硬的；诗歌往往绵软，但纪录片《我的诗篇》中六位中国当代工人的故事和诗粗粝、质感，直抵灵魂——“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的叉车工人乌鸟鸟，失业了；

“好些年，比一片羽毛更飘荡”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填着鸭毛；

熨烫工邬霞要“把吊带熨平…… 等待唯一的你”；

矿山爆破汉子陈年喜“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中年裁下多少，亲人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而矿工老井如此悼念遇难矿友“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都装入我的体内吧。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动的坟墓”；

90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自杀前写道：“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我的诗篇》由吴飞跃、秦晓宇导演，吴晓波策划，蔡庆增制片完成。是第一次用诗歌加影像呈现工人——这个曾经辉煌的阶级，也是当代中国众生“真情和真理”的表达。纪录片少情节，不虚构，问题意识浓，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倔强绽放，这种逆动，弥足珍贵。《我的诗篇》也是如此线下，创作组举行诗歌朗诵会，协助出版诗集，让“工人”和“诗歌”这两个似乎很遥远的概念，离得更近。形式上，《我的诗篇》很美，寓意丰满的影像和 配乐直击心灵。尤其片尾那首《退着回到故乡》：“继续退，面朝未来，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消解了时代的狂飙猛进，回归人性。

用纪实的影像去捕捉诗歌的想象，这是《我的诗篇》要解决的第一个悖论。显然，它做到了。无论是上海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还是入围金马奖，或将来参展好莱坞，都不会比电影本身带给我们的震撼更多。比起贾樟柯底层的山西系列，李杨《盲山》、《盲井》所揭露的荒诞，王兵《铁西区》对东北工业的零度审视，《我的诗篇》用中国工人也是诗人的真诚文字，去唤醒被消费主义侵蚀的灵魂—— “我像流水线一样辛苦的光阴，和最新款手机一起打包，贩卖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个轮回”——拷问社会发展会不会让“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所有的人身上”。

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开始，到今日已经二十多个春秋。虽有佳作，但很多是为国外独立电影节而“独立制作”。《我的诗篇》以底层为责任，不炫耀技巧和刻意实验，完成了一次诗歌和自我的精神救赎。电影学者Bill Nichols将纪录片划成四种模式——诠释、观察、互动/参与和反观自身。《我的诗篇》跟踪和采访工人/诗人，用他们的生活注解当代中国。最难的是最后，亦即如何在记录的同时，反思记录本身的合理性甚至可能性。放在这部电影，或中国纪录片的大环境下，这种反观的困境就在于：媒体人拍摄底层人，如何替他们说话，为他们发声？这也是这部影片的第二个悖论——如何去调和工人、诗人、媒体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我的诗篇》和很多当代纪录片一样，没有指明方向。然而这不是它的使命。那些诗句和画面呼唤我们，让我们反思。就像许立志所说：“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