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初中语文教材和高中语文教材都选入了《水浒》中的篇目：初中入选的是《智取生辰纲》，高中入选的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作为中学生了解名著、学习名著的一个窗口。高中语文教材（必修）还在附录中编入了名著导读的内容，但却没有对争议颇多的《水浒传》进行导读，这对于鉴别力不强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足之处。该文试图从中学生最容易理解和最容易出现理解偏颇的角度，对中学生读《水浒》进行导读，希望能对中学生正确理解这部名著有所帮助，避免因理解偏颇而误入歧途。

（一）《水浒》是不是农民起义的赞歌

《水浒》不是“农民起义赞歌”的观点，就跟当初《水浒》是“农民起义赞歌”的观点一样，很快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对为什么不是“农民起义赞歌”的理由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经据典，甚至连历史考古、实地考证的方法都用上了。笔者也否认《水浒》是“农民起义赞歌”的观点。既然是指导中学生品《水浒》，这里笔者就以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眼光、从中学生最容易理解的角度，来谈一点愚见。

其一，《水浒》中描写的梁山泊这支武装力量，没有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军那样的革命精神。他们的斗争路线和最高目的说明了这一点。《水浒》中的英雄，以“忠义”、“替天行道”为其行动纲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最高目标就是“等候日后招安”。这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比，显然是大相径庭的道路。自从秦末农民起义揭开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以来，其摧枯拉朽的革命首创精神令每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寒而栗。虽然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均以其阶级局限而告失败，但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却不断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梁山泊这支武装力量是什么情况呢？正如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家面奏徽宗时所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这哪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军的面貌呢？其中“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倒和农民起义军有点相似，但这根本不是区分农民起义军与否的真谛，只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其“替天行道”、“忠义”的行动纲领和“早望招安的”政治目的，从根本上否定了《水浒》是一曲农民起义赞歌的观点。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局大致有三种：一是彻底摧毁旧封建政权，建立一个新封建政权，如明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二是彻底被当朝统治者镇压，如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三是到了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降，如北宋的方腊、王小波起义。宋江领导的梁山泊武装力量最后受朝廷招安，既非走投无路，又非万般无奈，而是在其实力相当强盛的情况下，即在三败高俅并活捉之的时候发生的，这充分说明这支武装力量不仅缺乏真正的农民起义军的革命纲领，还缺乏真正农民起义军的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是算不上农民起义的。

其二，从《水浒》对宋江和方腊的态度来看，也可否定《水浒》是一部“农民起义赞歌”的说法。众所周知，方腊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应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农民起义军，其规模也远远超出宋江领导的这支队伍。笔者在此并不是把历史上真正的宋江和方腊作比较，而是单就《水浒》里对这两支武装力量的态度来比较。只要是读了《水浒》的读者就不难发现，《水浒》的作者，完全是站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对方腊领导的真正的农民起义队伍作了种种歪曲和污蔑，把方腊一方写得很愚蠢，不得人心，甚至连费保那样的绿林好汉也甘愿成为打方腊的帮凶。从小说中可看出，方腊是一个想打倒宋徽宗自己当皇帝的不安分的人，这不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吗？但在《水浒》中，反对昏君宋徽宗的方腊，被说成是违反天命的凶顽，是奸臣一样的坏人，甚至比奸臣还不可恕的逆贼。因此，说《水浒》是“农民起义”赞歌，值得商榷。

其三，梁山泊武装力量领导层的阶级出身和思想完完全全没有脱离当朝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这支武装力量的领导层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如果仅从其出身判定其阶级属性还显幼稚，我们不妨在其出身的基础上再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若他们能背叛自己的阶级思想而真正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的话，这样的人也不失为农民阶级或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是，令人很失望，一百单八将中几乎没有。李逵倒是很具革命性，也是农民出身，但其思想不仅不能为农民阶级的利益着想，提出一个哪怕是一丁点儿有利于农民阶级的革命纲领即或是革命口号也好，反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同化，处处以宋江惟命是从。这支武装力量先后两位最高领导者晁盖和宋江，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统治阶级出身，他们的思想也没从根本上背叛他们的阶级，晁盖的劫生辰纲，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正直者的良知，认为那是不义之财，所以劫之。上了梁山后，也没有提出为农民利益着想的革命纲领。宋江之反，完全出于被逼，而且最后无奈地上了梁山。当了晁盖的接班人成为梁山最高领导后，不但不能提出更好的为农民着想的革命纲领，反而整天想着自己那帮兄弟（注意：只是那一百单八将的领导层）日后的出路，最终竟整出一个“只等日后招安”的酷招。为他们出生入死的那十万大军的农民兄弟，宋江为他们争得丝毫的利益了吗？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即使这支队伍的成分以农民为主，也不能说其是农民起义。

因此，中学生读《水浒》，应以自己学过的历史常识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去辨别分析《水浒》是不是歌颂农民起义的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独到而正确的判断。

（二）怎样认识《水浒》中“烧、杀、抢、掠”等现象

有一个叫吴越的人，出了《品水浒》一书，倡言“《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据说，这书是做电视节目后整理出版的，电视节目影响了很多人，书也成了热销书。可见，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中学生看了《水浒》肯定也不例外地容易受到这种影响。我想告诉中学生朋友的是，千万不要轻易被这观点所影响。说它不是写农民起义和英雄豪杰，这还好理解，但说它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实在是失这偏颇，妄下定义了。

的确，小说运用大量的文字篇幅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虎狼”当道的社会现实。宋徽宗的宠臣高俅是一个披着人皮、丧伦失德的“野兽”，是“仁义礼智，信良忠行，却是不会”的浮浪破落子弟。同他一起的，还有着蔡京、童贯等一伙奸臣，由他们组成了一个“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的朝廷。他们下面，还有着像蔡九知府、梁中书、贺太守、慕容知府、高廉、程万里等一大批中层统治者，他们窝囊无能，贪婪无耻，无所不为，照样笃定地当官作恶，而且在他们的支持纵容下，又有着西门庆、郑屠、殷天锡、毛太公这样一批恶霸地头蛇；董超、薛霸、差拨、管营、陆谦、富安那样一批走狗。他们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连吊盆、土布袋之类的非法酷刑也能使得出。他们不仅诈害平民百姓，甚至连统治阶层中的林冲、柴进、宋江、杨志等也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另一方面，被其诈害的平民百姓也好，还是受迫害的林冲、柴进、宋江、杨志等也好，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也都有意无意杀过人，放过火，最终走向了梁山，而且看来仿佛是无法无天，仿佛是官僚、恶霸、走狗、地头蛇、聚众山林的好汉们混战一气，想杀人便杀人，想放火便放火。于是，便很容易得出《水浒》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的结论。

笔者认为，这样来看待《水浒》，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众所周知，宋徽宗时代已是北宋末年，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的一个写照。中国的几乎每个封建王朝末期总是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他们置封建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为所欲为，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封建制度下，当权者往往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要求获得自己的习惯权利，除了用法律形式固定了的不法行为之外，他们还要求一种“习惯的不法行为”，即还没有用法律条文来肯定的那种不法行为。为了取得这些超过封建法律允许的种种特权，他们毫不顾忌地突破封建法律的限制，毫不留情地践踏法律的尊严。因此，这样的制度必然导致贪官污吏的暴政统治。笔者认为，作者上述的大量笔墨，正是为了揭露、批判北宋末期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受苦受难的绝大多数还是劳动人民，他们承受不了严酷的压榨，纷纷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这也是每个封建王朝末期农民起义爆发的规律。然而，《水浒》的任务却并不是为反映这些贫苦的劳动人民如何受压榨而反抗，而是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如晁盖等如何反对前述的那种不法统治，林冲、柴进、宋江、杨志等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正派人物又如何被逼而不得不暂时起来反抗的过程，以及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网罗、“策反”更多“同志”上山入伙的过程。杀人放火也好，落草为寇也好，都是反抗这些特权阶级迫害和压榨的一种手段，也是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暴烈手段，是封建正常统治秩序不能为继的一种客观写照。而破坏这种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封建特权阶层，他们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激化的形式就表现为官僚、恶霸、走狗、地头蛇、聚众山林的好汉们混战一气，想杀人便杀人，想放火便放火。这种黑暗社会是不得人心的，也必然引起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正派人物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水浒》的本质就是为了表现“梁山”式的反抗道路，探索如何改造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一种尝试。因此，那些对土匪强盗的大量描写，对杀人放火场面的渲染，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本质目的就是揭露这些特权阶级的罪行，以唤起人们对这种黑暗社会如何改造的思考。我们万不可孤立地看待它而得出片面的看法。对于中学生来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理性地对待书中的这些内容，不至于不加辨别地去模仿而误入歧途。

说这伙人“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又未免把《水浒》说得格调太低。若说“扰乱滋事”，那应该在众好汉犯事之初，那时，他们被逼无奈，一时性起，或杀人，或放火，杀的也是贪官污吏、恶霸地头蛇等黑暗势力，是对如前所述的特权阶层的宣战。这种反抗，仅仅是初级阶段或自发阶段。然而，最后各路好汉齐聚梁山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之后，恐怕再也不是什么“扰乱滋事”的性质吧？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开始众好汉的个人反抗，是反抗的自发阶段，齐聚梁山之后的反抗，是反抗的自觉阶段。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整个一部《水浒》正是全面反映了梁山众好汉反抗封建特权阶层的政治斗争由个体斗争到成熟后的集团斗争，或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过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反对贪官污吏暴政统治的斗争画面。因此，仅仅说《水浒》“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则是低估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性质，是片面的结论。

（三）究竟怎样认识《水浒》的性质

要正确认识《水浒》的性质，不能脱离其文本本身，而且不能断章取义，要统筹兼顾；同时必须要回归到作者那个时代，要认识到作者思想意识在时代上的先进性和阶级上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水浒》的脉搏，探明个中真谛。

首先，《水浒》文本本身所表现的梁山好汉们的反抗，对象分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认为皇帝是圣明的，只是奸佞欺上瞒下，闭塞贤路。因此，他们对皇帝仍然效忠，为了反对这些贪官污吏们而“替天行道”。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日后的招安留下后路，如果连皇帝也反，那么由谁来招安呢？要和这些贪官污吏们相抗衡，就需要政治资本，即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那些被重重剥削压榨而生活不下去的贫苦农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利用的生力军（十万大军），只要有宋江的一声令下，打击贪官污吏真是所向披靡，然而却不攻占州县。即使反抗性最强的李逵，对宋江也是服服帖帖。由此可见，这支以贫苦农民为生力军的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宋江这样的封建小官吏出身的统治阶层手中，为实现其“只等日后招安”的政治目的做资本。其根本的政治路线不是为那些贫苦农民谋利益，他们没有提出哪怕是和“均贫富”沾一丁点边儿的政治目标，而是把“替天行道”树为旗帜，将“忠义”做成匾额，广为宣传，成为其行动指南、政治纲领。这也正是他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的根源所在，因为他们的政治纲领里没有济贫、安良这样的内容。他们的根本任务就是杀尽贪官污吏，维护当朝封建统治阶级正常的统治秩序，而他们自己正想成为这样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所以，招安是最好的一条出路，而且也只能选择在自己武装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否则，那就成了投降，是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

另外，《水浒》是经过几代封建文人根据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加工最后由施耐庵总结而成的，这些封建文人的思想认识不可能超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思想。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应是一个圣明君主统治下的仁政社会。因此，他们既不可能为农民起义唱赞歌，也不可能单纯地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贪官污吏是不应该存在的，何况简直就是他们当道横行、为所欲为。于是，这些文人从民为邦本的思想出发，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仁政思想出发，用各种手段，包括用暴烈的武装斗争来惩治贪官污吏，虽不合封建社会的法律及正常的统治秩序，但在道义上是讲得通的，是符合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的。因此，文人们就让宋江担负起了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封建正派力量反对封建贪官污吏暴政统治的任务。从长远利益来看，把这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特权阶层除尽，也有利于皇帝统治地位的巩固和仁政社会的绵亘。所以，《水浒》大量表现了梁山泊武装力量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场面，正是这种创作思想的必然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水浒》既不是“一曲农民起义的赞歌”，也不是什么“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的书，而是一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正派力量利用贫苦农民为生力军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中那些贪官污吏暴政统治的古典长篇小说。

注：该文发表于山东省《科技信息》2009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