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说他要写一部可以垫枕头的小说，他怀着这样一股文学志气写出了恢弘浩荡的《白鹿原》。今天，陈忠实也许能够枕着《白鹿原》安然长眠了。而我们更加明白，《白鹿原》已经成为了通往文学理想境界的一级至关重要的台阶，结结实实地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中，它是那么地显眼。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开卷写下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也透露出他写这部小说的意图。中国是一个传统宗法制影响很深的社会，因此家族是揭开中华民族“秘史”的最佳入口，这大概也是自现代文学以来家族小说特别受到作家青睐的原因之一。《白鹿原》可以视为一部纯正的家族小说，小说着重书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大家族的几代子孙，他们两家的恩怨和命运，无不牵连着家仇国恨，又无不追溯到文化渊源。这是陈忠实所发现的“民族的秘史”，一个“秘”字道出了《白鹿原》的惊世骇俗之处。

现代文学以来兴起的家族小说，在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基本上都是从启蒙和革命的角度去描述家族史的，如巴金的《家》对封建大家庭的批判，而到了当代文学阶段，《红旗谱》《三家巷》等家族小说完全是将其作为革命史来写的。这样的家族小说揭示了历史的某一层面，也特别具有现实性，但难以深入到“秘史”的层面。陈忠实完全摆脱了固有的家族小说思维模式，大胆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描述家族史，于是便触到了中华民族的秘史和中国乡村的秘史。尽管从文化的角度构建家族叙事，陈忠实并非第一人，但他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有特别深厚的钻研，他对家族命运的理解比别人更加透彻。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以“仁义”为基调的宗法文化的坡塬，在这个坡塬上生活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死哀乐，还是他们的爱恨情仇，都体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纠缠。

《白鹿原》激活了日渐贫瘠的乡土叙述，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丰满的、富有色彩和文化意蕴的乡土叙述。乡土叙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叙述，而且乡土叙述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但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农村题材改变了乡土叙述的路径，使乡土叙述呈现出文化贫瘠化的趋势。现代文学所开创的乡土叙述传统，营造了一种自然的乡村、诗意的乡村和精神的乡村，而这一切均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现实中的中国乡村遭遇到文化贫瘠化的漫长过程，乡村叙述的文化贫瘠化可以说是文学对现实的一种折射。但作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应该发现乡村现实中的文化稀薄和缺失，从而以一个充满文化意蕴的文学乡村去拯救现实的乡村。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就是这样做的。这突出体现在他对白嘉轩这一形象的精心塑造上。白嘉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乡绅的典型形象。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化贫瘠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失。乡绅阶层从文化的角度说，是乡村的精英，从文化功能上说，起到了乡村文化的储备、传播、积累和提升的作用。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他们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也使得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白嘉轩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要成为一个地方有威信的乡绅，既要有物质的准备，也要有精神的准备。白嘉轩相信勤劳致富，他是勤劳的，但陈忠实也丝毫不掩饰乡绅在原始积累上的罪孽，如果白嘉轩没有种植罂粟的经历，他可能还难以从众多普通农民中出人头地。但他在精神上的准备非常重要，他遵循着儒家的“仁义”，恪守着“学为好人”的信仰。他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践行，其实就是为当地开通了一条让文化之泉水流淌的渠道。鹿子霖看似是白嘉轩的对立面，其实从文化上说是对白嘉轩的补充，是另一种类型的乡绅，他们共同完善了乡村文化的建构。陈忠实清晰地把握了这一点，因此在他的叙述中始终贯穿着代表传统文化精髓的“白鹿精魂”。

《白鹿原》的第一句话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有人说这是陈忠实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第一句。《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许多年以后”的确震撼了不少中国的作家，无论陈忠实是否模仿来的，我必须说，《白鹿原》的第一句也是一句了不起的经典，它的震撼力不亚于《百年孤独》。因为这一句浓缩了乡村宗法文化的精髓，这就是“繁衍”。说到底，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保证家族的繁衍和兴旺。白嘉轩娶七个女人是为了续上白家的“香火”，他才能以族长的身份去布施儒家精神，教化民众。

中国乡村宗法文化的“繁衍”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一是精神的繁衍。陈忠实通过白、鹿两家的命运，写出了中国乡村的繁衍是如何艰难和顽强，也写出了这种繁衍是如何地走向衰败。《白鹿原》就是中国乡村文化近百年来的真实写照，陈忠实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对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或许，这种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情绪，但陈忠实将其凝结在文学中以后，它就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