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故乡，都会馈赠给每一个人深刻的记忆。我的故乡七里沟，就是流淌在我记忆深处的一条小河。

我的故乡帅家湾，在鄂西北的谷城县大薤山下。七里沟的源头，在我们苏区村四组方家湾。沿沟二面小沟沟的泉水一趟汇集流下来，流到苏区一队时就成了一条小河。

我是七里沟的河水养育长大的。听母亲说，我出世第三天就是用这七里沟的水给我洗的身子。我老家有个风俗，婴儿三天时要洗个澡，俗称“洗三”。因此，是七里沟的水洗去了我的奶气，洗去了我的稚嫩，洗去了我的无知，洗去了我的愚昧。

1974年秋，我离开七里沟，离开故乡，到襄阳城上了财校，后又参加了工作，距今已整整41年了。可我每次回到故乡时，总要在沟边捧一捧沟里的水喝一口，浑身就感觉到舒畅了许多，一股亲切感就像血液一样流遍全身；走的时候，我又捧一捧喝一口，并许下承诺“我还会回来的……”几十年来，我喝过天南海北不少地处的水，但都没有我喝七里沟的水时的那种亲切和清甜。

我每次回到故乡，常常徘徊在七里沟畔。我的思绪既像这沟水溅起的朵朵水花，又像这沟水荡漾的圈圈涟漪。我的回忆既像这沟水流向那远方，又像流在脚下而咫尺……

流淌在大薤山下的七里沟河，发源于这毫无水源的深山。沟二面的山地，就像一张皮一样的瘦薄。祖祖辈辈住在这山沟沟里的父老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却未息地耕种着这里的山地，即使是风里雨里、寒冬腊月也从不停息。在我青少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代，那时是大集体，父老乡亲们每天都在队里劳动，一个棒劳力劳动一天的工分为10分。好一点的队，10分值毛把钱，差的队才值三四分钱。一年到头，全大队都在吃供应粮。社员除开工分钱以外，其他啥收入都没有，有的人家劳动了一年还是欠款户。比如在1970年底，我们小队年终决算分钱时，我们家才余了2分钱，仅能买盒火柴。就是这2分钱，我们家从这一年起再也不是欠款户了。正如社员们说的那样：“庄稼佬，庄稼佬，一年三百六十个早，腊月三十算红利，还是一件烂棉袄。”就是这条七里沟的姑娘们，大一个走一个，因为这里穷一一嫁到了平原，不少小伙子都成了光棍汉。“七里沟，七里沟，姑娘往外走，小伙娶不到媳妇！”这就是我青年时七里沟的真实写照。

我最记得的是我为了能够读书，从春到秋的三季里，常常在放学后把上衣脱掉甩在沟边上，穿着裤头子在七里沟里逮鱼，用棍子使劲地捶鱼。我把逮的鱼卖给温坪供销社、诊所、林站、粮管所等单位的职工们，卖鱼的钱我都攒着，到时交学杂费，从而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我那时逮鱼真是神的很，鱼一看到我来了，就纷纷朝石头里钻。我跳到水中，用两只手从石头二面伸进去一挤，鱼就被我逮个正着。有的石头露在水外面，我就抱起一块大石头使劲一砸，掀起被砸的石头，里面的鱼就翻着白肚子漂了出来，我就直接抓住串在细细的树枝上。有的地方没有石头，鱼看到我来了就在水里乱窜，我就用棍子使劲地猛捶，把水捶得人把高。经过一通乱捶之后，鱼被震得迷迷糊糊地像死了一样，我就直接逮起来。那些买我鱼的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常常要求我：“蚂蚱（“蚂蚱”是我的外号，因我的个子又瘦又细），啥时再给我逮点来？”我总是爽快地答应：“逮到后就给您送来。”他们买我逮的鱼，从不在秤上和钱上亏我，我是小娃子，他们总是说“蚂蚱这娃子遭爷（“遭爷”是我老家的土话，意指困难）”，有时还多给一毛两毛。那时，我们家里没有钱随便割猪肉吃，有时我就把逮的鱼拎回家，让母亲煎了全家人吃。每当看到家里人吃着我逮的鱼，我心里喜滋滋的。我想让父母和妹妹弟弟们多吃点，我总是尽量少吃几条——因为我高兴，我也能为家里人弄好吃的了。

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是在一年六月间的一个晌后，三十挂零的周嫂子，独自坐在沟边的大叶柳树下，赤着上身子，正在洗她那件沾了些泥巴的半旧的花衬衫子。我因要乘上学之前到沟里逮鱼路过这儿，冷不防地被我撞见上了。她那白白的胸脯上，两个肉坨坨的妈妈（那时我还不知道书名叫乳房），随着她洗衬衫子的动作而左右地摆动着。我虽然也吃过母亲的妈妈，可我看见别人的妈妈，这还是我长大成人以来的第一次，因此感到很稀奇。我悄悄地看了一会儿，她那两个妈妈一如我母亲的妈妈一模一样……随后，我生怕弄出响声轻轻地遛到沟坎子后面的田里，顺着田埂子一气跑得远远地上学去了。她为何赤着上身洗花衬衫子？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家里穷，没有可换的衬衫，只好乘中午没有人时洗后晾干再穿上。

其实，还有赤身裸体在沟里洗澡的人——那是队里的男社员们和我们儿娃子。在那大集体时代，劳动一天后，有些男人为了心疼自己的女人，就在晚上来到沟里扒下裤衩子，跳进水里洗一个透身凉的澡，为累得腰酸背疼的女人减轻一点劳累，免得干了一天农活还要再烟熏火燎地为自己烧洗澡水……

七里沟，是我的根脉。长长的七里沟，满载着我的许多往事，流淌着我的太多记忆。

时光虽然就像这沟里的水一样潺潺地流走了，但贫穷带来的苦难却像这沟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而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离开七里沟整整41年了。今天的七里沟，虽然自然地貌变化不大，可是生活在沟二面的父老乡亲们却是大变了。他们种着自己的田地，饲养着自己的牲畜，稍大些的儿娃子和姑娘，走出这大山到经济发达的广东、上海去打工。一年到头，里外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不少，箱子里有些钱了，他们的脸笑了，腰也直了，说话的嗓门都大了。他们吃的不愁，住的也不愁，大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他们种粮也不再交税了。村民帅启龙常挂在嘴边上的那句“自从盘古开天地，种地都得交国税”的话，从此再也不说了。在中国，“种地完粮”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实施的“初税亩”。而从2005年起，七里沟的父老乡亲们种地再也不用交税了，这个时间整整经历了近2599年。

父老乡亲们高兴了，我也高兴了。我徜徉在七里沟河畔，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抚今追昔，思绪绵绵，感慨万千。当初，我在七里沟没有享受到的欢乐，如今被故乡的人们享受到了。我想，再过40年，七里沟的变化会更大了。

七里沟，我故乡的河！是我的一条青春的河，也是一条永远流淌在我血脉中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