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父亲走的时候穿着一双破了的“解放”鞋，扶着跟人打工的犁把，跟在老牛的后面，走向遥远的西方。

解放前，父亲南洋烟厂做工，因他为人老实，又写得一笔好小揩，因此，很得工友和老板的好评。公私合营时，他是工人选出管理工厂的代表之一。解放不久，黄陂老家的政府亲自到汉口找到他，说你成份好，又有文化，回去“当家做主人”，为家乡理财。老板和工友们知道后，竭力挽留，但他毕竟是农民的儿子，思乡心切，更何况是家乡的召唤。

父亲回去后，家乡很快就让他管帐理财。他在担任大队会计期间，克服水平低的困难，在政府的帮助下，做到日清月结，定期悬榜公布。与其说由于他表现出色，毋宁说他以勤补拙。不久，便加入了党组织，之后，又因工作需要，担任支部书记。

父亲的为人，多半是与故乡的苍山碧水红土分不开的，厚实透明而且淳朴，老区人特有的忠厚和善良的秉性陶冶了父亲，他极端推崇“吃亏是福”。64年，“四清”运动，几个二十来是岁的小伙子以革命的名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父亲终于还是多吃多占了，原因是共产党的会多，你乡里区里县里开会，十会九吃。于是，父亲被停职检查。兑现、退赔。原本已是室无悬磬，乃因此而“荜门圭窬，蓬户瓮牖”了。

与“四清”同步进行的，故乡因国家水利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夏家寺水库（后更名木兰湖）扩建成更大的天然水库。如此一来，故乡就沉进水底了。那时侯，政府动员移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虽然故土难离，但老区人民凭着对党和政府的忠诚，还是含着眼泪离开了故乡。父亲领着其中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逶迤来到鄂城一个叫柯营的地方落户，插进了两个生产队。第二年，父亲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生产队会计，后又根据群众的要求，转而接任财经一职，将会计交给一位刚从学校回来的高中生。就这样，在柯营的十七年，他除去做了一年的社员和五年的会计，十一年来，一直以财经一职管理着这个四百多人的大家庭的经济命脉。乡亲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父亲，或许因为他是小姓，不敢贪污吧。这期间，我已渐渐懂事，七九年，居然有一块“豆腐干”放在了《湖北日报》的屁股上。其时，我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对父亲最好和最坏的评价是“树叶落下怕把头打破了”，对他“吃亏是福”的家训不屑一顾，两代人之间的不理解与日俱增。尽管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父亲的人缘特别好，大家都愿意把心里的话跟他谈，甚至夫妻吵架婆媳失和邻里纷争也都找他鸣冤叫屈。八三年，我们举家迁来沌口，头几年，柯营常有人来看望父亲。他们之中，有他介绍入党的年轻干部，更多的则是相处多年的同龄人和一道工作的同志，都说，如果不顺心，还是搬回来，柯营谁也不会把你当外人，父亲叹了一口气，苦笑着摇了摇头又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年的六月，我接到北京某杂志笔会通知。动身的前一天，我决定回知青队“旧屋”告诉一下父母亲。父亲脸上露出一片霁色。沉吟一阵便说，到北京后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看吧。答应了父亲，本想找点其他的话，但多年少有交流，终于不知从何开口。在别人家的电扇下靠了一阵，便打算回家。父亲见我推车要走，也没留的意思，离开村口时，见父亲也牵着牛拄着一根树枝跟在不远的身后，便只好下车推着等他，父亲说走吧，到北京后别忘了去毛主席纪念堂。我再一次答应后便骑上车一溜烟走了好远，无意间回头发现父亲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浅浅的满头白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那条牛一会儿将头低在地上嗅着，一会儿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远处。啊，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原来是以放牛为名为我送行的。想到这里，一股莫名的歉疚堵在嗓子眼里，我在心里大声地喊着：老爸，您回吧。

第二天.我怀着少有的好心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而这天的中午，老父却喘着沉重的呼吸扶着犁耙，吃力而悄然地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悲痛中一种强烈的欲望折磨着我，但我什么也写不出来，稿子上孤零零地站着十个大字：

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