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次写作进入尾声，无论短暂还是漫长，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对黄河的书写，在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后，感觉却依然如我书写的这条大河一样复杂而沉重，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永远没有尽头。

　　在采写以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为线索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趁年富力强，还跑得动，把中国七大江河都单独写一本书，这也是我初步设想的“中华江河丛书”。在《命脉》中，黄河仅占一章的篇幅，约7万字，而以这么短暂的篇幅要描述出一条万里巨川的全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深入，才会深刻感觉到，黄河是一条最有个性、最有命运感的大河，更是一条最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的岁月长河。在关于江河水系的书写中，这也是一条让我难以描述的大河，几乎所有大小江河存在的问题及症结，在黄河身上都能找到。无论是从中华文化源流的主流意义看，还是从中国江河治理的现实出发，黄河，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摆在了第一位。

　　奔波于大河上下，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身的渺小和占有时空的局限，一个人要把一条万里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哪怕以如今飞奔的速度，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若要把一条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还真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近几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一条长河贯穿的峡谷、高原与平原间，虽是雪泥鸿爪，亦可立此存照，这也是对自我遗忘的一种抵抗。

　　在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间，为写作《命脉》之黄河篇，我对大河上下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式的采访，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次采访只是对黄河主干的一次浏览。

　　2012年5月，时值春夏之交，正是农历阳春三月间，“黄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涨溢。春以桃花为候，盖冰泮水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二月、三月渭之桃花月”。因冰雪融化而常引起洪水，人称桃汛或桃花汛，这是黄河凌汛过后的第一轮汛期。这个季节万物复苏但生长尚未茂盛，也是水土流失的高发期，我特意选在这个季节，对黄河中游的晋陕大峡谷、陕北黄土高原及延河流域、清涧河流域、渭河流域及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探访。也正是这次探访，让我对黄河与黄土高原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打量，让我直接感受到，黄河的命运，乃至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就是在黄土高原决定的。

　　2013年10月下旬，农历九月，“以重阳纪候，谓之登高水”，这一次我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洛阳孟津、荥阳桃花峪开始，对郑州花园口、开封柳园口、兰考东坝头(铜瓦厢)等黄河中下游的关键点和险工段以及黄河滩进行了重点采访，而重中之重是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又进行了一次深入采访，这次采访由于“黄委”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的特殊关照，让我深入到了其内部的核心区域，有了更深入的发现，更切实地感受到了这座水利枢纽在绝地上诞生的非凡意义。

　　2014年7月到8月底，我从青海黄河源区到内蒙古托克托河口段区间，对黄河上游做了一次从头到尾的深入采访，尤其是宁蒙河段内蒙古河段一度被我忽视的凌汛，让我认识到黄河在桃汛和伏秋大汛之外，还有另一种更深重的、防不胜防的灾难。

　　2014年11月，我再次奔赴黄河上游采访，对黄河中上游的主要支流渭河和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支流洮河流域进行补充采访，尤其是洮河，由于此前的疏忽，让我与这条支流一度擦肩而过了，后来听一位专家说，这条支流为黄河至少补充了十分之一的水量，也是注入刘家峡水库的一条重要支流，而引洮工程在甘肃中部地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让我又一次回到了黄河上游，也让我倍感江河水系是如此复杂。这次擦肩而过的疏忽，反过来也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人类在时空中有多么渺小，视野是多么狭窄，而为了追寻真相，我也只能以多走、多看、多问，而且还要在风流水转中不断转圈子，在山重水复中不断地走重路，才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对暂时不能确定也没有确证的存在，应该以科学的辩证观去“小心求证”，绝不能“大胆假设”、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我追寻事实真相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

　　2015年2月至4月，我在黄河凌汛期出发，从内蒙古河段穿插到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处，穿越黄河支流无定河流域后，又一次穿越了晋陕大峡谷，对黄河小北干流、汾河流域、三门峡水利枢纽、豫西大峡谷、洛河流域及故县水库、伊河流域、豫西河段、沁河流域、孟津，有选择性地进行了重点采访。

　　2015年7月，我再次赴甘肃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源头采访……

　　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艰辛，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意思，这么多年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迟钝和麻木了。2014年8月初，我抵达了黄河源区，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痛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而同那些黄河源头的守望者相比，这短暂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进这样的生命禁区，哪怕什么也没有干过也是一种牺牲，而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这是一种奉献、牺牲、理想主义，只会让人感到矫情。但既然选择了报告文学，选择了“大河上下”，我就不能不来，抵达现场，这是对报告文学的一个起码要求，仅仅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连第一步你都没有迈出来，不但难以追寻真相，反而会想当然地闹出笑话。有时候我也会琢磨自己，从《命脉》到《大河上下》，我一直是超负荷的劳动，而报告文学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我这样在江湖中奔波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功利？一部这样的报告文学，投入无数的精力还有费用，最终获得的只是一点儿菲薄的收入，付出的却是收入的数倍，如此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没有精神力量来支撑，谁又会去干呢？

　　好在，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还不算坏的习惯，在外面采访累了，就回来埋头写一阵，把写作当作采访的休息；写累了，又重新上路，把采访又当作写作的休息，如此交替进行，好像一直在工作，又好像一直在休息，这也算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小秘诀吧。这本书，原本是不打算写这么长的，只想在《命脉》黄河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采写，最多也就20万字吧，结果是，黄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河上下，太厚重了，也太复杂了，最终写成了现在近40万字的规模，原来的那点儿篇幅只是个小零头了。关于黄河的生态问题、水危机问题、重点工程、重大事件、典型人物或某一局部流域的书写，已有很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其实也更愿意去写一个断面或一个侧面，但“大河上下”就是一个全景式的命题，也决定了我只能对一条黄河从头到尾进行全流域的采写。历史、现实、水利、水危机、水生态，几乎所有关于黄河的问题都必须展现出来，由此而对黄河的命运做出完整的、全方位的阐述，以文学的方式对黄河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和报告，应该说这还是第一部。如果不是这样，我又何苦把黄河重写一遍？而我通过这次采写，再次发现，几乎每一章都可以写一部巨著，这也让我又一次感到了自身的局限，人生有限，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是永远无法写尽的。

　　诚如本书的命题，我书写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这也是我惯用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叙述者，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时空中的某个片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在采访中我发现，人类一直处于可怕的遗忘状态，很多曾经铭心刻骨的记忆，也日渐被时间遗忘，包括我自己，也进入了健忘的年岁，这也逼使我采取种种方式来抵抗遗忘，一路上边走边记，手机、相机、iPad、手提电脑全都变成了文字加影像的记录工具。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就是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所谓的“保持社会记忆”，以此来“抵抗社会性的遗忘、集体遗忘”。在这些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譬如说，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举国之力的国家工程，这也高度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干大事，而在这些工程的前台和背后，都离不开中央高层决策，这就难免会叙述到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若要刻意回避这些人物，就降低甚至丧失了报告文学的部分真相，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又不可能直接采写，只能间接描写。这也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诚实交代的。

　　一条大河的咆哮之声渐远，事实上她也早已不再是一条纵横决荡的大河。在静穆的天地间，她看上去是如此安详，但每次在与她对视的刹那，我依然充满了一种突如其来的震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黄河的感觉，那就是——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