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影响遍及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种思想和学术领域，就像《胡适杂忆》中所说，他在各种文化运动中就如同中药里的甘草，哪一剂都少不了。这个妙喻，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在哪一剂药方中都不是主打药，而是调和众味、沟通诸品的引子。今日回首再看，胡适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偶像，无论是学术领域开创白话文学、史学范式的“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对于自由与宽容的独立与坚守都是如此。他对于学术的影响多在立新、传播、鼓动，而在学理与思想上的贡献甚微，经历浮沉之后被推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是一种身教般的形象示范，而非理论推进本身。

　　1958年4月26日，结束纽约九年寓公生涯回到台北担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应邀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讲演。他先从“柴狄的故事”开始，说到“实验的科学”可以由种种事实归纳出一个通则，“历史科学”也是同样用这种方法。但实验科学归纳得到通则之后还可以用演绎法，就是做实验来验证；但历史科学的证据大部分只能搜求、发现，而无法再造出来反复实验。“所以我们做这几门学问的人，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这段言说与他40年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所说的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胡适后来自称“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但纵观其一生，哲学思考乏善可陈，他的长项并且一以贯之的是历史书写的探讨尤其是史料的强调。《中国哲学史大纲》震动一时，被认为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该书“导言”中，胡适阐述研究哲学史是为了明变、求因和评判，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先须做一番“述学”的功夫，就是其史学方法论。首先就是审定史料，其证据可分五种内证，即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此外还有“旁证”。其次是整理史料，方法有三种，即校勘、训诂、贯通，使各家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史)。蔡元培在“序”中大为赞扬此著的特长：一、证明的方法，二、以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胡适直到晚年都还念念不忘的是二、三两点，这两点主要是思想层面，在当时确有范式转型的意味，为胡适赢得大名。但时过境迁，反倒是一、四两点的“技术”层面成为直到今天依然在史学方法中持久不衰的方法。

　　胡适的范式转型意义主要体现在将儒学拉下神坛，使之成为普通学问之一种。这个转型 “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这种对“经史子集”知识与价值形态的突破，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也恰恰应和了时代学术思潮的需求。如同罗志田曾经总结的，晚清以来经学位置下移，史学位置提升，在胡适出道的年代，尽管儒学自晚清以来已受到西方观念和诸子学的强烈冲击，自身也因今古文之争而削弱。但大体而论，儒学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而各挑战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胁儒学的理论体系，其载体也未能构成有力的社会依托。胡适回国时，时代问题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却并不能带来解决办法。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胡适这样中西新旧学都根基并不深厚、却有勇气与激情的年轻人正是适逢其会。

　　《中国哲学史大纲》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的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提供的“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但它本身从思想上来说却并不艰深，从胡适所提供的参考书目来看，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一些西方近代史学概论性著作和清代朴学著作。如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1898年写的《历史研究导论》，此书归纳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和原则：搜集资料、考订真伪、综合分类、落笔成书，认为史学家不必作超出事件叙述范围之外的评述，提倡文献资料第一，让史料说话。另一本是德国文德尔班1892年写的《哲学史教程》，这部著作用新康德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以往的哲学体系及其发展史，特别是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史。其余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和王念孙、王引之的著作。胡适晚年在回忆时，还提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布尔教授的课程“历史的辅助科学”使他获益甚大，这门课讲授辅助历史的科学，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等，这些与胡适出国前就已经颇有积累的考证与训诂学是相通乃至暗合的。

　　胡适一生称道的学者也多是“小学”大师，如王氏父子、段玉裁、孙诒让等人，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训诂学的研究，吾人才能摆脱古人主观著书的陈见，而真正能了解古代典籍的原因”，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方面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远较他常挂在口边的赫胥黎和杜威为重。这两人对胡适的影响相辅相成：赫胥黎主要在消极一面的“怀疑”，杜威则在“求证”，也都与清代学术考据校勘一脉契合。只不过，在胡适那里，它们获得了科学的合法性：“科学解释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科学”在彼时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胡适携科学之威，确认“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人的一切生活”。但历史过程之因果联系的确认，早在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时就已明确，日人久米邦武、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也已经获得了广泛传播。实验主义史学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不在它的历史观，而在它的方法论，胡适正是以方法的更新在 “新史学”潮流中成为弄潮儿。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这个方法，流波所及，无论是傅斯年的“长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正”，都深受其影响。王汎森曾经简略概括说：“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第一次史学革命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胡适及其弟子形成了强大的“史料学派”，但很快就遭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史观学派”的攻击。

　　1930年代，学界对自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论战，实际上是史料派“求真”意识与史观派“致用”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翦伯赞后来所说，过于强调历史主义式的史料有可能导致背离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而“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胡适的史学确实有种“纯学术”的姿态，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它的主观性。他对历史发展客观性的认识体现在“实在论”中：“(历史)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他特别强调主体在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并且能动性被认为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占据主宰地位，于是历史的客观性就被消解了，因而历史的发展并无客观的规律性，而是由人们的主观观念决定的。比如胡适谈到白话文运动的缘起，认为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并且断言“历史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这无疑是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极端经验主义，对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分主次，实际上否定了真正的内在原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陷入了一种简单的经验描述的现象主义观点。

　　连他的私淑弟子唐德刚，也批评胡适将中国文学史解释为“文学工具变迁史”是非常褊狭的单一论，“只注意了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它所制造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也不同”。胡适的治学方法受了时代的局限，因为成名过早，此后出入政界，事务繁多，对于学术思想的新进展缺乏了解，未能推陈出新，他的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原地踏步的治学方法无法支持思想的发展，他讨论文学只在文学范围之内，讨论思想只在史料记载，而忽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广阔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他试图从文本与叙事中找到本质主义般的历史本真，无疑是缘木求鱼。

　　胡适的评论者往往会高举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截断众流”的示范之功，却很少意识到他的弄潮浪头，更多是时势造英雄中随波逐流的随俗而化。当然，他有着自己坚守不易的科学与民主理念并直至赍没，但从思想基本定型之后的40余年里基本没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甚至违心地表达一些言论，也正是显示了他保守与难以摆脱偶像光环的负担。风云际会的20世纪上半叶，胡适这一偶像固然光彩照人、沾溉众数，到五六十年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也俱已走入黄昏，其回光返照更多体现八九十年代直至当下作为自由偶像的形象之上，而真正的学术贡献的余晖还是在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上。放在长时段看，他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的倡导是最重要的成就，但历史范式的缔造则是其真正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反思与扬弃意味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