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际命名大概是从”80后”作家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期煊赫一时的“80后”作家命名引起了诸多社会关注，并且已经超越文学范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来说，由一个年龄的胎记来标记一代作家，不过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命名。但在当时却有一种紧迫的氛围，面对新生的群体，呼唤一种迥异于从前的写作，也是一个社会和写作本身自我更新的期望。

“80后”的命名在各种争议和纷扰中出炉，十几年来收编了一众写作者(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者)，攻占了无数媒体版面。由“80后”的概念往后补推出“70后”、“60后”、“50后”的概念，比如距离最近的“70后”，他们大概是这个概念的最严重的受害者，并且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尴尬，他们既不像前辈作家们那样拥有丰富的写作资源和历史经验，又不如“80后”那样是市场的宠儿，并且经历了黄发有先生所论述的从媒体命名到自我认可的过程。由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推论出另一个似是而非的命名，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开始变得自然而然，而且可以预见在没有更好的命名之前，代际命名还将继续大行其道，并一代代延续到新生的文学人群的命名中去，真是一件无奈而又怪异的事情。

“80后”评论家也在这种集体的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和焦虑情势中走来。比如媒体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没有“80后”评论家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上追随二三十年会发现学院里、作协系统、文化圈里较早就出现了一批批文学评论写作者，他们大概在30岁左右已经收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另外就是“80后”作家对同代人评论家的呼唤，他们的作品甫一出场主要读者可能是同龄人或者更低龄的人群，然而拥有话语权对之进行命名或者点评的往往是前辈批评家，他们也渴望得到同代人的体认和批评。云南评论家、出版人周明全推出“80后评论家丛书”，对于这一代评论家的出场和命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媒体的认识上和社会观感上已经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

“80后”批评家与“80后”作家基于年龄的同代人关系命名，是一个时势的产物或者也有策略的成分，这个命名也获得了媒体认可。至于“70后”评论家，历史是如此的相同，也差不多是在“80后”评论家获得命名之后，顺延而来的一个称呼。这个群体中的写作者，大概也是近两年才获得一种自我暗示，我是一个“80后”评论家，或者“70后”评论家。这也是命名的巨大诱惑，一种可以暂时获得归属的安全感，被命名进去，总比没被命名要好。当然也有对命名的不适应和反抗，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牢笼，意味着抹平差异，放置在同一种标准上，那些拥有自己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的批评家应该是拒绝被它所捕获的。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说什么。一边写一边发现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一边写一边创造写作的目标和策略。同代人在我的理解中差不多等同于一个叙事的策略。同侪、同辈、同学，这种“同”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是年龄和阅历上的接近，有许多时代记忆是共同的，共同经历一些公共性事件，比如1980年代生人所共同经受的社会的变革，市场经济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兴起，共同的影像观看记忆，流行歌曲，网络文化，九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收费、计划生育、“非典”等等，这些记忆和事件唤起的是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上有亲近感。其次，也是一种责任感，把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转化成审美意象和形式，获得他人的注意、传播和认同；把一代人对历史的隔膜或者试图建立想象性关系的热望表述出来。另外还有面对前辈作家和评论家的压力，总是被期望着成长甚至反叛，却永远也长不成别人期望的样子，于是建立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共同体成为必然。所以，“80后”批评家这样的命名并不是完全的虚假概念，它有着可逆的道路痕迹可循。由此而反推出的“60后”、“50后”批评家，他们的内部分野和差异更明显，尤其是不同价值观念之分，比如“左”、“右”之分，让这种以年龄划分的代际称呼略显无力。而对于“70后”、“80后”批评家，在没有更大的思想分歧和更具有个人标志性概念出现之前，强调他们的代际标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该消失的自然会消失，如果不消失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失败。

1980年代出生的评论家几乎都是学院培养出来的，接受过系统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文化教育，在面对经典和传统上与师辈并无多少扞格，可以说是被有意识培养的传承者。在梳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使用的概念、话语系统和问题意识，都几乎是承续而来，在长期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经典的研习和文明必须被承接的部分都成为习惯。作家反而是“来历不明”的人，尚未形成如评论家这样的养成模式，他们最有可能违背既定秩序而“大闹天宫”。选择什么样的作家作品对于批评家来说格外重要，他们的叙事会提供更新的审美体验。每一代批评家都不可能是面对某个同龄人群体的，但这个群体的确提供了一种理论落地的可能性，在一百年、几百年的意义上，我们可能都是同时代人，面对同样的时代难题和个人成长的问题。1980年以后出生的批评家，即使在同龄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自觉和反思，比如对于共同经历过的生活、意识形态、不同群体之间思想的碰撞冲突，并没有在理论上获得足够的描述、提炼和理论上的提升，对于同龄人的写作，也仅仅是在关注的层面上给予阐发。作为一个同龄人去评价作家的作品，往往带来同情之理解，也会单点放大我们自己的一隅之困。我们使用的同龄人概念其实远远小于阿甘本的同代人概念：“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那些言说‘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得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发现断层线和断裂点)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

批评最大的意义在于警惕和自我警惕，就像萨义德说的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评论家对于以时代划分和命名的方式，既要认识到它的策略和方便选择的要义，也要警惕它本身包含的平庸和失语。仅仅就当代文学而言，相比于新时期文学批评家们的更换话语方式，引导和推动新的写作方式，或者90年代对于个人化写作的推动，积极倡导“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化研究”，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批评家还缺少这种主体意识较强的自觉理论建构，当然不能否认作为个体的评论家超越这种年代命名方式，获得对文学和时代发言的空间。

当我们被笼统地归入“70后”、“80后”评论家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就像你因为生理上的女性而被归为女性批评家一样，而女性意识有没有建立是另一个问题。代际命名最初建立时刻的力量会逐渐消散，还是要面对什么是批评家的立身之本这样的问题。李健吾先生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一文中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造者，有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征象他一己的存在”。征象一己之存在，又或者确立不可动摇的观点，行诸一以贯之的精神，在文学史的视野里承前启后，这是批评家应该具有的职业意识和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