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5年夏天（绍圣二年），一场历史上罕见的东冮大洪水把鹅城淹成汪洋中的一座孤岛，江河湖泊及周边的万亩良田连成一片泽国。苏东坡站在合江楼上，目睹了蛋家移船，鸡狗上墙的洪水场面，写下了《连雨江涨二首》，真实地记录了这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诗中的“只应楼下平阶水，长记先生过岭年。”的诗句说的就是，只要记住洪水漫过了合江楼门前的台阶，就知道我已贬惠一年了。而弟弟苏辙在《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的和咏诗中有“东效晚稻须重插，西舍原蚕未及眠”之句，说的就是惠州洪灾所致的严重程度。扁舟独掉，农舍倒塌，蚕桑尽毁，晚稻重插，真可谓一片狼籍，满目苍痍。

　　但，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上苍恩赐惠州。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补插的晚稻却获得了大丰收，惠州的百姓无比虔诚地用各种庄重的仪式祭祀五谷祠的神祐，大家沉浸在一片庆祝丰收的喜悦中。

　　惠州的百姓还没来得及好好地享受丰年的成果，担忧的麻烦事跟着也来了。漕府下发征收徭役赋税的通告明令，惠州当年的公粮任务须纳“六万三千余石，乃令五万硕以上折纳现钱，余纳正色。”这下可苦了惠州百姓。丰年米贱，米贱伤农，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市场规律。可以想象五万硕粮米换成现钱交税的老百姓要蒙受多大的损失？詹范太守的确是个非常体恤百姓的好官，他拿着漕府的文牒，四处奔走呼吁，并向漕府提出让惠州第二等以下的人户在纳钱与纳米的选择上“听从其便”， 申讫不要强迫农民以米换钱。但这只是詹范太守的一厢情愿。皇粮国税，纳钱纳米，不是地方官吏说了算，须经得漕府同意。宋代的漕府是专门负责粮钱征收和转运事务的特别官署，隶属中央朝廷直接管理（类似于现今的国税）。漕府的职能除了代朝廷征收钱粮之外，还负责全国内河、陆路的粮食转运和调配工作，权利大得很。而且用钱代替米的方式可以减少漕府在库存和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诸多费用。故漕府本着自己的利益出发，根本不把詹范太守的申请当回事。情急无奈之中的詹太守只好来找苏东坡，看有什么好办法来尽量减少惠州百姓的经济损失。

　　苏东坡毕竟在朝廷做过大官，并为皇帝起草过无数的昭书赦文，他深谙官场中的申讫程序和游戏规则，他觉得要让漕府改变征缴方式，必须通过巡抚大员来向朝廷反映实情。这个最合适的人选便是提点刑狱程正辅。

　　程正辅又叫程之才，四川眉州人。他是苏东坡母亲程成国的侄子。苏、程两人既有血缘也是姻亲，既是表兄又是姐夫，但因苏八娘嫁之程家早逝父辈早已反目成仇，四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苏、程两家恰如坚冰一块。章惇作为当朝宰相，把程正辅任命为提点刑狱派往岭南是有阴谋的。他知道苏东坡与程正辅宿怨仇隙的内幕，巡按大臣代表中央巡察地方，带着皇帝整肃和纠察地方官吏的尚方宝剑。苏东坡是惠州安置的节度副使，有“安置” 两字 的贬吏正好是管制和提点的对象。让程正辅作为提点来打压苏东坡，正是章惇借刀杀人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

　　让章惇始料不及的是，程正辅来到惠州之后，在詹范太守的巧妙安排之下，苏、程之间已经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只是苏东坡沦为贬官谪吏，而程正辅身为钦差大臣，天上地下，地位悬殊，苏东坡自然不想连累表兄，更不愿为自己的生活住房困难向表兄提出半点要求。程正辅希望利用自已的特殊身份和权利，为这个落魄的表弟解决些实际困难，但苏东坡从不开口。程正辅只好主动询问他的吃饭住房、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等，东坡只一句“尚好，惠州吏民待吾甚厚”作为回答。但今时苏东坡面对詹范大守的求助眼神，想到惠州千家万户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他豁出去了，他要 “借私为公” 尽最大努力来减少惠州百姓的沉重税赋。

　　潮湿的嘉祐寺内，昏黄的油灯下，苏东坡铺开纸笔，开始给程正辅写一封长信。如其说这是一封家书，不如说是一份“关于减轻惠州农民负担的请示报告”。信是这样开头的：“某目见之事，恐可以助仁政之万一，故敢僭言，不罪！不罪！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余纳正色。虽许下户取便纳钱，然纳米不得过五千石元之数，则取便之说，乃空言尔。”苏东坡把惠州的实际情况和漕府的征令如实地重述之后，便搬出朝廷的新行役法作为依据：“监司宜共将傍人户令易为征催，准条去移折变，委转运司相视收成丰歉，务从民便。”苏东坡认为朝廷的新役法是体恤民情的，它强调了“务从民便”的根本宗旨，允许农民选择“丰则纳米，歉则纳钱”。而如今的漕府硬性规定要把粮米转成现钱，显然是违反了朝廷敕意，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苏东坡进一步陈述“岭南钱荒久矣，今年又起纳役钱。”让农民连船整车载米入城换钱交税，简直如雪上加霜。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广东积弊带来的民生隐患 ：“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

　　鉴于上述的情况，苏东坡认为漕府的征令恰恰与朝廷赦文之意相反，长此下去必将使农民愈加困难。他恳切地希望程正辅能为此事尽力周旋。“望兄力赐一言，持从其请及乞提，转共行一条。戒约州县大估米价，以致百姓重困，须得依在市见卖实者如牒到日，已估价大高者，许依实改正，庶几疲民尽沾实惠。”

　　程正辅收到苏东坡的这封信，着实让苏东坡敢为“庶几疲民，尽沾实惠”的请愿所感动。他无法理解这个表弟，四十年前他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为平头百姓仗义执言的人，到了花甲之年，仕途上的三起三落，宦海中几度沉浮，仍然是胸装百姓，无所畏惧，仗义执言。更让程正辅感动的是苏东坡流落他乡，居无定所，薪俸无着，生活困窘，常需人接济钱粮以解无米之炊，却从未向他提过只字要求。而对惠州百姓的事却如此关怀备至挺身而岀。两相对照，自己作为钦差大臣的刑狱提点，又受皇旨来惠巡察灾情，若不再施之援手，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又何以对得住朝廷恩宠和衣食众生？

　　程正辅一到广州，即召集三司官员商议，把东坡信中的内容整理成奏折上报，随后又依东坡信中的原话抄文通告各州县：“今年秋熟，恐米贱伤农，所以听从民便，任纳钱米。”惠州百姓闻知之后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的一天，惠州府衙的门口热闹异常。四邻八乡的农民兄弟敲锣打鼓，结伴而来，有的带着自己出产新米果蔬，有的擎着红榜金匾，他们要诚心面谢这些为民请愿的州府官员。此刻的程提点和范太守有些心酸，因为百姓全然不知道，为他们争得利益的苏东坡，正蜗居在嘉祐寺的潮湿僧房里，为着自己的一日三餐犯愁。程正辅本想対大家说些什么，但想起苏东坡信末的反复叮嘱：“恃眷知，如此率易，死罪！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告！”涌到嘴边的话儿又吞了回去。他又能对这群质朴而憨厚的农民兄弟说什么呢？既然苏东坡是冒死为民请愿，争得“任纳钱米” 的群众利益，本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但面对政敌的无事找茬和加码打压，此事若是被章惇知道出自东坡的主意，此信亦是出自东坡之手，那么人家又会给他加上一个什么样的弥天罪名呢？程正辅与詹范此时此刻，只能缄默不语。

　　百姓的苏东坡就是这样长久地，悄悄地站在百姓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