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期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篇题为《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唤起千万人的乡愁。现在，由这篇网络红文做媒，复旦大学出版社将出版王磊光博士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记录一位乡村之子的精神图景。

大约是在25岁之后吧，我常常想起古书上的两个人。倘在孤夜里想起，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竟至于落下泪来。

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就是宋襄公。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鸣鼓后才进攻。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上了岸就开杀戒，襄公大败，且受了腿伤，第二年就去世了。

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时，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尾生在桥下约会，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河里涨水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终于被大水淹死。

年少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尾生极尽嘲笑，笑他们的愚蠢。但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这样的愚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悬，坚守在人类的天空上，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

《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谁的家乡不在沦陷？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

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也写了我的忧愤，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乡土挽歌”——满眼的破碎与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的。

我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

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个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吸收着泥土的灵气，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

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

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辈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因袭”的担子，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

不过，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的人，的确是找不见了，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如果说我是农民，但我一直身处校园，早远离了稼穑。倘说我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标准，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利益层面也能够说得开话。显然，这些我都不具备。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况且，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亦不喜欢“形而上”，不擅长高谈阔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陶渊明说，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是个大大的错误，但往日虽不可追回，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归园田居。毫无疑问，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然而，这些年来，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姑父)，已埋于黄土底下。

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到武汉找点事做，也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在大别山主峰脚下，回去一趟委实不容易。他曾是我极好的朋友，却在高中毕业后十几年里杳无音信，前些时日才联系上。他知道我家在哪里，曾在2008年骑辆破摩托去找过，半路上链条断了，只好折回。后来又从网上读到我的文章，并搜到E-mail，却又不给我留任何信息。他说：“没有交集，就没有深究。”那些年他大约过得不好，四处漂泊，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两年有好转，在一家企业当总监，每月有10000块钱的收入，但还是买不起房。聊起这么多年来对于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他的话就是一首质朴的诗。诗是痛苦的产物，他的感受又何尝不是无数乡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啊！

就在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梦境还异常清晰，仿佛真的经历过一般。在梦里，我与童年的伙伴到河上玩耍，走到一个浅水潭边，看见两只小龟浮在水上，见人来了亦不逃走。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这条河上已20多年没有见过乌龟了。我们把小龟捉上来，放在水盆里。一只龟却开口说话了，说她是我的外婆，她死后，舍不得离开生前住过的塆子，就没有投胎转世，而是变作了乌龟，住在塆子旁的河里。她还说，这水潭的沙底下总共藏着50多只龟，他们都是从古至今没有去投胎的亡灵，生前就住在附近塆子里，死后仍舍不得离开这儿。外婆享年89岁，过世已经5年多了——她在80岁的时候还要上山摘菊花，卖出的小钱舍不得用，定要留给我拿到学校做生活费。如今，外婆是一只小龟，惦记着人间的情意，整日在血地的河上游过来又游过去。

回到乡下，我常会坐在无人的山岗上眺望、倾听，我在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慢慢地，心里头便会升起一股温暖的泉，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竟感到莫名的幸福：城市人虽然拥有这个时代，但我们乡下人却拥有惟一一块埋人的土地。

这本书的写作，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我的乡下人的自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我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我对自己说，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今天能够在学院里扎下根来，或者还并未扎下根来，却已读到了博士的人，多半有着小康以上的家境——即便少数出身底层，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脱胎换了骨的。所以，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然而，我又突然变得犹疑，乡下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再次显露：我看到一个如天马行空般的“我”，正回头注目于现实中那个渺小而窘迫的“我”。在阿富汗贫民营，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我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

提及这本笔记的缘起，还得从一个“媒体事件”说起。2015年春节前夕，因罗小茗老师的邀请，我在一个论坛上作了名为《近“年”情更怯》的演讲，稿子随后被媒体以《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题发表，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2015年开春最热的一篇网文。

早在2004年，导师王晓明教授去我的家乡L县调研，就写过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10年后，我写了这样一本关于家乡的书。我的书，自然是受了老师的启发，在内容和主题上，也与老师的文章相呼应。在本书初稿完成之际，我有幸在加州大学Christopher Connery教授的帮助下，来美国学习一段时间。中外城乡现实对比，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新的理想，可惜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写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