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地侵扰边境，唐宪宗李纯便召集文武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纷纷议论道：“自西汉以来，为了抑制匈奴的侵扰，和亲就成了一项基本国策：皇帝将公主嫁给匈奴首领单于，单于就成了皇帝的女婿；如果公主生的儿子又即位当了单于，那么，单于又成了皇帝的外孙了，哪有外孙与外祖父兵戎相见的道理呢？于是后人认为和亲有五大利益……”宪宗皇帝没有表态，却转了个话题，问：“听说有一卿，很能写诗，其姓氏却比较冷僻，那是谁呢？”宰相答道：“是不是金陵人冷朝阳？他曾经在相州节度使薛嵩帐下做从事，最近又刚刚考中了进士。”宪宗摇头道：“不是他。”宰相又问：“那么，是包子虚么？”宪宗又摇摇头，随即吟道：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

　　“启奏陛下，这是戎昱的一首五言律诗。”一个侍臣答道，“京兆尹李銮见戎昱才华横溢，准备将女儿嫁给他，只是说他的姓不但冷僻，而且是‘戎狄’的‘戎’，实在不雅，要他改姓。戎昱就以这首诗明志，坚决拒绝了李銮。”

　　“对。”唐宪宗高兴地说，“戎昱虽然是一介贫寒书生，却不为金钱权势所动，果然具有青松绿竹般的节操，实在可敬可佩。”稍停片刻，宪宗又说：“朕又记起一首《咏史》诗，此人若在，可以让他当个朗州刺史，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花源就在朗州境内，足可抒发诗人吟咏的雅兴了。”对于同一个时代的戎昱，朝中大臣自然有人知道，他是荆南（今湖北江陵）人，年轻时考进士不中，遂漫游于河南、四川等地，后来又历任荆南节度使、桂管观察使的幕僚。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入长安，一度任职于御史台，晚年则寓居于湖南。其生卒年均不详，在唐宪宗与大臣们谈论其诗作时，估计他已经逝世了。不过，既然皇帝已经提起，便有熟悉其诗作的大臣当场吟诵起他的另一首五言律诗《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谁为辅佐臣？”一时鸦雀无声，或许，文武大臣都面有愧色吧？过了许久，才有人怯怯地说：“圣上如此频繁地称赞一个诗人，实在是士林的无上荣耀啊！”唐宪宗微微一笑道：“魏绛虽然立有大功，不也太怯懦了么？”魏绛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卿，深受晋悼公的器重，他极力主张和戎，使得“戎狄亲附”，并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从而使晋国继晋文公之后又一次称霸于中原。而如今，皇帝既极口称赞戎昱的诗，又嘲笑魏绛“怯懦”，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文武大臣中谁还会不识趣地再提“和亲”一事呢？

　　上面的故事载于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宪宗李纯果然不同凡响，他在位15年间，励精图治，对外击退北方强敌，对内整顿江淮财赋，又平定四川刘辟、江南李锜的叛乱，消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割据势力，几乎开创了一个“中兴”局面。可惜，这么一位英武皇帝，晚年却宠幸宦官，迷信佛教，终因服食“长生药”而被宦官毒死，年仅43岁。

　　 一百多年后，历史进入了五代时期。

　　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公元934——937年）时，担心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心怀二志，便与端明殿学士吕琦商议。吕琦道：“石敬瑭如果图谋不轨，一定会请求契丹兵协助。根据当今的局势，不如抢先与契丹结好通和，就像汉朝那样，将女儿嫁给契丹国主，再送给他们一些金帛。这样，不但石敬瑭，其他一些强藩大镇失去了契丹的援助，要想反叛朝廷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了。”另外两个大臣李崧、张延朗也认为很有道理。李从珂非常高兴，在准备具体操作之前，又询问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哪知“文遇大以为非”（《新五代史·吕琦杂传》），并且吟诵起戎昱的诗句：“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以讥诮吕琦等人。李从珂勃然大怒，召吕琦、李崧严厉责备道：“我只有一个女儿，尚在幼年，你们想将她弃之于夷狄么？金帛是用来养战士捍卫国家的，难道能白白送给敌虏么？”吕琦与李崧吓得连连磕头认错，哪里敢再提和亲一事。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局势吧：

　　李从珂的义父——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革除弊政，整顿朝纲，国势比较强盛。其时镇守定州的义武节度使王都反叛，契丹派大将秃馁、荝剌（音cè-là）等率军援助。可是，唐明宗大败契丹兵，迅速平定了内乱，王都自焚，秃馁被杀，荝剌则做了俘虏。后来，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多次派使者前来，请求放还荝剌，词语谦恭而又卑下，明宗却不予理睬。当时契丹已经分裂，其东丹王耶律倍又逃亡到中原地区来了。因此，势力削弱的契丹多次欲与中原王朝言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后唐这边呢，李嗣源死后，其亲生儿子李从厚即位，因猜忌李从珂，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后，就被李从珂起兵杀了。由于内部相残，李从珂的皇位并不稳固，此时此刻，暂时结好契丹实为不得不然的必须之策。

　　最后再看看结果：

就在李从珂被戎昱的诗一激，拒绝和亲不久，石敬瑭果然率兵叛乱，并以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取得契丹兵的援助，于公元936年灭掉后唐，建立后晋，李从珂则兵败自焚而死。而那个吕琦呢，却在后晋王朝中照样做官，先当秘书监，后来又累经升迁，一直做到兵部侍郎，直到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才病死了。可见吕琦献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替皇帝李从珂与后唐王朝考虑。可惜李从珂不识好歹，自我膨胀，终于落得个身死国灭的凄惨结局。

看来，同一位诗人的同一首诗，如何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运用，这里面还大有学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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