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庄子


　　算来，结缘庄子已经60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6个年头，“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都读过了，塾师确定要读“诸子”：首先是诵读《庄子》。
　　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
　　要说真正把玩它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中年以后的事。有一次，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做过演讲之后，接受学报记者采访，曾被问到：“童年时，你由读‘四书’到读《庄子》，从脑袋里塞满仁义、忠恕的儒家信条，一变而为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不是有一种心神释放、生命清新的感觉？”我如实地回答：“应该是这样。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对比鲜明的感觉，因为‘食而不知其味’，对《庄子》还没有达到解悟的程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敬爱的塾师早已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样，就如同法国文学家、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曾经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但哪里是他的出生地，究竟“乡关何处”，却历来争辩不休。概括起来，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等五种。我于1997年、2005年，还有这次接受《庄子文学传记》写作任务之后，在2012年，曾经前后三次，花费20多天时间，往返于鲁南、豫东、皖北南北直线距离大约300公里的狭长地带，重点踏访了五个有关的县区。15年间、三次访察，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访察，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大名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最后这次，深入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在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的同时，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不仅增加了切身感受，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线索，收获是很大的。


　　闯过重重难关


　　撰写《庄子传记》，难度确实很大。姑且不论关于庄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动区域，历来歧见纷呈；即便大致能够认定，由于它们处于中原黄泛区，许多古代遗迹都已淹没于地下，也是幽渺难寻。只能在实际考察中，广泛听取各地有关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照前贤和当代治庄学者的多种见解，通过全面掌握、综合分析、反复比较，进行辨别、判断，最后做出接近实际的结论。
　　有人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空间里。”那么，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总该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吧？恰恰是少而又少。关于庄子，最具权威性的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下的一段，仅仅234个字，身世出处，语焉不详。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了。
　　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在这部近7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本人活动的大约二十几处。但是“寓言十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 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于是，我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书，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
　　读解《庄子》中，我采用的是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


　　创新传记写法


　　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还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名人三传，在写法上有一共通之处，就是基本上按照传主生平经历，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地次第展开。这既符合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庄子传记》自然也应该这样进行铺叙。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然而，庄子却是例外，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都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儿就是一个谜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又该怎么写呢？
　　办法是逼出来的。经过对素材的几度梳理、整合，我想象着，眼前是一把展开的折扇，传主的性情与思想(我把它概括为“逍遥游”)可以看做折扇的轴心，而20个专题，则是向外辐射、伸出的一支支扇股。它们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性情、行迹、修为，相互紧紧联结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20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二章、三章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和所为；接下来，讲述传主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讲述传主的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的出处与行迹，以及哲学、文学方面的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最后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这种写法也得到了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创作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象。很好。”黄留珠先生说：“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