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古炉》发表以来，评论它的文章很多，但是以一本专著的篇幅对其做探讨，王春林的《贾平凹〈古炉〉论》可能是惟一的。即使放眼整个文坛，以一本专著探讨一篇小说，在近年来也是少有的。
　　但是王春林绝非一位依靠“与众不同”博取批评界关注的批评家。《贾平凹〈古炉〉论》采用的其实是很为“老旧”的框架。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文革’书写与乡村世界常态”与第二章“日常叙事与悲悯情怀”，是对小说主题的分析；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人物形象分析；第六章、第七章“叙事艺术”与第八章“象征手法及其他”，是艺术特色的分析，第九章“伟大的中国小说？”是对小说价值的判断。这其实是50年代至70年代小说评论文章的“标准配置”。只是在80年代后，随着西方“后”、“新”理论大量涌入中国，这样的写作模式渐被弃置不用，时至今日，对于年轻的批评者来说，已是颇为陌生。文章布局如此“传统”，在以追“新”逐“潮”为时尚的文学语境中，这样的布局似乎有些显得过于“陈旧”。当然这样的批评现状，却也使得本无意以“新”、“奇”博取读者眼球，批评做的很为本分的王春林反倒成为批评界特立独行的批评家，其《贾平凹〈古炉〉论》反倒成为众多的关于《古炉》的批评文章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点，我觉得对年轻一代的批评者的批评实践在两方面有启示意义：其一，批评家要有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考，也即在批评实践中要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不能趋于潮流，采用何种方式表达更应该依据其与内容的适配性；其二对于旧有的批评写作模式，不能一概否定，如果与内容适配，老干依然可发新枝。
　　与许多批评家靠翻新建立自己的批评个性批评特色不同，王春林批评的独特个性，他在批评界特立独行的形象其实更多来自坚守。当然这种坚守不仅表现在上述形式表达方面，更体现在批评立场上。王春林是位始终坚守人道主义立场的批评家，《贾平凹〈古炉〉论》中，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是其解读《古炉》的底色。王春林在本书的开首的一节中就这样说：“我读过的‘文革’小说也不可谓不多，但能够以其状况的惨烈而给我留下噩梦般的印象者，可能只有《古炉》这一部。”批评客体中古炉村众生“文革”中惨烈的生存状况的书写引发批评主体“噩梦般的印象”，此批评者显然拥有博大的悲悯情怀。在此，王春林找到了自己与贾平凹思想精神上的相同之处，找到了与小说《古炉》的契合点。王春林把“悲悯情怀”看做《古炉》的一个主题，对这样一种情怀的认同与欣赏恐怕是他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以如此多的篇幅对这篇小说做细致入微的剖析的原因。在本书中，王春林在论及悲悯情怀对于文学作品重要性时，借用王国维对于李后主词的分析，指出李后主词因具备悲悯情怀而使“伶工之词”一变而为“士大夫之词”，显然王春林是把悲悯情怀看做人文知识分子的必备品格，同时也把悲悯情怀的具备与否当做一部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必备条件来看待。透过对有着“突出自传色彩”的人物狗尿苔的分析，王春林指出这个人物身上“寄寓表现着贾平凹的悲悯情怀”，并把贾平凹誉之为 “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为数极少”的当代作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王春林把《古炉》称之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其依据也主要在于《古炉》“引入了悲悯情怀这样一种新的可以统摄全篇的叙事理念”。在论及渗透于《古炉》中的佛道思想时说“大凡那些以佛教思想做底子的小说，基本上都应该被看作优秀的汉语小说”，其看重的其实也是佛道思想中的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在“人物分析”部分中，王春林把蚕婆、善人“以大慈悲、大关怀为核心的精神境界”的人物归之为“神界人物。即使对于“欲望界”的人物霸槽，王春林也把他视为“半神半魔”的人物。在这样的视角下，王春林敏锐地从霸槽与狗尿苔的交往中发现了霸槽身上善性的残存，并从人在浩渺的历史时空中的无能与无奈的困境的角度理解霸槽身上的“魔性”及其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恶行，发现了霸槽这一人物的悲剧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以个体形象出场的的霸槽并无所谓过错可谈，假若一定追究霸槽悲剧切实的负责者，那大约只能是历史本身了。”在对古炉村红大刀队与榔头队武斗的惨状作分析时，本书特别关注到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武斗惨剧发生后的当天夜里狼群经过一片死寂的古炉村，“在这里，狼的有情有义情味十足，与人的凶残狠毒寡情无义自相残杀形成了鲜明对照”，读这样的语句，可以感到批评主体对“人心、人心所受到的那种无形伤害”的痛心疾首。
　　王春林的批评不是纯客观的科学主义的剖析，而是一种主体投入的批评。其批评坚守的是以人为本位的立场，尊崇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因之，其批评在犀利的敏锐的分析之下有着一种温暖的底色。这样的批评一方面要受科学主义者关于学术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在重群体而非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扩展至文化领域并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之后，也显得形单影只，有种“荷戟独彷徨”的悲凉。这种坚守，显现出王春林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依然保留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这在当下的语境中，虽显孤独，却也很为难得。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王春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偏爱，而失去客观的判断，比如对于善人这个极具悲悯情怀的乡村启蒙者形象，是书中很为推崇的三个“神界”人物之一，但仍然指出其塑造上的问题：“善人虽然是作家寄寓可谓相当深远的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但他在日常生活中要想和村民进行正常的交流，满嘴总是典雅深奥的文言词语，就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贾平凹在善人形象上煞费苦心，其实并没有能够收到应有的理想效果。”
　　在本书中，还有很多独到的分析与论述。比如，提出“从真切的个人记忆出发”是《古炉》成为一部“伟大”的“文革”叙事小说的重要原因；比如对小说中特定历史时空“文革”的书写与恒久性的乡村常态世界书写的分析；比如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与《古炉》中人物群像塑造的论述；比如小说结构上条状叙事与块状叙事的分析，等等。分析均是细腻深刻，观点判断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
　　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的文体与语言。周作人在其《美文》中讲：“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文学批评文章无疑是“批评的，学术性的”，但是王春林的批评文字却有着许多艺术性散文的色彩，具体点说就是有着周作文絮语式文艺小品的味道。节奏舒缓，话语反反复复，娓娓道来；话题由此及彼，旁逸斜出，延展开来，表面枝枝蔓蔓，实则杂而不乱。步入中年的王春林的批评文字显露出越来越浓的中年风范，青年时期的轻灵流畅、激越豪迈逐渐淡去，换作了中年人饱历沧桑的厚实与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