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论文：《鲁迅：文化气质的迥异》(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xun’s Unique Temper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气质迥异、特立独行的代表。这个思想资源来自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因为他说过，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精神的作家，其人格气质往往不同或超常于这个民族较普遍的文化性格，如莎士比亚的华丽放诞与英国人的审慎与保守，歌德的宽宏大度与德国人的极端与狂热，雨果的凝重深奥与法国人的温和与浪漫。当然，还有塞万提斯和西班牙，等等，都可以作如是观。我认为鲁迅和我们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方面是那么深刻、冷峻，毫不宽假，一方面又是那么慈爱、悲悯，眷顾后学，总之他的性格是十分极致的，与中国文化历来推崇的中庸、中和之道和传统人格理想截然不同，而正因如此，他才在新的高度上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坚贞不屈的代表者，即所谓“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正因如此，鲁迅精神是不朽的，不会因世风流变或某些“价值重估”的话语而过时。几年前在萧军纪念会上，我重新表述了这个观点，当时周海婴先生也在场。 

有人这样举例，说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比较而言似乎胡适比鲁迅更广大和深厚。我认为这是非常简单化的比较，因为胡适的主张说到底并没有超越传统，在超越性上他并没达到鲁迅的高度，所以他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样，举凡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鲁迅的同时代作家，他们之所以不能超过鲁迅，不说历史影响及其他原因，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气质还没有浮出传统文化与传统人格的层面，而鲁迅则如凛然的冰山，在中国文化的水面之上闪耀着新的精神光芒。 

鲁迅为萧军、萧红的作品作序，这对东北作家群现代文学史地位的形成，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但这除了文学的认同，我觉得还有一种精神认同。至少在萧军这里很明显。 

萧军和鲁迅，不仅有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上的影响，在精神人格方面也是有所传承，相互印证的。萧军是东北人，但他那种求真、坦荡、乐观、侠义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海明威语)的硬汉精神，和东北人的普遍性格既有关联又有超越，显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张力。可能也正因如此，作为作家的萧军无可质疑地成了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某种文学表征。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东北作家群的关系上。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他对这一彪炳史册的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不仅是这样，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到当代文学史，乃至到今天，似乎萧军的命运也总是和东北作家群的命运密不可分，可谓共荣共辱，同浮同沉。这和萧红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当前所获得的评价可能要高于萧军，但这种评价更多涉及的是她个人，与一个地域的文学和一个群体的地位仿佛没什么关系，至少在人们的接受心理上是如此。落红萧萧，就如同一个落地的花儿因为自身特别美，人们就有意忽略或不想弄清她是来自哪方水土和树木了。而萧军却不同，他的名字好像注定要和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文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如果说萧红是东北作家中成就最大、地位最高的作家，那么萧军则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象征性乃至符号性的作家。萧军是传奇的，东北作家群也是传奇的；萧军是流浪的，东北作家群也是流浪的，不仅流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半个中国，也流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某些文学史家的所谓研究话语。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人物我见过四位。按时间顺序，一是蒋锡金，二是萧军，三是端木蕻良，四是周海婴。但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她在美国，去看望有些穷愁落寞的胡适之先生，告别时她望着河水，觉得 “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出来，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觉得萧军和萧红就是在这样的风中向我们走来。所以我曾用《远去的漂泊》来描述萧军的精神形象。因为正是这种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在文学史所称的“跋涉”之外，构成了萧军的另一种意义。

梁遇春当年论西方的流浪汉，曾把惠特曼的《草叶集》称作“流浪汉的圣经”，而在萧军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则会感受到来自关东大地无边旷野的强劲苍莽的“草叶”气息，他有一颗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流浪汉的灵魂。这也许就是萧红评价他所说的“强盗的灵魂”——不讲礼法、毫无机心、任性顺情、自由飞扬。是的，在所有关于东北作家群的回忆和讲述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萧军，他体现了自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他可以扑倒在鲁迅的灵前失声痛哭，也可以在大上海的草坪上挥拳动武；他可以从哈尔滨的小旅店救出沦落无助、苍白凄婉的萧红，也可以在大西北的黄河边坦荡忘情地追求世家少女；他可以在革命圣地傲然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和礼遇，也可以率性上书、甘犯众怒地为王实味辩解；他可以在陕北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和共产党的领袖们饮酒高歌，也可以辞官不做，倾慕白云…… 

而这辞官之举，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和蒋锡金一样，萧军也曾在我的母校工作过。当时的东北师大叫东北大学(曾在佳木斯等地，后迁长春)，是由张学良创办的老东北大学与原解放区的延安大学合并成立的，校长是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将军，萧军时任文学院长。对那段经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到了佳木斯又和家人团聚了。他们是比我先来的。这里按照供给制的制度，也确实把我做“院长”来待遇了……出门有马车，据说还为我准备了一位挂枪的警卫员，但我把这警卫员辞谢了，因为我不习惯身后有人跟着……最不习惯的竟有人喊起“院长”来了。这一称呼对我竟是陌生得很，似乎和我毫无关系。而我向来只能听人叫“萧军同志”或“老萧”我以为才是在叫我。于是最后我就下了决心，必须要把“院长”这个官衔从我的头上摘下去。 

这样的回忆，很让人惊讶和感叹。惊讶的是，那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感叹的是，那只是一所校园，等级制就达到了如此地步，而萧军的辞官之举虽是性情使然，却不失为一个标志，既印证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个性，也预示了他命运的奇特转折。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哈尔滨办报，那里是他初遇萧红携手跋涉魂牵梦萦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厄运，风雨如磐，灵台无计，不习惯“待遇”的他却无可抗拒地得到了另一种待遇，并从此沉寂了整整三十年。 

但萧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悲剧个性与乐观精神是浑然统一的，即使在不同寻常的逆境中，他也能坚守人格的自由、心态的健康、情感的自尊。作为天性放达的人，“他一生中没有一天不是欣欣向荣的，就是悲哀时节，他还是肯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阵之后，他的泪珠已滋养大了希望的根苗”(梁遇春语)。特别是“文化报事件”之后身处逆境的萧军，其顽健开朗的胸襟令人惊讶。他是从别人的“春天”开始熬过他自己漫长的“冬天”的，而在这三十年中，他除了拼力生存，强烈主张自己发表作品的权利外，心境仍能做到安然自适。而“文革”浩劫中，萧军与老舍在北京被批斗时相见的情景令人分外感怀，两个生命气质鲜明不同的作家，在那种特殊的“生死场”上相见无言，但这无言中却有惊天动地的文化人格选择，老舍第二天投了太平湖，而萧军却选择了横眉冷对地活下去。可以说，萧军的流浪汉性格中有着特殊的坚韧与顽强，正因如此，当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后，人们发现“出土文物”似的萧军还是那样坦荡、达观，正气依旧，锋芒不减。而此时，离他开始文学“跋涉”的日子已有50年，离鲁迅先生去世的日子也已40余年。 

在有关萧军的叙事中，鲁迅是无法忽略的存在。人们提到萧军，总必先谈鲁迅。因为鲁迅说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就把他称为“鲁迅石”，并仿佛这是对他最公正合理的评价。鲁迅对萧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萧军对鲁迅的崇敬也毕生刻骨铭心，但问题在于，除开鲁迅的影响，萧军是否有独特的人格精神遗产？我想至少，萧军所走过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历程。他的生命中有勇往直前的跋涉，也有无可归依的漂泊；有坚定嘹亮的呐喊，也有孤身流浪的歌吟；他的心灵属于黑土地、白桦林、茂草、高粱、流云、野马，属于为人的基本尊严而率性奋起、直切坦荡、乐观顽健的抗争。而这些，是不能全部归于鲁迅的精神的。鲁迅本人就曾十分赞赏萧军的“野气”，认为那是江南文人所没有的气质，更是奴隶所没有的气质。尤其萧军后来的人生遭际与命运，同鲁迅当年的时代环境及人生体验，是无法类比的。因此，在20世纪文化人格多元存在的风景中，可以这样说，不论鲁迅精神多么伟岸，也不能遮蔽萧军所独有的精神品格与力量。 

也许这是东北黑土地的一种赋予。这片土地相信流浪与漂泊，相信反抗与奋争，有时甚至相信苦难。即鲁迅所说的“生的挣扎与死的坚强”。不久前我读到了翻译家高莽先生所撰写的《白银时代》一书，其中写到阿赫玛托娃，说诗人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命运，因此当厄运降临的时候，她比许多同时代作家和诗人都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实际上，萧军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完全当得起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句：“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谁比我们更自豪、更纯粹……” 

鲁迅写过《狂人日记》，但萧军并不属于那种“狂人”，他可能更像是中国古代语境中的“狂客”。狂人肯定不受欢迎，狂客也很少有人待见，所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就道尽了此中悲欢。所以，仅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萧军的形象不仅是暧昧的，也相当程度地被世俗化了——鲁迅的弟子，萧红的骑士，作为当年东北作家群的卓然拔萃者，他的名字似乎只有在鲁迅光芒的照耀下，或在萧红光彩的映照下，才显示出某种分量。这种世俗化，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边缘化，而萧军的独特意义则被盲视和遮蔽了。或许，萧军的意义同他的人生命运相似，注定地属于流浪与漂泊。 

实际上，这种流浪与漂泊也属于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许多年来，对包括萧军在内的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似乎基本上都是处于“阐释的循环”之中，因袭的、模式化的言说远远多于独立思考的创获。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人们对现代文学、现代作家有过一系列的重新解读和发现，但相比之下，对现代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却显得那么冷清和寂寞，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甚至没有让人稍为振奋的风。 

有人分析这里的问题，说是因为“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被遮蔽了。但这一判断有两点需要质疑。其一，难道鲁迅、茅盾所赞赏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注定或无可争辩地属于“左翼文学吗”？其二，在“左翼文学”未被遮蔽而大行其道的时期，如上世纪50年代，难道东北作家群曾获得过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吗？ 

关于东北作家群，王富仁教授有一段话我认为是比较公允的。他指出：“如果说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的品格；如果说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内涵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人性的价值而较少现实意义，那么，东北作家群则在他们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自然性、社会性、现代性、民族性、人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确实如此，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无疑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统一整合的审美气度，但王富仁教授没有说明，东北作家群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有一首《塞外咏雪》词：“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虽然说的是雪，但我认为可以表征整个东北文化，包括东北文学的边缘性与独特性。萧军和当年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也是如此，他们至今没有，也不太可能在文学史上大富大贵，但他们最难得的是“别有根芽”。这是关内文化、江南文化所没有的气质。那样铁骨铮铮，那么胸襟朗朗，那么喜爱流浪、漂泊、自由。他们的传奇人生与激动人心的写作，是黑土地上自然生长出的神话与童话。他们是“别有根芽”的花朵，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仅有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鲁迅先生超拔独立的文化人格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