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底层文学”的轮番轰炸之后，当代文学叙述实际上一直匍匐在“乡土”旧模式的水平线上。

      这大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作家不再信赖文学叙述会给社会学意义的底层带来什么更有用的道义支撑了，于是，由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体日常生活开裂处寻求补偿的知识分子期许，只能转而为“国学”或者“传统文化”做低水平的注解；其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经了“文化研究”、“后理论”的洗礼，表面上仍为文学叙述空间负责的批评家，在批评知识化、职业化的潮流中，似乎不再甘于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猫头鹰”式的发声者和“堂·吉诃德”式的率真勇士，而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和各种“新知识”的制造者。这不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实则是现代学术规范的一再收编所致。

　　当“底层文学”转向故事花哨、情节离奇的那一刻开始，底层文学的叙事者实际上已经不太在意思想性了，他们眼里更为根本的追求就是“纯文学”——一种不走出人物意识、潜意识甚至性意识半步的极度封闭的“纯净水”式写作。这种视界和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在作家的眼里、作品的纹理中，你看到的只是个人情感失落引起的郁闷和个人利益受损导致的沮丧感。此种所谓的“内心世界”再加上理论批评家早已调配好的“多重性格”公式，文学生产流水线的终端产品就是被名之为具有人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东西。当然，类似文学叙述，它的水准肯定不高，但你又说不出它有什么不合适之处。因为，在你还没开口之前，你的头颅之上已经准备好了答案，文学不就是要写个体心灵的问暖嘘寒、孤独无助吗？不消说，这是“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内心”一类理论的高明指导，当然这也是“文革”刚结束时的一点认识水平。打开现阶段任何一种文学期刊，停留在这个水准线上的叙事不可谓不多。你甭管它挂的是城市的布景还是乡村的幕布，深入地探究作家叙述中被植入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哲学观，寄居在楼房里的男女也罢，奔波在旷野上的泥腿子也罢，不管姓氏、年龄、身份、地位，他们之间构成作家建构文学主要关系的元素，基本不出人物自我的心理内容。作家在得意洋洋的显微化人物内心观察中，或者说当作家越往人内心走的时候，你领受到的是他对人物生存环境尤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排斥和厌恶。仿佛只要涉及到外部，特别是被一再制造的外部信息影响，文学就马上显得不纯粹、不到位、没有嚼头。如此仇视外部反作用力的写作心态，我不简单地认为那是作家知识架构的稀松遢垮。实际上经过几年、十几年摸爬滚打出来的写作者、读书人，或者大一点说知识分子，对今天多媒体后现代社会信息泡沫下的现实真相，保守衡量也多少有点自己的主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信以为真地跟上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记者跑呢？也为什么眼睛直盯着以猎奇赢得最高收视率的所谓民生电视节目周旋呢？

　　我的看法比较单纯，至少在这一类作家的手里，文学也不过是制造时代看点的另一种方式，你要在这类作品中搜索更深一层的东西，那基本上是高看作家了。有了技术层面的处理、打扮，任何题材的文学叙述其实都整合成了一种思维：“乡土”的旧模式。怎么说呢？简单一点，就是在“内心”这个牛鼻子的牵引下，写人物，只写信息封锁下的人物自身；写村庄，只写与世隔绝的村庄；写城市，只写自产自销的某一区域状态。鲁迅先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上下文意思就此完成了巨大的语境抽离。如此所得的文学形象，不客气地说，就是原始状态下的一堆“人心”垃圾。有人说，现时代文学的羸弱是文学没有占领时代思想的前沿，但依我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作家放弃了冲突后现代文化潮流强塞给你的文化观。穿越后现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迷雾是第一步，其次才谈得起占领时代的思想前沿。否则，文学也许只能成为反复书写个人修为的道德伦理诉求，或者不厌其烦开发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开发的“好人亦有坏处，坏人坏到极点总有人性的亮光”的人性内容。

　　个人修为的道德伦理叙事与穿越层层意识形态迷雾的文化冲突写作，在思想高度上，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