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戏剧性研究，既是个传统的题目，又是个崭新的题目。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具有突出的戏剧性，但戏剧性却始终与小说创作紧密相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不能不看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家们虽有过多向探索，多方借鉴，进行过一场场观念革命，但对小说戏剧性的深入思索，以及戏剧修养的培植或者作家对戏剧营养的主动汲取，却是非常地不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戏剧与小说在人物、情节、对话、结构等方面不难找到某种共通性，只因媒体介质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态，如果彼此汲取对方之营养，让戏剧增强文学性，让小说增强戏剧性，对于充实提升各自的艺术品质当不无裨益。可惜的是，关注这一方面并悉心钻研者甚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欣赏青年学者赵兴红的专著《小说戏剧性研究》。
　　然而，我们有可能一开始就陷入“误读”——我们从传统的“戏剧性”着眼，以为这部著作一定是研究小说该如何向经典的戏剧作品学习其精妙的戏剧性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作者首先在何为“戏剧性”的问题上有新的理解，既与通常的眼光不同，也与传统戏剧理论中的戏剧性阐述有别。在作者看来，小说中的“戏剧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偶然性”、“巧合性”、“三一律”等等常规性的意义表述，这只是戏剧性最浅显的外在含义。作者探讨的“戏剧性”，主要从戏剧和小说都涉及的创作内部规律来考察，更多地从贯通于小说和戏剧中的精神内涵和美学意蕴的角度来权衡。她所说的戏剧性是一个冲破戏剧形式拘束的更为自由宽泛的观念。
　　作者认为，如果说戏剧是一种幻想模式，小说也是一种幻想模式，在这一点上，二者是共通的，都以其时空复合性的艺术形式，体现出人类命运和人生经验的种种复杂的幻想形态。在作者看来，沈从文、萧红、废名等人的小说固然具有散文化倾向，或者说是诗性小说，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因素是不明显的，但决不能说它们就没有戏剧性。因为所有小说经过文体的剥离后，最后还是有个可称为戏剧性的东西在支撑。自19世纪以来，戏剧的多次变革促进了“戏剧性”内涵和外延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新戏剧”抛弃了陈旧的情节结构模式，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戏剧性的认识，尤其是契诃夫剧作中对于“内在戏剧性”的成熟表现，更让人们认识到戏剧性不仅存在于那些罕见的、突转的、宿命的历史故事中，不仅存在于那些充满巧合、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中，而且也存在于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契诃夫的剧作一改传统的离奇叙事，淡化了情节的跌宕，强化了心灵的抒情性，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则给予了戏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充分的尊重，使剧作呈现出了一种内在丰盈的特质。本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了“内在戏剧性”的概念，她认为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是更为深刻的戏剧性。这是全书的一个关键词。
　　虽然通常认为，戏剧是激变的艺术，小说是渐变的艺术，但从这样一种“内在戏剧性”的理念出发，不是不能抵达某种共同点。作者侧重于对人与人的精神对话，对人性、人情、人的命运的建构模式的探讨，她深入分析了《金锁记》《封锁》《围城》《习惯死亡》《一亿六》《蛙》《活着》《白鹿原》《心灵史》等一系列现当代著名小说，寻找着戏剧性在这些小说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发现并突出其审美亮点。当然，我们仍可能会觉得，作者是否夸大了戏剧性的存在，视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同时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戏剧性的泛化，使之成为所有优秀作品最高审美品质的集合？但不管怎样，作者的“戏剧性”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其分析也是精到的，有说服力的。这些章节构成了本书的华彩乐章，其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独到的阅读体验。
　　现在有个问题：既然作者认为所有优秀的小说都有个戏剧性的“内核”，好的小说自身就有足够的戏剧性，那小说与戏剧之间的互补互惠，各自汲取滋养又从何谈起？幸好作者并未走向那样的极端。本书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对于小说与戏剧的双面分析，即戏剧的冲突与小说的矛盾冲突，戏剧的行动元与小说的行动流，戏剧情境与小说情境，以及场面、结构、节奏等等的探析，通过大量文本分析，努力寻求小说可以向戏剧学习的“戏眼”。作者既举莎士比亚、易卜生、萨特、贝克特、奥尼尔、曹禺等名家名剧的例子，同时就近取例，如对《空城记》《黄克功案件》等的深入分析，甚至鲁院学生的作业也被拿来作为案例，以增强其实际操作性。
　　作者的有些发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戏剧是对话的艺术，作者强调向戏剧学习对话能力对于小说家的重要。她说，如今一批又一批正在茁壮成长的小说家却没有意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对于对话技巧极不重视，他们小说的单薄无力由此产生。靠纯粹的叙述来完成一部小说和人物的塑造，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更何况还要达到一种高度。就从技术层面而言，对话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以改变一味的叙述带来的枯燥与乏味，而且也可以让读者更直接地进入主人公的形象与内心世界。想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是见其人闻其声，仅仅靠别人的讲述是远远不够的。
　　总起来看，赵兴红的《小说戏剧性研究》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探索性著作。尽管在戏剧性的界定上、在对戏剧和文学的关系的分析上、在各种文本的评价上，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或有随意性甚至芜杂的成分，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也有待完善，但我仍然认为，作者在两种文类的边缘交界处，在一个貌似传统的题目面前，展现出了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