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解的悖论：中国学者在《野草》接受过程中的修正主义

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

译者：孙静


鲁迅的《野草》（1927年）研究将一直是对修正主义的研究。自1955年冯雪峰发表“《野草》”一文（《文艺报》第19期、20期）后，可以说，针对《野草》的“政策”曾一度趋于稳定，直到1981年出版了20世纪后半叶鲁迅研究选集，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

《野草》是一部散文集，包括23篇文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些文章创作于1924年到1926年间，当时鲁迅正定居北京。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进行创作的。文章不仅充满斗志，表达出作者对黑暗势力的抵制与抗争，而且其中的思想和情绪也是对当时社会形势做出的回应。作品中还浸润着一种阴郁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思想中深刻而强烈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而且也揭示出作者对之前的时代那充满矛盾的世界观。此外，《野草》还收录了几篇晦涩的文章，这同样也是由于时代环境的缘故。在1931年出版的英文版《野草》序言中，鲁迅指出：“由于当时无法直言不讳，所以我的表达异常含混。”

1955年后，中国对《野草》的研究日益增多，1981年后，重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也大量出现。在本文中，我将聚焦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探讨该时期中国学者在《野草》接受过程中发生的巨大转变，并将冯雪峰的文章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该文引发了学者和大众对于《野草》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依然堪称《野草》研究的重要文献。

鲁迅的这24篇散文（包括序言部分）创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期间。在此期间，政治暴动接连不断，将五四运动的革命者和改良者区分开来，同时也令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分道扬镳。1924年11月，鲁迅、孙伏园、冯雪峰创办了《语丝》，这是一本涉及政治领域的非正式社会评论刊物，《野草》中的散文都是在此周刊上首次发表的。1928年春，也就是在《野草》一书出版数月后，激进左派开始批评鲁迅落后于时代，并将《野草》视为鲁迅完全缺乏革命信仰的具体佐证，定下了评论鲁迅的基调，遮蔽了他在写作上的创新。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除了冯雪峰等少数支持者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界中都充满了左翼激进人士对鲁迅的尖刻批评，从而将鲁迅边缘化了。

从这一角度看，《野草》本身表现出鲁迅在黑暗困境中唯一的一次艺术创新。 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一致赞同该书不仅是鲁迅文化哲学的结晶，而且还涵盖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语言的局限性以及斗争的无效性和不可避免性。然而，对于激进左派来说，《野草》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反映出鲁迅对他们所贬斥的“个人主义”的敏感。在《野草》问世后不久，钱杏邨就于1928年2月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只讨论了《呐喊》、《彷徨》和《野草》。这一事件证明了《野草》的出版启发了钱杏邨。文学界似乎在等待着鲁迅第二次的激进文学转向，然而很多人却失望地发现了《野草》。

之所以没有人从其它新视角来解读《野草》的更深层面，是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鲁迅奉为激进革命的先驱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多次将鲁迅塑造成一位中国近代传统文化荒野中的预言家，认为他为革命扫清了道路，并给读者带来社会主义的曙光。这在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笔下的狂人在经典历史著作中读到了“吃人”，然而此类作品却不像《野草》一样富有含混的张力。然而，含混却是中国文化之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鲁迅几乎总被共产党奉若神明，这使得他的作品全集会被妥善地保存下来，并被有意地曲解，就像现代人读《诗经》一样。因此，《野草》一直在读者中广为传播，被人悉心研究，从而顺理成章地证明了鲁迅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悲剧和暴力时陷入了消沉，将文中的讽刺意味和政治批判故意又委婉地埋葬在噩梦般的黑暗中，从而避免招致政府审查所带来的麻烦。表面看来，阐释的政治色彩也许并不强烈，只是对绝望与希望、行动与等待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实际上，这却隐含着更重要的内容，即鲁迅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之前，对民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控诉。如果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不加限制地批判鲁迅，那么共产党后来为了将本散文集提升至革命文学的典范地位，该怎样去解释其中的含混、绝望、甚至是虚无主义呢？

与此同时，那些从一开始就用英语研究鲁迅的学者们发现这本小集子的艺术美和深刻的思想性，例如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甚至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在其著作《天安门》中讨论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诗意想象。通过这些著作，美国学者开始了解鲁迅这位极度绝望的波德莱尔式作家。然而，我们也得知这一看法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流见解有所不同。直至改革开放（1978年）后不久，重读文学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重读鲁迅也自然成为了关注热点。

1928年，钱杏邨马上对《野草》做出解读，尤其是在进行历史性的追溯时，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当时对《野草》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钱杏邨对鲁迅的批判令人如此震惊，以至于人们马上会质疑他的文章是否表现出一种近似不屑的焦虑，同时还会质疑当有其它替代性读物时，它是否真的具有影响力。

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中国早期读者对《野草》的接受状况，包括以下几个问题：有没有人曾像以前的两代西方学者那样，赞赏该散文集中弥漫的诗意美及语言试验呢？早期的评论家是否注意到鲁迅在散文中常用的形式元素及其涵义呢？左翼评论家对《野草》的抨击始于何时，其发展路径又是怎样的，有哪些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呢？最后，就像刘大杰在1928年指出的那样，《野草》是否能成为从社会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折点，从而与《呐喊》和《彷徨》区别开来呢？

借助一种详尽的修正主义文学史，我们能轻而易举地了解到早期对《野草》的评论。这种文学史始于改革开放时期，促使鲁迅研究再次回到学术视野中。1979年11月，有关鲁迅研究的大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启动了一个项目，即收集自鲁迅步入文坛以来所有与其相关的重要著作。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李宗英和张梦阳主编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集》出版。 在众多与《野草》有关的文章中，最详细的阐释是冯雪峰在1955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野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1982年）就出现了一批研究《野草》的专著，包括孙玉石的《<野草>研究》，从而前所未有的开始了一股关注该散文集的潮流。 作为1981年鲁迅研究论文集的编者之一，张梦阳出版了一部长达三卷的《中国鲁迅学通史》（2002年），并使用了近1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野草》，为重现早期的《野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毫无意外，与其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野草》更为细致的分析是符合中国主流的阐释方式，其中冯雪峰的文章为其定下基调，钱杏邨在1928年做出的著名批判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紧随其后，勿宁说该时期的评价是一种积极的回应。首先，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北新书局（由于《语丝》周刊迁至上海，因此它被北新书局所取代）是如何宣传《野草》的。1927年刊登在《北新》周刊上的广告似乎能回答我在序言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 当然，人们不会从广告中看到任何负面评价，但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句广告词指出了《野草》的文类，并关注到了它的语言及哲学成就，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但却同时被左翼攻击者和后来向《野草》道歉的人所忽视了。早在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前，就有人对刊登在《语丝》周刊上的《野草》文集发表了评论，最为著名的来自章衣萍，此人和鲁迅都是语丝社的核心成员。1925年，他在《京报副刊》的专栏中评论了《野草》集中的前11篇文章，谈及自己与鲁迅在后者的院子里聊起有关斗鸡的事。当时鲁迅说：“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章衣萍认为，这种态度——“由他去罢”——体现出鲁迅对一切无聊举动的愤怒。章衣萍回答道：“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忍受）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含在他的《野草》里面”（张梦阳，2002年，第5-6页）。在此，我们又看到评论者对哲学层面的关注，但这一哲学思想被置于当时的公共领域的语境下，似乎将《野草》的深刻思想狭隘地理解为鲁迅对其同代人的愤怒。在众多针对《野草》的评论中，章衣萍大量引用了鲁迅作品中的名言。此外，他还为几十年来的《野草》评论定下了基调，就像其他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他没有读懂这部散文集。

最为热情的回应来自年轻作家兼评论家高长虹，他持续不断地求助于鲁迅，从而完全惹恼了后者。高长虹效仿他人，创立了自己的文学杂志《狂飙》，并经常刊登自己的文学评论。更多时候，此杂志毋宁说是一部自传，详细记录了这位年轻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轨迹和苦难历程。1926年9月至12月期间，高长虹在自己的杂志《狂飙》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讲述了自己曾在鲁迅创作《野草》期间拜访过这位作家，并发现鲁迅为人热情，与自己性格相投，并令人振奋。他说后来自己又与鲁迅会面多次，对鲁迅的印象发生了改变，认为他变成了一位普通但刚毅的勇士，最后又变成了一位“世俗的老人”。高长虹说，在那次难忘的初次会面中，鲁迅认为他就像其译述的一位欧洲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野草》令高长虹极为兴奋。他写道，当自己首次读到这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秋夜》时，“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届形势指掌图，1926年11月17日，《狂飙》周刊，第5期。张梦阳：第三卷，第八页。2002年。）在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高长虹称赞“颓败线的颤动”自称一格，大胆开创了一条新的艺术道路（高长虹并未解释这么说的原因），他还由于鲁迅没有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对其略有微词。最后，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一文中评论道，《野草》与郭沫若的《女神》是“这十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张梦阳，第3卷，第9页），并认为其价值高于《呐喊》和《彷徨》，或是郁达夫的《沉沦》和冰心的《超人》等重要短篇小说集。然而，鲁迅显然没拿高长虹的评论当回事。在写给语丝社同事李晓峰的信中，鲁迅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心的（历史）’的。”

尽管如此，对即将出版的《野草》的第一波评论还是负面的，这始于钱杏邨在1928年3月发表的著名文章“死去了的鲁迅”，它是一篇重要的革命文学研究文献。 我之前一度认为，此文对鲁迅的评判源于《野草》没有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书写当时的社会。然而，透过《野草》之镜，读者可以发现，就钱杏邨的观点而言，这部散文集在修辞的维度上意义重大，它象征了鲁迅的希望和作品所通往的终点：“坟墓”。实际上，回想《野草》的创作时间，有人甚至可能会将钱杏邨的文章视作对《野草》出版的回应：

鲁迅两部创作集的名称——《呐喊》与《彷徨》——实在说明了他自己。 我们把他的这两部创作和《野草》合看的结果，觉得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始终的如一束丛生的野草不能变成一棵乔木！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够找到的，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何如呢？在《野草》里也就很明白的说过，所谓将来就是坟墓！（Denton, 第280页）

钱杏邨还生动地描绘了《野草》对读者造成的影响：“……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的坟墓……”（Denton, 第283-284页） 当然，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但需要在此指出的是，钱杏邨的解读与最初的那些评论不同。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评论过于拘泥于文字，完全没有注意到鲁迅的艺术技巧，并忽略了其他人发现的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见解。钱杏邨通常使用检察官的口吻进行讽刺，直接借用鲁迅的语句来攻击他，《野草》则成为了重要的军火库。

激进左派的另一篇抨击文章发表于1929年3月，作者署名得钊，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刊登在《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上。作者将文化划分为革命文化、非革命文化和反革命文化，因鲁迅是语丝社的成员而将其划入“反革命”阵营，并把“影子的告别”视作证明鲁迅虚无主义的证据。据说，鲁迅自己（冯雪峰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还击说，未来金色乌托邦的幻想（被影子所排斥）是毫无根据的。现在向人们许诺一个黄金世界，还为之过早。

20世纪30年代期间，人们对《野草》的评价有所好转，此时对该文集的接受发生了有趣的转向。我们发现评论文章开始关注具体的语言和文学特性，这些文章也开始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研究《野草》，相关讨论还夹杂了小品文评论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初高中课堂的形成过程。也许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许多评论家对“秋夜”一文的首句展开了研究：“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对某些人来说，这显示出文学是如何超越了语言的实用主义功能，用貌似高深莫测的重复来划定文体的版图；然而，也有人会争论说，枣树的“重复”传达出一位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的无聊情绪，或许是某些东西的符号性表征。还有人认为，该尝试是一次做作又失败的文体创新之举。这证明了《野草》中的某些具体文本或词句通常会在读者中引发争论，他们也许会赞同更简单的解释，但时至今日，却无法判断鲁迅大体上是持怀疑态度，还是出于一种想保有希望的愿景。

钱杏邨似乎早就预见到这一新视角，实际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其中“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一文刊登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上，重新评价了鲁迅。钱杏邨认为“整部《野草》集，表白了他的苦闷和伤感主义的情绪”，“鲁迅始终不曾陷于颓废消沉”，“他始终是含着同情于一切被封建势力所摧毁所压迫的人们的眼泪，伤感的无目的的意识的和旧势力抗斗，因为他有一颗热爱人类的心”。钱杏邨还指出，鲁迅无法为当时的文学做出更多的贡献，但钱杏邨的评论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矫正，因为他意识到日后鲁迅的作品将会被收录到学校的课本中。（张梦阳，2002年，第23页）

1932年6月，赵艳如在《中国新书月报》上发表了“讽刺性十足的《野草》”一文。他列举了若干例子，赞扬鲁迅使用反讽性语言来讽刺现代人的心理。文章重点聚焦鲁迅语言的“独特风格”，使鲁迅的作品变得更有价值。此外，这也是第一篇关注鲁迅在“秋夜”中描写枣树的文章，之后这一描述被广泛引用。赵艳如以“这样的战士”一文为例，突出鲁迅对伪善的嘲讽，将其与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两面国”一章相比较。他并没有像以前的评论者一样，批判鲁迅作品中的孤独与绝望，而是像少数评论家那样，主要关注文集的讽刺效果，甚至是娱乐效果。（张梦阳，2002年，第16页）。

1932年1月，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野草》，尤其是“秋夜”、“好的故事”、“雪”和“淡淡的血痕中”几篇。在其介绍性的评论中，李素伯称赞《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并将该文集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较，再次肯定了散文诗这一类型。李素伯还直接回应了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对鲁迅的攻击，认为《野草》“就像《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量”。此外，他还将《野草》中的散文诗与鲁迅的杂感进行了比较，并没有贬低后者的艺术价值。对于他来说，鲁迅的杂感具有“讽刺情趣”，而《野草》中的作品则是“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同时指出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兼具以上两点。“我们只觉得它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

夏丏尊和叶圣陶合著的教育小说《文心》（1933年6月）以中学生为主人公，其中一章讲到课外学习。有位学生向父亲问起“秋夜”一文的首句，这是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小说用鲁迅的文章引出有关文风的讨论（再次聚焦鲁迅描述两棵枣树时采用的奇怪方式）。这位父亲（自己以前曾做过语文老师）解释说，初中的语文老师会脱离教材，向学生推荐古代和现代的文学名篇，从而无形中将鲁迅的作品经典化，还将“秋夜”置于和姚鼐的《登泰山记》同样的高度。暂且不去考虑这是否就是1933年的真实状况，二位作者如此想象并表达出来，这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父亲继续说道，在此文中，鲁迅对语言的使用体现出他对场景和情感的阐释。此外，由于儿童、普通成年人和诗人往往对相似的体验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孩子们自然很难理解鲁迅对秋夜的描述。（张梦阳，2002年，第21-22页）

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书中，钱杏邨再次使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来评价小品文。该书收录了16位现代小品文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鲁迅的文章。在书中，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将《野草》归入小品的行列。 他确实承认，这些文章是小品（我同意这一点），但是他特别指出，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阐述了自己对小品文的态度。在文章中，鲁迅反对了“清玩儿”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著名宣言，即文章应该“似匕首，如投枪”。所以钱杏邨只称其为杂感，因为对他来说，它们是最具鲁迅特色的小品文。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野草》集“似匕首，如投枪”，主要是由于鲁迅的序言和左翼人士对《野草》的歉意，因此钱杏邨依然保留自己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提出的观点。但钱杏邨将鲁迅的作品收入了文集，而且在序言中对鲁迅作品做出了比原来要高得多的评价，称《野草》是“用鲜血铸就的生活经典和深刻之作”。

1936年1月，踌躇满志的年轻评论家李长之出版了《鲁迅批判》。他总体上肯定了《野草》，但也花了些篇幅驳斥了那种认为该文集具有诗意的观点，并因此不应被称作“散文诗”。

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的形式稍显奇特，涵义异常深刻，很多普通读者都难以理解。对于我来说，该文集的形式非常不明确，其中有些地方写得颇为隐晦，但也有些地方却异常明显。“风筝”一文就是形式明晰的例证。虽然《野草》的思想总体上说非常深刻，但是有些文章也异常肤浅，如“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狱”。有的文章则无聊至极，如“我的失恋”。至于“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之类的内容，我则称其为恶趣。

我之所以如此挑剔，是因为我发自肺腑地喜欢这本小集子，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变得更完美。在其收录的23篇短文中，有7篇非常优秀，分别是“影的告别”、“复仇（其二）”、“希望”、“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其中“复仇（其二）”、“死后”和“淡淡的血痕中”三篇最佳。（张梦阳，2002年，第23-24页）

不难发现，有人依然在思考“还有一棵枣树”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李长之却认真地对《野草》展开了批判性的评价。虽然如人们的预料，他一开始也轻率地评论了那两棵枣树，但他后来却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并为《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一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宗英、张梦阳主编，2010年，第721-753页)

小品文可以被看作用不同方式阐释《野草》的一种语境。如果现代小品文的演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野草》肯定是一个典型案例。用左翼作家联盟的角度看，小品文只不过是一股不务正业的作家们所推动的昙花一现的文学潮流，这些人未能肩负起中国现代文学的重任，将年轻作家带入歧途。然而，更重要的则是要从鲁迅全部作品和遗产的角度来审视《野草》，从而发现该文集中所有的卓越特质都得益于鲁迅的天才。我更愿意在总体上讨论小品文的重要性，发现之所以左翼人士钱杏邨特意编撰了十六位小品文作家文集，以及左联对于小品文的盛行和刊载小品文的杂志所做出的最著名的回应，是由于他们试图创造自己的社会意识小品文类型，并将其发表在他们创办的杂志《太白》上。

1945年，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共内战继而爆发，20世纪40年代尽管饱经战争磨难，但却涌现出一些评论《野草》的长篇文章，肯定了该文集的艺术成就。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某些批判方法得以形成，还能看到左翼评论家在鲁迅1936年去世后的几年中，试图再次热切地寻找“补救”《野草》中所谓的虚无、孤独和绝望的方法。如果想理解这一点，不妨看看在重庆举办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活动，它经过精心策划，极为隆重。与文集中的其它文章相比，“过客”为《野草》的读者呈现了一幕独幕剧，它曾被重的文艺工作者于1939年搬上重庆舞台。（张梦阳，2002年，第25页）可以这样说，鲁迅的门徒胡风以鲁迅的作品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左翼文学理论，并在当时发表了《<过客>小释》，将鲁迅的作品历史化，认为这篇文章是鲁迅在1925年的自画像。当鲁迅创作“过客”时，他正居住在北京这座“妖魔鬼怪”的城市，从而发出了孤独的呐喊。胡风还认为，从外表上看鲁迅是位斗士，然而从作品的表达上看却像个哀歌作者，二种角色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张梦阳，2002年，第26页）。共产党以此为基调，解决了鲁迅作品中的艺术成就和激进思想之间的矛盾。

鲁迅也开始逐渐被塑造为文学巨匠。1940年，左翼诗人和散文家聂绀弩肯定了《野草》中的虚无、绝望和孤独，但坚称这些元素超越了平凡和真实，赋予它们一种崇高的或形而上的地位。对于他来说，《野草》是理解鲁迅的“觉醒”这一基本概念的关键所在。这一说法好像是出自邵荃麟，他在1945年指出，鲁迅既不仅仅是个虚无主义者，也不纯然是个乐天派，他只是表现出了绝望的必然性和极端的深刻性，这是每一位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在“思想向前突进”并“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以前，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清除《野草》不再是明智之举，因此左翼批评家只能寻求更复杂的方式，在保留鲁迅的革命性的同时，来解释文集中的虚无、孤独和绝望。

人们对鲁迅作品的主观评价与欣赏也从未减退过，尤其是时至今日，它已成为课堂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了。杜子劲使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散文诗对读者所起的作用，其中甚至还包括社会作用：“像是风，像是雨……”就像春风和春雨滋养着大地一般，散文诗为读者带来慰藉。它是“酵头”，能让冰冷的心的面块膨胀，就像钻头打进毫无生气的木头，就像浑浊的水中洒进白矾马上就会变得清澈。在另一段有趣的论述中，杜子劲借用了《野草》中的几句话来总结他的主观评论：“这是五四之后，用现代语言写成的第一部散文诗。 这诗用现代的思想写出现实的悲哀与希望，我们分明听得他的孤寂的怒喊（借用英国乞斯脱顿对高尔基说的话）。我们读过之后，我们不愿意彷徨于无地，我们知道立论之难与奴才之不可救药，我们怀着 ‘希望’，追慕那叛逆的勇士，那掷投枪的勇士；那奔驰在冰山间的掘火的人，我们的心不住在燃烧着，因为‘他用了他的温热，将我们惊醒了’（借用《死火》中的话）。”（张梦阳，2002年，第29-30页；着重强调）

最后，雪苇于1948年10月19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一文，之后，《野草》的评论者开始自觉地使用其分析的方法。雪苇在文中提出两点：1）将散文诗列入文类之中；2）使用“内部的”和“外部的”证据（我们现在通常称其为“互文性”）从新的角度阐释《野草》。以上任何一种技巧都被后来的一位或多位评论家所使用过，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批判的传统正处于萌芽之中。雪苇的分类方法将《野草》分为两个类，每类都零散的分布在这本散文集中。一类文章表现为“从心境底‘阴影’的一侧面来解剖自己”，另一类则象征“号召战斗及直接对于黑暗底攻击”。后来的评论家将会把文集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的种类，但是种类的划分从未背离过积极/消极之说，每个类别的文章也是零散地分布在文集中。与之相关的是，有人主张应该赋予《野草》中的某些文章以特殊地位，以便能将文集视作一个整体，对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此，上文提到的杜子劲认为文集最后一篇文章“一觉”可以作为跋文。邵荃麟给出了直接的回应，他并未质疑杜子劲的建议，而且还补充说“这样的战士”是篇不错的“自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评论家在理解并阐释《野草》的不懈努力中，将文集分裂，本末倒置，重新编排，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鲁迅已经做好了选择，而且鲁迅原本做出的安排可能是有其深意的。

至于互文性，雪苇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只是想要将鲁迅从虚无主义的指责中拯救出来。然而我认为这些评价意义深远。在谈及“内证”时，他指出鲁迅在创作《野草》的同时，也在写一些振奋人心的杂文，如鲁迅在写《墓碣文》的时候，就写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与《补白》”。这不仅说明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所谓的绝望情绪实际上并没有击垮他，而且还将《野草》的写作放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时间语境中，它比那些以偏概全的左翼人士所作出的历史化更为具体。雪苇的“外证”则是对其他中外作家进行了不太可靠的比较，他认为这些作家相互类似或是处境相仿，如十二月党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以便通过类比来证实自己对鲁迅的评价。但是，这种研究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它不仅是对以前错误评价的矫正，而且还将阐释的语境拓展到探讨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内心世界和意图的范围之外，同时还避免了陷入历史简化论的误区。那些道歉的人简单地认为，《野草》的意向和主题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北京所具有的残酷的意识形态背景。直到1982年孙玉石发表了《野草研究》，我们才用相对全面的方式来看待这种语境研究。不管雪苇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改变的重要性，他的观点仍然看成《野草》阐释语境的颇为重要的转向。雪苇最后得出了具体结论，即虚无和孤独是《野草》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他说，以前有许多评论家“见树不见林”（37）。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读者不再关注《野草》的意象、语言和象征主义，不幸的是，多数评论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总之，《野草》评论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方法，即一方面认可鲁迅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依然完全在创作该文集的历史环境下去考察它的重要性。如果冯雪峰发表于1955年的文章可以被视作官方表述的话，那么政府对《野草》的政策依然保留了些许对鲁迅的批评，即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是鲁迅的致命伤。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虽然后辈评论者们不再囿于冯雪峰那影响颇为深远的观点，即基于社会主义的救赎目的来评论《野草》，但是他们仍然针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即哪些散文诗才能代表鲁迅健全的斗争精神，哪些又被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所玷污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思想氛围相对自由，在此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王瑶写了一篇文章，试图将对《野草》的关注从意识形态分析转到它的诗学特点上来，但同时依然得出如下结论，即鲁迅对从革命中脱胎而出的新中国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 除了提倡使用细读的方式来进行阐释之外，王瑶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见解，即鲁迅在创作《影的告别》时，可能借鉴了陶渊明（365年-427年）的“形影神诗”，尤其是第二首“形答影”。 他还认为鲁迅的散文诗应该被解读为“写梦”。

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出版，其中收录了冯雪峰等人自1955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目前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新的社会环境似乎能够为《野草》研究带来新的发展。1981年的论文集出版后不久，几部研究专著就陆续出版问世。这些专著的篇幅都比之前的研究文章要长得多，因此能更充分的从细节上阐释每篇散文诗，甚至每本书都涉及到了一些象征符号或是关键表述。然而，除了这种更为详细的破译，总体的阐释框架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二分法，即承认还是否定希望及斗争，而且沿用以前的惯例评价《野草》中的黑暗，即认为它要么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么反映了鲁迅自己精神上的懦弱和摇摆不定的个人主义。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便王瑶这位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早已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写梦”这一说法，却依然没人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野草》。

在这些专著中，孙玉石的《<野草>研究》（1982年）最为重要。孙玉石使用了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此确立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标准。他潜心研究当时的期刊杂志，力图重建《野草》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历史语境。这包括追溯鲁迅受到的文学影响，如通过《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和《语丝》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这是首次对《野草》进行的可靠的修正主义研究。作者站在批判的视角，再次审视了早期对该论文集进行的教条主义抨击所具有的缺陷，例如利用得钊发表在《列宁青年》上的文章，来探讨《野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误读及其方式。同样重要的是，它还重新肯定了该散文集对黑暗势力的大胆对抗，认为这是激进批判的典范，既不像冯雪峰之前的文章所说的那样，保留了鲁迅的个人主义式的悲观或绝望，这些情绪源于鲁迅所处的时代，或是象征了鲁迅在个人主义中的迷失；也并不像王瑶等人力图美化的那样，即鲁迅实际上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孙玉石延续了分类学的传统，但是舍弃了该方法过去对某一观念的依赖，即某些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比其它文章要更健康，或是更具有革命性。与之相反，他关注作者采取的不同立场：顽强的斗争、自我剖析和对社会的批评。他对“秋夜”一文开篇有关“两棵枣树”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枣树象征着顽强不屈，鲁迅一直强调两棵枣树，而不是孤零零的一棵， 其原因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所指出的那种迂腐说法，即它表现出作者坚定的目标，而是因为作者的眼睛首先捕捉到了一棵树，而后又看到另外一棵。孙玉石的另一本著作《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最初于1996年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于2001年出版，该书对散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采用了更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近期的《野草》研究著作进行的回应。在孙玉石看来，这些著作都显得过于故弄玄虚，过于主观。有意思的是，当王瑶指出《野草》“很难被人们理解”时，孙玉石却认为“它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的研究成果就开始影响该领域的中国学者，其中最早的是捷克学者别尔查•克列布索娃（Berta Krebsová）于1953年在法国出版的鲁迅批判性传记。1956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 她的《野草》研究指出，核心矛盾在于外部的社会现实与内心的精神现实之间的矛盾。从后来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观点在中国学界并未造成太大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几位日本学者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关《野草》的专著。例如，竹内好（Takeuchi Hiroshi）的《鲁迅》（中文译本出版于1986年）影响了汪晖等近期著名学者。 与孙玉石类似，片山智行（Katayama Tomoyuki）出版的著作“完整阐释”了《野草》中的24篇散文诗，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此书的中文译本。还有一些著作淡化了历史视角，强调作者的心理世界，为后来西方学者的杰出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李欧梵发表在《鲁迅遗产》上的有关《野草》的文章。

在鲁迅的《野草》研究中，我在上文所梳理的中国研究的阐释语境似乎不应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放到发表《野草》的刊物《语丝》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野草》中的24篇散文诗最初都发表在《语丝》上，这显然意味着该文集在结集出版前就是一个系列。虽然近期的《语丝》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它提倡或象征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至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我认为对其内容的进一步审视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这一点，但是我在自己有关《语丝》小品文写作的文章中，将这种写作方式首次概括为“漫游”（罗福林，2008年，第46-76页）。也就是说，实际上，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出版氛围，其中越来越多的作家普遍渴望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现实，然而却不断地被阻止。《语丝》的创办者们至少代表着两代进步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决定创作短篇杂文，以更丰富的形式来反映更为多样的主题。从表面判断，这通常并不是出于政治的敏感，而是通过对幽默、象征主义、语言暗示等多种手段的复杂使用，不断地维护他们作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批评家这一自我定位，鲁迅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并不是说他们具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亦或是具有对社会或文学的共同愿景（我认为这是研究的关键所在）。还可以这样说，人们想要在《语丝》上看到某种形式的杂文。不管它是讨论某些语言问题，还是研究民歌，亦或是一首讲述两位赤裸的带刀勇士永远处于“畏缩的对抗”中的散文诗，在某种程度上说，它通常都是犀利的或是具有启发性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提议讨论《语丝》体，或是一种《语丝》所具有的独特写作形式，无论参与这场讨论的《语丝》社成员有多想试图淡化他们的统一性。文学现象可以发生并具有某些特点，即便造成这些现象的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它也依然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就鲁迅的文学生涯而言，在他试图寻找一种自我表达的适当方式的过程中，《野草》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并不是说那一系列的选择肯定是被有意识地建构的，但人们可以从鲁迅为《呐喊》写的序言中发现，早在1921年，他已经对小说的未来心存矛盾了。从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是去推测鲁迅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好吧，我为什么不试试散文呢！”。反之，我认为事实上鲁迅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探索某种杂文形式，它简洁、精炼但又具备有力的批判性，而且《语丝》这个独特的写作平台为鲁迅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机会。据称，孙伏园从《晨报》辞职后创办了《语丝》，他曾为前者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学编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关他辞职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但事实是因为新出版商没有跟他商量，便撤下了鲁迅的投稿，就是那篇名为“我的失恋”的打油诗。文章被撤的原因引发了争议，但这显然因为报纸老板由于想要与新军阀政府保持一致，而拒绝发表鲁迅的作品。不难想象，孙伏园为自己及朋友鲁迅感到义愤填膺。事态继续发酵，一些《晨报副刊》的撰稿人们的文章都是由孙伏园编辑的，他们决定创立一个期刊，可以在上面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虽然这些人将杂志命名为《语丝》，但没人能解释清楚如此命名的原因以及该名称的涵义，却早在杂志成立之前就已经为它定下了基调。可以想象，作为这份大学生杂志的创立者兼主要供稿人之一，在如此恶略的出版环境下，鲁迅早已对这份出版物的使命有了一定的想法，它有可能是鲁迅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此外，在《语丝》创刊后，它就刊登了鲁迅的两篇试水之作，后来被收入《野草》，其中包括《秋夜》。这意味着鲁迅在为这份杂志撰稿之前，就一直在观察它刊登的文章及杂志的发展。

就像《语丝》本身的涵义一样，《野草》并不是我所说的清晰又连续的散文集，毋宁是不同形式和实验的大杂烩。尽管如此，这些文章共同营造了一种氛围，创设了一种连续的图景——通常被称早期的评论者称之为鲁迅的“自画像”。此外，《野草》就像《语丝》一样，可以被看作一种记录，我将其称为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对小说的未来充满了高度的希望；另一方面，还有些人更愿意从事杂文写作（这当然是比《语丝》社本身更宏大的现象）。也就是说，我认为可以将《野草》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实验，它通常被视作是鲁迅在诗性散文这种形式的文学探索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前他似乎丧失了对小说的信心，认为它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化剂。

我要得出第二个结论，即在《野草》接受中存在的更多争议源于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种期待错位，它被称为“现实主义”。许多年前，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一书中对“现实主义”进行过颇为精彩的说明。我之所以发现这一主题，是源于刘大杰在发表于1928年5月的“《呐喊》与《彷徨》与《野草》”一文中作出的评论：

从《狂人日记》以后，至《彷徨》诸篇，作风一直没有变过。等到《野草》，才离开写实主义，很明显的现出神秘的象征的情调来。在《呐喊》与《彷徨》里面，作者很强的把握着现实的色彩，他的观察现实的眼，比任何人都要锐利。在这个社会里所发生的种种悲剧，作者通过了现实的个性，描写出来而得到成功。他对于社会的丑恶与人类的伪善，不加指摘的实在的暴露出来。到了《野草》，作者一切都变了。（张梦阳，2002年，第16页。）

目前，我将暂时搁置自己对刘大杰的惊讶，他没有发现《野草》揭露了社会的丑恶和人民的虚伪。我想把此文与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放在一起，后者即便对更早期的小说也未曾持有赞许态度，实际上，它还将《野草》中孤独、绝望和坟墓这一系列的发展视作一种连续但令人惋惜的改变。

刘大杰的评论让我更清晰地了解到钱杏邨失望的原因：至少在1928年的文章中，两人更关注鲁迅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其它方面。从两人的评论可以看出，显然刘大杰在鲁迅小说中看到了现实主义，而钱杏邨却在鲁迅小说中寻找现实主义，但却没有找到。这凸显出一个事实，即如果当时的作家在《狂人日记》和《药》等故事中发现了现实主义，那么很难理解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解释，而且若透过《野草》这面镜子，那么前两个集子中收录的其它许多文章也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绝望寓言，仅带有一丝希望。我认为，从《呐喊》和《彷徨》中的短篇小说被划分为“现实主义”来看，《野草》在文学史中的边缘地位更容易理解。首先，我很难将以下元素视作“现实主义”，如把鲁迅虚构的叙述者视作道德幻象的合法来源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孔乙己》、《狂人日记》、《祝福》和《伤逝》），鲁迅在文集中大胆使用的各种现代主义技巧，包括在《药》、《祝福》和《在酒楼上》中的使用的碎片化、省略式的表述，还有他在《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中经常故意不自然的、隐晦地使用象征手法和寓言。如今我若是想尝试为大学生讲解现实主义，那么鲁迅的短篇小说似乎不是太恰当的例子。

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野草》是“开启鲁迅哲学的钥匙”，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被广泛理解为《野草》是“理解鲁迅的抒情及虚构美学的关键”。鲁迅的小说就像《野草》中的散文诗一样含混、神秘并令人不快，只是在《野草》中，他提炼了小说中令人不快的情绪，并舍弃了传统小说中所有具有代表性的因素。现实主义应该为直觉去创造透明的幻象，而中国的现实主义就像安敏成富有洞察力的解释一样，将文学的社会功效最大化了。鲁迅显然质疑那种认为文学会促进社会变革的乐观看法，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及早期都在倡导这一观念，认为文学最终真正地促进或实现社会的变革。我认为就鲁迅而言，最有意思的东西始终存在于其小说和散文中。显然，鲁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创造一种表达形式，它从未陷入错位或虚假的乐观主义的泥潭中，同时也不会向通常被称之为“黑暗力量”的势力屈服。虽然结果并不令人雀跃，但是从这一角度看，在《野草》中，鲁迅似乎将其在短篇小说中已经发展成熟的见解更深入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这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钱杏邨对鲁迅的失望了，因为他的文章实际上宣告了一点，即鲁迅始终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不管他的写作可能具有多大的进步性。钱杏邨的文章只是含蓄地为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做出辩护，而当时这一文类还未出现。这就是我之前提及的那个十字路口，有些人期望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能获得认可，而有些人却转向了各种形式的散文写作。大多数提倡虚构现实主义的人都无法接受散文，因为散文含蓄、超脱、幽默。毕竟，钱杏邨在文章的开始就声称：“按照几位老作家的看法，中国文学界似乎被他们的‘幽默’、‘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所主导。” 这显然是指林语堂，当时他在文学圈的地位还没有达到顶峰。但实际上，钱杏邨在讽刺鲁迅的文章中提及此句，而且大部分诋毁的文章——批判《野草》，而不是鲁迅早些时候的小说——都发表在《语丝》上，对于钱杏邨来说，这份杂志当时几乎可以与“个人主义倾向”划上等号。

即便在今天，研究“野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的奇特变化也颇具挑战，每一个阶段都在评判该文集的革命形象、其难解之处、充满矛盾的逻辑及持续困扰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各种论辩。我们不妨以冯雪峰对《野草》的修正主义研究为例，文章开始发表于1955年的《文艺报》上，后来被修改为一本小册子，发表于1956年。就像历史学家张梦阳所说的那样，在理解《影的告别》等核心文本时，这种修正是一种“倒退”，因为文章颇具争议性地指出，“不愿走向你未来的黄金世界”，这显然可以理解成作者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有所保留。在一个公共话语经常发生左翼转向的时代，在国民受到鼓励去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探询鲁迅文学的噩梦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