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兄弟与东江似乎有千年宿缘。苏轼1094年来到惠州，苏辙1098年贬至循州。循州离惠州水路不足二百里，时间却错开了四年。待至苏辙来到龙川，苏轼已被再贬至海南了。他们兄弟各自在东江呆了近三年，却连一次照面也没打过。唯一的交流方式便是诗书。
　　苏辙与苏轼为同年进士，他们只相隔两岁，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又一起赴考和走向仕途，兄弟感情甚笃。历史上，一家三口都中进士的官宦世家并不鲜见，南宋的吴潜就是一例。但既是进士之家又被后人归类为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文学世家可能就是苏老泉一家了。据说苏老泉给儿子起名时，就根据兄弟俩的不同性格，分别予以轼和辙的含义。轼和辙都是古代马车上的一个重要部件。轼木裸露在外，锋芒毕露，容易与外物发生碰撞。而轮辙却在默默转动，贴地前行，低调得不太引人注目。两种不同功能和苏轼兄弟的不同性格非常吻合。苏老泉的良苦用心无非是提醒和警示孩儿们长大之后，为官为文都须拘谨慎行而防备。
　　如果说苏轼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之中还夹有些许的桀骜不驯的话，那么苏辙就完全属于内敛沉稳不事张扬的谦谦君子。但事实上无论你再小心翼翼，温良谦让，一旦你走入了政界，必定陷进仕宦的是非漩涡。不管你是有意识地参与还是无意识地卷入，一样脱不了干系。北宋年间的新党与旧党的斗争异常剧烈。基本是得势一批失势一批。得势的一方位高权重，失势的黜官贬职。这种宫廷內斗也不是北宋时代的首创。唐代的“牛李党争”在数十年的较量中，也同样连累着一批仕宦同僚，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喜剧。
　　苏辙的第一次遭贬是因为哥哥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受牵连，苏辙上书愿以自已的官职为哥哥抵罪而未果。乃至后来随着新旧党争的得势失势而起落无常。
　　说起来苏辙与章惇还有些亲戚关系，因为他的外甥女嫁给了苏辙的三儿子。但就章惇的德性，他是从不顾及这些关系的。无论是谁阻挡了他的前路，妨碍了他的权势和私利，他都会苟酷无情绝不手软地进行打击和迫害。苏东坡也曾是章惇的好友和贵人，但被贬在惠州后几次被逐出官舍，寄宿寺庙，甚至连同情体恤他的惠州太守詹范也遭弹劾。而苏辙在雷州时的遭遇一样无可幸免，甚至连租居民舍也遭责难。这还不算，章惇觉得雷州离惠州太近了，他闻知东坡已筑屋白鹤峰作终老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纸公文把东坡贬之最边远的海南，把苏辙遣之粤北龙川。这山南海北相隔数千里，别说见面连书信联系亦难了吧？澹启程前就对家人说，此去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 苏辙与兄长的雷州一別果然成为了永诀。章惇这种蓄意的安排，对苏辙兄弟的情感打击非同小可，这种天各一方，骨肉分离的折磨不亚于他们在生活中的困窘煎熬带来的痛苦。
　　东坡去了海南之后，来到龙川的苏轼确实有些消沉，但没有颓废。初来乍到的苏辙人生地疏，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居无定所。但古循州人热情好客，敬贤如师，他们知道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曾是朝廷大官又是东坡的亲弟弟，只不过受到章惇迫害才流落至此，因此给了苏辙不少生活上的帮助，这让苏辙得到些许安慰。“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间看，莫起天涯万里心。”此诗便是此时苏辙的心情写照。
　　当苏辙用很少的钱在佗城购得曾氏的几间破屋，一经修复成为落魄之时的避世之所时，那颗漂泊的灵魂才得到了暂时的安顿，屋后的一排紫竹为他的晚年生活撑起了丁点绿意和生机。
　　除了龙川父老对苏辙的敬重之外，更有两个老者不远千里专门跑到龙川来看望苏辙，让苏辙尤为感动。这两个老者一个叫吴子野，一个叫巢谷。吴子野是潮州人，又名吴复古，神宗皇帝还赐给他一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叫吴远游。这可是个民间奇人了，有广东大贤和北宋名士之称。1098年，当吴复古知道苏辙来到龙川之后，特地从潮州过来探询。苏辙为这次龙川相见专门作了《雨中招吴子野先生循州作》一诗。这一年吴老先生已是94岁高龄了。而在二年前的1096年，他又专门去惠州看过苏东坡，而且还与东坡一起过年。苏东坡有《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一诗为证。“松风滔滔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说的就是大年夜与92岁的吴老先生“牛粪火中烤芋子”的年饭场面，可见吴子野先生与苏辙兄弟的感情的确是非同一般。
　　巢谷是苏辙的眉州老乡，这个73岁的老人从四川眉州徒步来到佗城看望苏辙，单路上就走了三个多月。异地他乡故旧重逢，那种激动和喜悦可想而知。苏辙带他去看东江的舟楫穿梭，观嶅湖的落日余辉，听东山的晨钟暮鼓，一晃就是一个多月，尔后还要去海南看望苏东坡。苏辙念他年迈体衰，不胜舟车劳顿，力劝他不要远行，他巢谷惦念苏轼，执意前行，结果在路上得病而故。苏辙闻讯后失声痛哭。
　　这两位老者与苏辙兄弟成为了举世难寻的亡年之交，他们兄弟各为这两位长者写下了泣血的悼念文字。苏轼写了《祭子野文》，文中称吴子野“急人缓己，立其渴饥，道路为家，卒老于行，终不自非。”高度评价了吴复古的高尚人生。苏辙在龙川作《巢谷传》，追述巢谷一生的为人处世和精神品格。他首写巢谷的弃文习武的举士经历，次写与熙河名将韩存室的金石之交，后写到巢谷与他们兄弟的交情时更是感怀不已。苏辙说当他们兄弟仕途坦荡青云直上的显赫之时，“巢谷沉默中”从未见他来谋面叙旧，而当他们兄弟落难，贬谪岭南之时，他却不畏万里远途，徒步前来探望。这种情重如山的义举，在功利尘世中难以一见。巢谷之死，怎不令他心存负疚，黯然垂泪并终生铭记。
　　巢谷去世之后的苏辙心情愈加沉重，他闭门谢客，常常追忆起人生的诸多人和事，夜不能寐。正因为巢谷的触动，促成他写出了《龙川别志》和《龙川略志》二书，这是他用人生的最后时光和智慧在龙川寓居之时留下的华彩篇章。后人评说苏辙的文学成就远不及其兄。但苏轼说：“子由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此语东坡虽有谦辞，但不失中肯和客观。
　　苏辙在写作上历来有自已的主张。早在《上枢密韩太尉书》文中就提出“文者，气之所成，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就是说好文章需要“养气”， 养气既在內心的修养，更要依靠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他盛赞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故其文颇有奇气。
　　苏辙苦读入仕，数十年宦海沉浮，辗转南北，人生练达，晚年贬之岭南，亲察雷州、循州之风土民情及人间疾苦，写诗作文如信手拈来而又文气脉脉：
　　慰佗城下两重阳，
　　白酒黄鸡意自长，
　　卯饮下床虚已散，
　　老年不似少年忙。
　　又如《卜居》：
　　我归万里尚无宅，
　　风去前年尚有台。
　　谁为浇池先种竹，
　　可怜当初已栽梅。
　　细细读来，这些简朴而意蕴绵长的诗句，那一首不是苏东坡所说的“有一唱三叹” 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