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布瓦洛曾说过：“如果把写作当作一种赚钱的手段，成为一个受雇于书商的‘阿波罗’，他就拒绝了一切尊重和敬意。”今天，当我们认真地品味这句话，仍然觉得颇有切中时弊的痛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尖锐地指出：“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完全当成卖钱的商品，那它必定是低级趣味的、粗制滥造的。
　　我以为在当今的“写作行列”里，起码有两种人，一种是作家或作者，另一种是写手。写手有一套熟练的文字技巧，有结构故事和情节的成功套路，有大致相同的描写环境和人物的公式，对所有的题材似乎都驾轻就熟，需要什么角色、语境、场景……几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妙言成章。写手的写作速度可以任买家定时，还可以雇用枪手。这种作品一定是写得很热闹、很时髦、很好看，但读过也一定会觉得很没意思。
　　作家每逢动笔，总是因为生活中出现若干令人思考的问题，作家因有感而通过文学作品加以揭示和回答，故有“不吐不快”一说。明代作家、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在《行素园存稿引》中发表过这样的高见：“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他又说：“今之文不传矣……古者如膺，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拟之所至，亦各自以为极，而求之质无有也。”袁宏道这里所说的“质”，即是指事物的真实与文学的本质。没有真实和本质的文学，便是不开花不结籽的草木，没有价值，没有永久性。文学的娱乐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是有机结合的，一个也不能少。写手们急功近利，回避生活，脱离人民，让低俗之作大行其道，不仅对文学是一种玷污，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文学创作是一种很艰辛的脑力劳动。有些作家的成名作即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他可能后来更用心地写作，技巧或许更熟练了，可就是再也写不出超越成名作的作品。这其中好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奥秘，其实作者自己是可以想清楚的。有一位作家告诉我：“写成名作时根本没想过‘成名’；那篇成名作已经在肚子里怀胎几年，分娩后又反复打磨多次，不敢轻易投稿，后来还是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才投给编辑部的。”他这话可能看不出什么奥秘，但是仔细咀嚼以后，似乎又道出了真正的奥秘。
　　文学翻译亦是如此，翻译家中也有“译家”和“译手”之别。按说只要外文造诣深，翻译作品应该比文学创作容易一些。其实不然，一位把翻译看作是第二次创作的翻译家，翻译一本书有时比作家写一本书付出了更多的心血。著名俄文翻译家草婴每翻译一本书，总要先通读几遍原作，先让书中的主人公和其他重要人物形象在头脑里活跃起来，然后再逐字逐句翻译。他翻译《战争与和平》时，把书中559个人物，每个人做一个小卡片，将他们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等一一注明，直到比较完整地深入到原作中去了，才“胸有全书”地动笔翻译。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细嚼慢咽地翻译，速度很慢，平均每天只能翻译1000字。四卷本的《战争与和平》，他整整翻译了6年。
　　老一代作家对写文章这件事经常是一丝不苟的：鲁迅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茅盾说不熟悉的东西不写，郑振铎、闻一多惜墨如金，巴金没有真感受不动笔，曹禺像雕刻家似的对作品精雕细刻……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好作品是怎样打磨出来的进行举例说明：“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写了五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三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对比这些中外文学大师，我扪心自问：惭愧啊！
　　我们有着庞大的写作群体，希望在这个群体中，能有更多的人安心做一个作家，而不是去当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