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名单公布的时间，正好是“国际诗歌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说，国际诗歌日的主要目的是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式的创作、阅读和出版，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得以听到。“作为人类灵魂的深沉表达，作为全球普遍的艺术，诗歌是对话与和睦的工具。”
　　不难想象，在西部，一个作家、诗人要赢得相应的名声，必须付出更加悲壮的努力。那种“人一之，我十之”的甘肃精神，在甘肃诗人中同样适用。这些年来，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为了使甘肃作家、诗人走出去，在外界获得更高的认知度、知名度，做了大量的工作。甘肃需要一个像当年《当代文艺思潮》那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大刊，甘肃需要一个像《绿风》那样的诗歌刊物，甘肃需要一个像“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那样面向全国的文学奖项，甘肃需要更多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和策划人。“甘肃八骏”(包括“小说八骏”和““诗歌八骏””等)，就是一个策划出来的品牌。作家照样是作家，诗人照样是诗人，可是有这样的品牌，其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就大不一样。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今天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跨越流派和地域边际进行对话、交流，这真的是一桩很好的事情。
　　作为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的评委，我有幸参与了本次八骏的评选过程，也了解了其中的一些事相。首先感觉到，八骏的评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从诗人的成果量化得分到评委根据参评诗人的诗歌品质和诗歌影响进行打分，都是在一种很顺畅的、几乎没有争论的情况下进行的。评委们甚至不用专门去读他们的作品，因为熟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评审会召集人和评委们的基本共识在于，既要选出有实力的诗人，又要考虑到某种均衡，还要推举新人。就我个人而言，为了推举新人，我为我认为本届不宜入选的诗人打了很低的分数。我应该坦言这一点。我坦言这一点，是因为我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文学的公心，而不是私心。
　　正如高凯先生在总结本届甘肃“诗歌八骏”时，用了“新鲜”、“年轻”、“本土”、“基层”这样的词汇。的确，本届““诗歌八骏””总体面貌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如果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这八位诗人的创作，我发现他们都是有比较稳定的抒写经验，同时又有艺术上的求索精神、手法绝不老套的那种。在他们的作品中，你能找到活态的、多样性的表达：能找到乡土经验，也能找到城市经验；能找到古意深沉的传统美学，也能找到现代主义的构思方式；有直面现实的关怀，也有超现实的洒脱；有感性主义的拖泥带水，也有冷峻理性观照下的语言节制；有日常化的隐喻，也有幽微精彩的语词铸造。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发现丰富的东西。这种丰富性，也是甘肃诗歌的整体样态。曾经，外界人猜度甘肃的大学，是“骑着骆驼上学”，猜度甘肃的诗歌，是陈旧和封闭的。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可以说，甘肃诗人在艺术观念上的开放性，不逊色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往往是“杂食动物”。甘肃被称为“诗歌大省”，不仅是因为写诗的人多，优秀诗人多，还因为它出产的诗歌品相之多、杂食之多，如此，方称其为大。
　　可是另一方面，甘肃诗人往往比较“恋旧”。这里的“恋旧”，是指接触了某种所谓的“新”，从而怀恋更有意义的“旧”。大家知道甘肃的乡土诗比较发达，许多人写乡土，并不是因为其他题材不能写，而是因为乡土唤发了他们最深情的内在，他们的家园意识，那种诗歌上的认祖归宗，那种根性。乡土诗里的恋旧，那种诗意美学，放在21世纪的今天，放在城镇化日益消灭农耕文明的今天，具有特殊的价值。甘肃诗歌中的地域意识也比较浓郁，字里行间往往盛放着一个西部，或显在或潜在的西部。这种对地域性的借重，在全球化日益消灭地域差别的今天，也有其特殊价值。这些诗歌让我们想到，写作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各种主义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后者可能更原初，更长久，也更深沉。乡土和地域因素在诗歌中的附魅，体现的正是这种深沉的诗学张力。
　　甘肃诗人的另一个普遍性，是他们不会轻易去赶某种创作上的时髦，不会轻易投身潮流化写作，不会轻易摇摆。八骏也是这样。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出现那么多的热点事件，那么多的论争，甘肃诗人极少参与其中去凑热闹。我曾经为此感到奇怪，觉得甘肃诗歌太冷静了，介入文学潮流的冲动太少了。那么活跃的80年代，在伤痕文学、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派的冲击波中，似乎听不到甘肃有力的声音，在此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中，也看不到甘肃的影子。现在想来，这也许是甘肃的缺点，但何尝不是甘肃的一大优点。正如叶延滨先生所言：“说甘肃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一点也不过分。尽管新时期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的重要演变和重要事件大多发生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但是当新闻与事件过去之后，回首文化积淀与文学成果的时候，甘肃却认认真真地给当代中国文坛提供了重量级的成果。”此言代表了外界不少人对甘肃的看法。也就是说，甘肃诗人对拉旗帜、占山头、赶潮流、抢热点的淡漠，与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那份沉静和认真，形成强烈反差。在他们看来，不管这个流那个派，最终是要靠作品说话的，对一个作家、诗人来说，最终决定他的是文学实绩，而不是别的什么。上届八骏之一的女诗人娜夜曾说：“毫无疑问，诗人的任务是把诗写好。”
　　为了把诗写好，很多情况下，诗人其实不必急流勇进，而需要激流勇退。唐代的边塞诗就是诗歌退守的结果，是才子们从华盖满京华的长安城退出来，退守到大漠边关去，从而写出那么好的作品。从某个角度看，“朦胧诗”也是一种退守的诗歌，是剥离“大众群言”时代的高歌猛进，而退守到知识分子的“精英独白”，退守到新文化的启蒙。在当代，先锋文学的往后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文学的泡沫化，意识到越来越狭窄的写作路子。而在这个问题上，甘肃诗歌表现出来的那种清醒和自觉，是叫人点赞的。地处西部，本身就在一种退路上了，还要退回个体，退回内心，退回艺术本身。我想起李老乡先生的近作《赛事》：“一路向西 天下的红地毯/已被各路英雄走尽//落伍者 与其继续前往/不如立马转身//马在回头的路上/正以蹄印 颠覆蹄印”，这几句诗，是对退守艺术最好的诠释。
　　被称为“八骏”，意味着要飞腾，向前是飞腾，调转马头也是飞腾。无论如何，都是因为诗歌，都是在诗歌的路上。这些马里面，有雄马、雌马，有强势的马、文弱的马，有妙笔生花的马，有沉郁苦吟的马。他们都从甘肃出发。在此，在研讨会的目光聚焦本届“诗歌八骏”的时候，我想大声念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古马、离离、李继宗、郭晓琦、于贵锋、扎西才让、包苞、李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