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牛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他只是在打工之余记录下他所能看到与感知的时代真相之一斑；他也不是一个多产的写作者，虽然他的写作经历已经相当长久，但今天呈现于人们面前的，也不过是收入薄薄一册《纸上还乡》的49首短诗。但他的诗歌，具有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冷峻、陌生与直抵心灵的质感力量，并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洞察力。
　　“纸上还乡”一词凝练了郭金牛并不宽广但极富历史深度的精神世界。这个具有症候性的精妙词语，构筑了一条虚拟的救赎之路，或者说，这乃是郭金牛们用以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法。当人们被历史牵引着来到陌生的城市里，文明就此发生了致命的断裂，并衍生出无数的悲哀与绝望的故事。抒情或诅咒，曾经是一种习惯性的精神力量。而在事实上，这个方法被使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似乎还要继续被使用下去。因为它不仅讲述着两种文明的此消彼长，也透露出灵魂的倔强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意味。
　　没有人能够拒绝“纸上还乡”这么优美而绝望的词语。因为它的“纸上谈兵”的性质，正在使“还乡”成为一种在物理层面上没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绝望的地方，诗歌出发并导引了一场想象的绝路逢生。
　　笼统地赞美这种“乡愁”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可能会有“家园”之感或“怀乡”之痛，那是诗人永恒的病患和灵感之源，那是抓住生存之根并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方式：“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四月七日，我手拎一瓶白酒/模仿失恋的小李探花，/在罗湖区打喷嚏、咳嗽，发烧。/飞沫传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钱打针、吃药/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低头，想起汪家坳。”(《在外省干活》)乡音和普通话、故园和当下情境，类似这样的句子和意象在郭金牛的作品中还有不少，不仅是他诗歌的核心意象，也是构成他的写作中心冲动的要素。若只是这样看待和理解问题，那么郭金牛就势必会被放置到已成陈词滥调的文学“怀乡”大军中歌哭吟咏，但是，让这一切真正有了意义并且需要细心甄别与判断的是，这次郭金牛们遭遇的“还乡”之痛，不再是李白们所感怀所抒发、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乡愁了。它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几乎是郭金牛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拒绝的——“纸上还乡”，成了一种谶语和一个命运，成了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虚拟动作。因为，他们，以及中国，永远地回不去了。
　　现代性的“还乡”之痛深刻区分了不同文明的迥异性质，它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从而使得“纸上还乡”成为一桩必须做甚至惟一可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乃是“还乡”的路径被连根拔起之后，诗人们除了大力展开“纸上谈兵”行动之外，是否还有可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在这里，郭金牛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看见和感知了时代变迁巨大的冷酷无情，他看见了死亡、牺牲与被湮没的命运，以极为冷静的白描手法写出了回不去的真相，表现出一种客观上的历史深刻性。
　　《左家兵还乡记》是最能代表郭金牛诗歌艺术水准的杰作。这个有着小型叙事诗外貌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黑色与黑夜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无声无臭轻如鸿毛的死亡：“一只夜鸦，穿黑衣，骑黑马，走黑路/嗬、嗬、嗬。挖坑。挖坑。挖坑。阴间的信使，正将坏消息传递/第一只，它要摧毁一个人/第二只，它要摧毁一个村子/第三只，它足以摧毁我的祖国”。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被写成多种体式，小说、散文或者非虚构，其大意是说一个奔赴异域他乡打工的农民，在挖电缆沟时被剧毒银环蛇咬了一口，送进医院时已经气若游丝，接下来，就是其他人如何善后——“左家兵还乡”的问题了。无论郭金牛这首诗所写是否是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并理解这种事情的概率与真实性就已经足够。但如果问题仅限于此就还只是新闻，而郭金牛从中看到了构成诗歌的残酷“诗意”。拥有权利无处伸张的人不得不用“失德”的方式“躲掉医疗费”，为了最后的信义，几个人失掉了自己的信义……这种逻辑、责任与道德的强烈扭曲所昭示的人性的垂死挣扎，难道不是激励人们“还乡”的最后一点道德安慰吗？左家兵是在一息尚存的时候被老乡“偷走”的，有诗为证，他在被人们从医院悄悄背出的“23分钟后断线”，我们能想象这种将一个活人当做死人来处理，然后又将这尸体当做活的生命来尊重的无奈、艰辛与伟大吗？
　　在人类所有的正义中，诗歌的正义很可能是最为卑微和无力的一种形式。然而，诗歌的正义力量却是最为动人也最为悠久的。左家兵的“还乡”，包含了对这种正义全面复杂性的最为恰当和精确的表达。而这不是理论的胜利，它是不折不扣属于诗歌的胜利。
　　与其说我是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不如说是郭金牛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立刻抓住了我。在中国现代白话诗驱逐了华丽的修辞与平滑的韵脚近一个世纪以来，读者应该不会再对《左家兵还乡记》的貌似散漫、叙事性、琐细，实则结构严谨中包含的无限意味感到吃惊。而“还乡”作为严肃的精神动作，也恰恰是由诗作中被精心讲述的数字、人名、地点、时间等元素所紧密组成，不可或缺。郭金牛耐心地使用了这些元素，不惮巨细、不厌其烦。《左家兵还乡记》以及《纸上还乡》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其正义的诗意或诗性的正义，统统都与上述最为形而下的事物纠缠往复，从不诉诸空言。这里最有力的启示在于，当卑微的正义被迫成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正义时，诗歌将永远不会屈服。
　　《纸上还乡》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对于打工人群赤裸而严肃的情感生活的描写，欲望、幻想、诱惑、荷尔蒙、相濡以沫、失望流离，直至天真无邪的“性叙事”。这里涉及的角色包括“我”、木匠小郭、李小梅、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以及各种叫做玉、张、萍、许的女性。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曾经在文学创作中被过度修饰，极尽婉转凄美忧伤煽情之能事。然而，那些住在出租屋、工棚、集体宿舍，穿梭于城市犄角旮旯昏暗小巷城中村、辗转于流水线上的无名少男少女们，其实是另外一番场景。
　　《木工部的性叙事》中毫不扭捏作态的经验直陈，完全击碎了暧昧化的白领书写与程序化的底层想象。打工的人们曾经被强加给了各种苦大仇深，被凝固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代表，在文学作品中呆若木鸡供人瞻仰。然而李小梅对此不屑一顾，这“春天的一只小兽，要出来活动，说美就美，欲休不休，随她乱走”，直至与她中意的男子一起“低头，坐进蚊帐……铁架床，摇出了慌乱”。这种满心喜悦的对青春的礼赞，这种秉持自然生态的健康朴素的生命欢歌，禁不住令人想起《诗经》中男欢女爱的场景。而那些“名声不好”的边缘女性，如“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等等，郭金牛谨慎地悬置了简单化的道德视角，同时始终保持着对于她们作为生存着的“劳动者”的尊重与确认。
　　在最好的情况下，诗歌的正义与历史的正义可以吻合一致，但在有些时候或有些问题上，它们又不能总是握手言欢，严重时甚至彼此反对。一个诗人的写作，在鼓荡诗歌正义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为历史的正义负责，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纸上还乡》并未正面表达对于历史的拒绝，尽管“还乡”只能在纸上进行，郭金牛也只是希望记录下那些场景那些生活的痛楚。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罗租村往事》和另外一些作品中，诗人对于故乡的诗意怀念以及对工业化的诅咒虽然充满正当性，其实不仅并无新意，往往也会似是而非。中国文明的进程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仅回不去了，还会继续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乡”作为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能抵消农民作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阶层行将终结的必然性。对于这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的体认，需要同样复杂的逻辑。诗歌的正义固然没有义务对此负责，但终有一天，历史的正义会找上门来予以检验。一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透彻的态度。由是，尽力去观察这个时代种种面相，尽力去理解历史艰辛背后的活力，不执于一念，存阔大情怀，在人性、诗性与历史的正义之间折冲，驰向方生未死之境，乃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