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伟大的中国小说”时，往往注重它的“古典气质”，要厚重大气，还要宽广深邃，要有艺术的密度，还要有思想的高度，如此，才称得上高峰，算得上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也有人认为，现在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技术和手段的匮乏，其次才是所谓目光短浅，作家缺少的不是思想资源，而是怎样把非文学的东西“兑现”成真正的文学，说来说去，最终还是“怎样写”的问题——“中国经验”如何表达？
　　我们的小说家从技术上看已是四肢发达，之所以仍旧饱受诟病，往往缘于头脑简单——“没思想”。因为没思想，所以写得浅；因为没思想，所以写得不痛不痒；因为没思想，所以写得趋炎附势；因为没思想，所以写得鸡飞狗跳，一地鸡毛。“没思想”几乎可以作为开给所有中国小说家的通用药方。我却以为这是一种绕圈子疗法，没思想的小说家固然不在少数，可是没思想未必就写不出思想，没思想未必就是真正的病根。套用现在的标准，蒲松龄的思想不是落后的？兰陵笑笑生的思想不是低俗的？施耐庵的思想不是反动的？这些人显然都有思想的局限，可是谁能否认他们写出了穿越时空的“思想”？可见没思想不一定就是无高峰的根由，对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牢靠的精神支点，有足以抬升文学高峰的精神向度，这精神，关乎信仰，或者也可以说关乎“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米兰·昆德拉曾谈到“与艺术为敌的三头怪兽”，其中之一便是“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而我们，正处在他所预想的未来中，这里不是“最珍贵的东西从内到外都受到了威胁”的欧洲，却有着比之更甚的三头怪兽，作为小说家若想与怪兽共舞，就得披上“媚俗的袍子”，“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可见东西方都有势不可挡的“固有观念”，东西方的小说家都面临如何不被怪兽吞噬，如何获得“小说的智慧”的问题。
　　所谓“小说的智慧”好像很玄妙，对于西方小说家来说，却几乎就是一种传统。昆德拉说起上帝就像谈到自己老乡一样自然而然，他的语境永远都是上帝在场的语境。对他们来说，一时一地的“固有观念”是会变的，宗奉上帝的世界观却不会变，所以西方小说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变，都有一个不变的精神支点，有形而上的提领，这样的叙事传统才会有所传承，且有其体统。
　　中国小说当然有它内在的传统。回头看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原来也是有传统的，也有一个虽万变而不离的“宗”啊。这个“宗”不好说就是宗教，是信仰，但可以说是一种东方精神，是一种比作者更聪明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中国人所特有的神秘的“浑沌主义”世界观。古代的经典小说几乎都少不了要请鬼神说话，几乎都有一个神鬼人同构而成的复调维度，这种复调的维度可以讲人间世俗，也可以讲天堂地狱，这样的叙事维度显然要比只在地面上写人状物开阔得多。在这种开阔的维度里才会有众声喧哗，有可能与未知，有无限辽远的“世界”，而不是只有浅俗的“事件”。古典小说的传统就在这个复调的世界里，它的神话模式本身就具备形而上的意味，因为参与小说叙事的，除了作者，还有比作者更高明的怪力乱神，小说家完全可以与神同在，自圆其说，构建自己的叙事哲学。这种阴阳交汇、人鬼互通的叙事传统不就是中国小说的智慧？
　　可惜的是，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被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以鲁迅为“文学革命”前驱的中国小说家一出场就是完全西化的，他们抛弃了“旧小说”的写法和语调，直接拿来了西方的叙事传统，结果就造成了本土经验的遽然变异，不仅改变了中国经验的写法，更改变了中国经验的精神结构。我们学会了西方的叙事方法，却不可能用“欧洲精神”替代中国精神。我们迷信西方的“小说的智慧”，却丢弃了古典小说的精神传统。所以我才说，中国小说家不缺技术，不缺思想，缺的是精神。
　　是的，我一再强调小说的精神。写思想易，写精神难。小说之难，更在精神，当下小说尤需挺拔的精神。如今小说资源愈是丰富，小说家的精神愈是匮乏；小说家的技术愈是成熟，小说的境界反倒愈低下。世界日益物化，传统日益坍塌，中国的小说家业已失去启蒙的热情，放弃了个体的独立性，所谓的世界观萎缩成了就事论事的“事件观”。你会发现，许多长篇小说东不成西不就，既不传统也不现代，既非中国经验也非中国之心，整个就是声色犬马的大杂烩。小说家由启蒙者、思想者蜕化成心安理得的庸人，以庸人叙事取代了理想叙事，他们只会写：生活啊生活，这就是生活。再也不会写：生活是不是在别处？与庸人叙事相匹配的是小说的愚蠢，它需要的只是作者的小聪明：把假相写成真相，把不信写成深信。这样的写作者最终披上了媚俗的袍子，走到了小说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