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6部，包括《老大》《公敌》《芬芳录》《水洼》《背后的力量》等等。这些小说创作的时间跨度都很长，有的几乎经过了十多年，比如《老大》。
　　起笔《老大》早在1987年尾。过了近10年，也就是1997年，我才将它一气呵成。因为与出版社素无联系，出版成了大问题。当时我有过拼把劲儿评上副高职称后尽快改行的打算，就从别人那里弄来一个丛书书号，自费成书。不料，我在中短篇方面的创作随之取得突破，接连几篇作品产生影响，评职称已足够，这本书也就算是白出。后来发现这本书的书号被人使用过很多次，显然我被欺骗了。随着文坛对我中短篇创作的关注度提高，我也就渐渐把这本书忘在了脑后。
　　2011年，经一台湾作家介绍，《老大》的繁体版由台湾秀威资讯收入“认识大陆作家”系列出版。此为我首次在台湾出书，那种竖排的繁体版式令人爱不释手。一直到今年初，这本书才算正式在大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已过去整28年矣。28年，什么概念？当年出生的小孩都已长大成人再生小孩了。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作品虽然是现在才出版，但语言、主旨还很新。我不说出来，恐怕无人知道。
　　在《水洼》《芬芳录》分头进行的过程中，约在2004年，我又计划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同年完成构思，主要想写一个女人的复仇。奄奄一息的女人被丢弃野外，经一老人治愈后返回城镇，一步步将施虐者推向死亡。由于电脑硬盘损坏，写作规划丢失，重起炉灶后，已是另一副样子，但只写了前面数章，即难以为继。直到2010年12月，所有的创作资料都已完备，遂决定不再拖延，在济南一间窄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平生最为艰苦、最为心无杂念的写作。这部长篇，就是《公敌》。作品完成，我也几乎累垮。一再修订、颇费周折后，去年12月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创作不可能立马而就，即便耗费时日，完成创作，作者的创作成果也不一定马上就会被读者接受和认识，所以我认为，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做好可能遭受冷遇的准备。我就是例子。初写《老大》，我年方20，意气风发。皓首穷经的这些年里，心灵受到了多少煎熬，这是形容不出来的。所幸到了目前这个岁数，心中倒还残存着不少青春意绪。
　　同时，长篇小说显然需要作者更多的才华，所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足够的才华准备。我在创作时就常掂量，自己的才华到底够不够，究竟撑得起怎样一部长篇？再者，自己的才华究竟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写部砖头一样厚的长河小说，我做不到，同样写部《蝇王》《呼啸山庄》，可及？如果欠缺，如何补足，这叫心中有数，而才华的积累实在非一日之功。
　　另外，真正看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心存敬畏，这应该也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必要准备。文坛上有种观念，认为短篇小说无法掩藏创作的硬伤，而长篇小说似乎更能遮掩某种不足。我很不赞成这种贬低长篇写作的态度。我认为既然是好的长篇，就同样不能拥有瑕疵。作家创作长篇小说，如同构筑一座宏伟而美妙的殿堂，即使一块砖石的松动，也可能埋下整体坍塌的隐患。
　　早年我初次看到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不得不叹其妙，妙在截取任何一隅，都可独立成章，立轴找得到，扇面册页也找得到。优秀的长篇，同此。
　　我写《公敌》，对作品结构细部都有过精心设计。总的来说，小说奇数章基本以倒叙为主，层层剥茧，写至结尾，一直追溯到主人公韩佃义人生悲剧的初始，水落石出。挚爱金枝儿的刚烈离世，直接造成韩佃义急流勇退，选择与金枝儿的骨灰相守，从而揭示出韩佃义独居坟园的秘密，也就是说，韩佃义最终从权力、从欲望回归了感情，回归了爱。小说的偶数章则基本保持线性顺叙，主写另一主人公佟志承，推动其弟佟黑子的命运发展，同时又是奇数章的补充。两种叙事方式相互交叉缠绕，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开阖之间完成对乡土社会的历史书写，并寄寓其历史走向。
　　这样的结构自然增加了文本丰富性，在阅读上却制造了一定的阻挡。事实上，阻挡的存在，对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来说，十分必要。这就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文学，必有险处。关键在于我们的阅读是遇险而进，还是遇险而退。
　　为《公敌》做出这种设计，让我颇费心力，这与我为之耗费的10年岁月一起，足以证明长久以来我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所保有的深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