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瓦雷里：《海滨墓园》


那些曾经直接引领过我们写作的人已进入暮年，这是一种幸运，它喻示着某种写作传承意义上的完整。但也令人无限感慨，新的一代人风起云涌，他们喻示着一些新的价值判断即将介入到批评的现场，日驱定型的写作面貌面临瓦解，曾经显赫的诗人及其作品将经受时间无情的淘选。我不去谈论谁将暗淡无光，而去关注那些在暗淡无光中“闪现”出来的诗人，他有着他那一代诗人身上全部的优点和缺点，但现在他是作为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值得我们尊敬和打量。这样的诗人并不多见，有一个也弥足尊贵。生于1964年，现年52岁，定居常熟虞山尚湖之滨的张维就是这样的一位“暮年”诗人。这儿所说的“暮年”，是指一种发现，即我们在发现他的那一个时刻所留下的永久的印记，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写作内容，穿越了1959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那是人间地狱，用他的诗句来形容：“每一粒米都是一只眼睛，每一粒米都会招引雷霆”。他在诗歌中保持了《史记》纪传体传统，写浩浩荡荡的死者，但他们不是帝王将相，名士英雄，而是黎民苍生，是诗人的亲人、邻居、朋友、同胞。只要他们还活着，“这个世上就没有不幸福的人”，这是一个悖论，他们活着不是体现人间的幸福，而是在控诉人的不幸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惨烈地步！在这样的地狱里，恶来自于政治迫害，来自于饥饿，来自于人性的冷漠等等。恶也许是抽象的，但死亡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有名有姓。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连死也不放过呢？”基于这种悲愤，张维写下了杰出的诗篇：《我没有哭》《永远的现场》《永生》《冬夜》，这些诗篇是人生的泥沙里淘出来的，闪光的金子。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以“闪光”来定义一个诗人的存在，那是非常浅薄的，也会引来道德上的非议。我们说的“闪光”，它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一种存在。但是，在“闪光”的背后，往往存在着苍白、空洞、陈旧，甚至一无是处。所以，背过那些“闪光”，我们不是要去分析张维诗歌写作上所达到的精致，而是得以窥探他在诗歌写作上所发生过的“断裂与粗糙”，一种写作材料上的质地感。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诗人所具有的语言意识，但是，没有语言意识，语言就不存在了吗？继而反问，这样的一种语言存在何以显现？那么，它必然是存在于这种“断裂与粗糙”之中。而张维的长诗《五十述怀》当属于这样的文本，它不是由语言指向语言，甚至最终也不创造语言，而是要超越经验以更新我们的生命意识。

张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识？他是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发展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属于受过现代主义文学启蒙的写作者。这表现在他的自我反思上，他说：“我经历的深渊成了自己的高度”。如果我们以地平线为界，高度是指地平线以上的部分，但张维经历的高度是在地平线以下，这是一种发人深省的生命意识。好比我们作为人，希望成为具有精神性的人，但事实上，我们连人都不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精神处于负增长，这表明张维的生命意识是悲观的。他所有的表达都是在控诉一个连人都不是的社会环境，但“在那些恶的时辰里”，他“自己就是一盏灯”，这盏灯象征着生命意志。

因“这深渊等同生死”，于生死之间，这盏灯淡泊人世虚名，有着“云淡风轻”的心境，不管“来者”还是“去者”，都受到了同等的“欢送”。在这个平等的生命观念里，张维“仍站在自己的高度里”，这“高度”不是一个俯视的，而是一个仰望的，有着一种为人的谦卑。他在谦卑里低下头，“我俯视自己”，流下忏悔的眼泪。当“大海瞬间收缩为放生池”，我们自然会明白，张维的长诗《五十述怀》是一首追求个人新生的诗作。曹操诗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维的人生因为经历过生死般的劫难，而被生活磨炼成了一个有抱负、志向高远的人。或者是相反，因为有抱负、志向高远，他不屈从于生活的常规，但还不具备自我控制的意识，而被自我浪漫的意志所左右，对这个世界展开了散文化的铺排，诗处于被稀释的状态，与火热的生活纠结成一团。这时，能被他的心智利用的，就惟有眼光。

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界，张维首先是以主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而为人称道。这儿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八十代伴随着理想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启蒙的诗歌潮流已经低落；一个是九十年代商业大潮已经开始席卷全国，诗歌迅速被边缘化。张维为诗歌所做出的义举，无疑是诗歌理想主义得以幸存的火种。当时，海子诗歌倍受诗歌界和成名诗人的奚落，张维表现出与海子诗歌一样的赤子之心，自然属于中国传统中高山流水所讲究的知音之遇。所以，当他在长诗《五十述怀》中称朋友越来越少时，我们才能体会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千古一叹。所幸还有几个“琥珀珍珠”般的朋友，他们“将被未来的时代秘密珍藏”。这样的朋友，似乎只能是天上有，人间无。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显示出传统伦理道德已荡然无存；再则，知音之遇自古皆少，知音主题无不成为绝唱。他的诗句“一壶茶在静静叙述，暮晚与山水里的秘密光阴”，称暮晚，乃是因为他感应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暮晚气息，值得品味的，只有山水。他在诗中表示愿意化为山水，是想吸收古典思想的精髓。所以，他以“暮晩”自况，暗示了他对作为传统的精神传人的向往。

由此我们似乎已经观察到，有一类诗人，他的生活就是诗；另有一类诗人，为我们熟悉并称道，因为他的诗句闪闪发光，而他的为人别人管不着，哪怕他总是有些莫名其妙。对于前一类诗人，很多人迷恋于他们泥沙俱下，放荡不拘的生活，并把他们的生活神化为述而不作，这显然是一种病态。我们读了张维的长诗《五十述怀》，至少能够感受到述而不作的神话是虚妄的。作为生活就是诗的诗人，如张维者，并非述而不作。
生活就是诗，对张维而言，准确地说，是指他内心里的浪漫情怀。因此，他能够听到“风中传来一阵阵诵经的声音”，全是对苦难的赞美。但这种反差令他恍兮惚兮：“我是否活过了头，我是否活在来世里？”因为在他的内心：“我看见人世的大腹便便里盛满饥饿的记忆”。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深刻性，在于欢乐里深埋着痛苦，而痛苦在舞蹈。以至于，他认为人间没有真正的死亡。他诗中所说的“死者没有死去”，是指我们的肉体死去以后，灵魂还要再死一次。而在没死的灵魂里，“我看见，我就是你，你就是他。”我们都是死者的幽灵，死者在尘埃和半空中游荡，没有土地，所以没有语言，一个抽搐的状态。那些打人的人，砸庙的人，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红色的人，“黑暗成了他的负担，他不敢睡觉，闭上眼，那些冤死的人在夜空中盯着他，那些破碎的神在墙角和门缝，弄出一丝声响，他们躲在酒瓶和安眠药里。”张维描述了一个死魂灵的世界，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最为朴素的生死观：只有死者死去，生者才能出生。

在暮年之际，张维背负着文革历史、大跃进饥荒历史的负担。但正是这种负担，让他的灵魂没有随历史而变得荒芜，而是让个人写作在道义上的承担得到了伸张。我们的思想可以贫瘠，我们的表达并不空洞。尽管人类社会的苦难给张维的生命带来了悲剧的感受，却并没有消灭掉他的内心对自然与美的感知：“长江终于奔流到东海不复回，一路留下的都是惊心动魄的风景。”美，让他忘记了苦难和忧伤，“只有喜悦在静静地吹拂”。纵然，人生是一片垃圾场，我们也可以赞叹“垃圾场角落上的一滴露珠”的美。

精神上的磨难体现在张维的身上，是一种个性上的张扬与现实的束缚，内心的激情奔放与写作思想上的内敛要求，这使得他的诗句没法铺张，形成长句，却以一种绵延的气息震撼人心。他的写作不是来自于文学传统上的师承，而是来自于血气，来自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性情。这份纯洁性，人世有多么复杂，取舍的难度就有多大。最后，他因生存于这片土地，而归于传统山水情怀，“坐拥万古江山，像古画里的人一样”，他在古人那儿找到了自我。同时，他因善良而亲近佛法，对众人怀着一颗慈悲与超度的善心。这时，“理想长眠于地下，善良回到词语和天上”，这是张维暮年的“壮心不已”：“白发已经飞到仙鹤的高度，以便窥见天界的消息。”

中国古人知音之遇的落寞在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张维看来，“虞山顶上，蓝天好像一张宴席”。他出生于泰州，虞山是他“怕一回去，就失去了故乡”的返乡之地，他得以在那儿“回想起那些水晶的时光”，那些梅兰竹菊。一声长啸，天高月亮小。“藏海寺就轻轻落在虞山山顶”，这个“轻”是“举重若轻”的“轻”。张维以写出人生最后诗句的方式，写出了一个灵魂在暮年的开始：“一个人离开尘世，如何在这大地上继续存在？他会在绘制的虞山里继续游历？”两个问号，全是疑问，只因虞山可以是生命终老的寄托，而非灵魂神圣的天堂！

最终，诗对于张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空无，因为“‘无’是雪的声音。”在空无中，“万物的涌现，看似无常，实是种种隐密的回响。”意味着智慧，“为什么不能学习植物们，凝聚万物的力量。”意味着爱情，“短暂的爱情，也能到达永恒的身边。”“烈士怀抱明月，美人惊动群星。”意味着人生的真谛，“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国家......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我可能改变家庭、国家，甚至世界。”（《水晶原理》）意味着死亡，“母亲离开人世时，嘴里含着糖。”“吃过人的母亲挻过了死亡，生下众多的儿女。”“一个人想死了，就干净了。”“一个人死后，要七七四十九天，才会离开尘世到达天上。”是不是把张维的这些诗句综合起来，就能形成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显然，这个诗人的形象已经充满了太多的挫折和隐忍，直到现在，人近暮年，他诗人的名声还相当少，几近于“无”。我们更多认识到，他作为一个有文化情怀的收藏家，三月三诗会组委会成员。而他内心的悲凉，正透过他的身体，在诗中“展现了它穿越驰骋的神秘力量”，却并未被他的同代人觉察。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历史与诗性的追问：“为什么人为的灾难总是重复来临，死亡也不能阻止啊！”这个时候，我们必然和整个世界一起沉默，不能回答。这沉默也将他隐含于其中，汇入到一个世纪之前，鲁迅的沉默与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