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用会


　　1970年夏天，县里开下乡知识青年“讲用会”。大队干部说：“你表现不错去参加吧，回来别忘了给你婶(他老婆)捎一斤果子(点心)，要雀酥雀酥的。”我连声应下说：“二斤二斤。”名单报上，别人都通过，我因春天在公社当广播员时犯了“播出电台”的错误，公社特意请示县革委政治部，问此人可否参加政治活动。答复可以，但不要出风头，这才最后一个通过。多悬呀，小小年纪，差点弄出个政治问题。
　　大山里的县城也是县城，虽然只是沿着公路有三四里地的一条街，没有城墙，也没鼓楼，但比起公社还是热闹得多。县革委和生产指挥部两个大院门对门，左右有百货、五金、新华书店、大众食堂、旅馆、招待所、文化馆、电影院(露天)、中小学、礼堂等等。到招待所报到，见当院水池子有自来水，忙洗头洗脸，然后换上干净衣服，相互招呼：“走啊，上街！”
　　晴空白云，三五一群的男女知青，往街上一走，大声说着天津话，就引得当地人好一阵子观看。这县知青80%都是我们天津三十四中的，三十四中地处“五大道”，不少女生原本是大家闺秀，下乡来泥头土脸只能忍了，这会儿环境一变，本性萌发，梳洗打扮，头发乌黑，明眸玉齿，不想招摇也招摇。卖柴的老汉说：“自打光复见过日本娘们儿，这回是第二次开眼。”
　　这一下出了麻烦。有领导讲：“接受再教育的积极分子，应该是脱胎换骨、头上顶着高粱花，脚下踩着牛粪。这些知青可好，细腿裤，白塑料底黑面鞋，女的还抹得雀白的脸，这哪能行！”
　　马上决定增加会议内容：吃忆苦饭。四天会，一天一顿。先上糠面团子，吃了，说味还行；第二天吃杂交高粱干饭，噎人，吃完有的胃疼；第三天，阴雨凉风，早上就吃，排队喝红高粱碾碎半带壳子稀粥，一人一大碗。这可要命了，上午才开上会，肚子就闹腾起来，一个接一个上厕所。礼堂座椅是那种三合板活动椅，人一起身，椅板叭地就立起来。叭，这边一声，叭，那边又一声。叭叭叭……会议主持人说：“这是演数来宝呀！咋都坐不住呢？各带队的要负责仼，不许走动！”
　　我们战区(几个公社为一战区)总带队的是区武装部部长，后腰吊三号驳壳，没枪套，枪苗露出衣襟一寸。虽是老枪，也挺神气的。开始还警告我们要忍住，一会儿他自己放个屁，感觉不对劲，俩腿夹着就奔了厕所。那天早晨他做表率带头喝了两大碗。
　　带短枪上厕所是有讲究的，得先摘枪，人蹲下，枪抱怀里。关键是起来时，须一手提裤一手抓枪，离开坑再收拾。那天部长大意了，起来时忘了抓枪，人站起来，枪没跟着起来，出溜——叭叽！枪没影了！部长当时就喊：“俺的娘呀！”我们过去看，麻烦了，礼堂厕所是深坑，又不是冬天冻着，这会儿黄酱汤一潭……
　　部长傻了，只好出去找根竹竿绑个铁勾勾，勾呀勾，勾不着，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帮着勾，搅得臭气进了礼堂，连主持人都受不了啦，喊关门关门谁这会儿掏糞。后来有个知青说这样不行，出去找了个破笊篱绑上，捞来捞去，最终捞了上来。
　　因不敢出风头，那天早饭我也晚去，前面表现积极的太多，轮到我时，忆苦粥喝得剩没多少，就喝了小半碗，结果未闹肚子。会散时，大家说这破会以后还是少参加为妙。至于部长的驳壳枪，用好几桶清水冲了又冲，按说没事，但后来见到部长，他说：“不行，总卡壳、打臭子。”



　　挣补贴


　　就在这次会上，“县安办”(知青安置办公室)老主仼叫了七八个知青在一间屋里抄材料。老主任念过私塾，抽个小烟袋，来回走走看看。我从小临帖写大字，又练过钢笔字，老主任最终站在我身后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呀。”会散了，通知我留下，在安办帮几天忙。
　　天大好事！能挣“误工补贴”。当时“误工补贴”一天是五毛钱，我在生产队一天满10分才三毛五。但这钱挣得也挺不容易：得极认真地干活，埋头抄材料，少说话，更不能逛街。否则，就打发你走人，连临时工都不如。
　　头一天抄到天黑，有人领我进厢房，屋里迎面一铺炕，炕头有套铺盖：最下一层是二指厚的毡子，毡子上铺混纺棉毛毯，毯子上是两层棉褥子，布单，被子卷着，两个枕头。这套行李，在当时是相当高级了。我还以为是给我预备的，刚要说谢，一条薄被递过来，指着炕梢的炕席说：“你睡那边。”
　　天大黑，那套行李的主人未归，我可得睡了。两个大院，一条县街，一个熟人也没有，连个枕头也没处借。不过，《创业史》帮了我：小说里的梁生宝买稻种在车站地上铺麻袋睡，比起他，我的条件好多了。于是高兴起来，到院里借着月光找了块新砖。新砖让太阳晒了一天，散着热土气，回屋把衣裤卷了垫在砖上，枕头这就有了。被子则要横着用，一半当褥子，一半当被。只是我个子大，上身和两条腿都有半截露在外边，好在月光洒在炕上，就且当阳光吧。那次，我在这炕上睡了10天，得5块钱补贴，我每天吃三毛，剩了两块。那套铺盖的主人一直没露面，偶尔半夜醒了，真想上去躺一会，忍忍，就又睡着了。
　　县城里有好多“老五届”大学生，我挺喜欢和他们接触，听他们讲些啥，对我很有益。于是，一有机会，我就想着法在县里多待上几天。安办、报道组、文化馆、广播站，我都去，写材料，写故事，写新闻稿。但有时两部门用人之间要空两三天，回村又白搭路费，我就可怜了，在街上逛到天黑，还不知到何处过夜。月光下，行人稀少，高音大喇叭播着河北梆子《龙江颂》，“抬起头，挺胸膛，高赡远瞩向前望……”
　　我也望，望着闪闪灯火，那里有欢笑与温暖。而这一夜，我将住宿何处？20岁的小伙子，忽然想起家想起父母，有点心酸，但没有眼泪，数年间所遇的艰辛早已磨得我无所畏惧。怕什么？不就是一夜吗？书包里有好几本搜罗到的旧书，有一本《铁流》、烧剩下半本的《复活》、快翻烂的《水浒》和《说唐》。也罢，索性找个地方看一宿。班车站关门，但门洞子有灯，没有人，静静的，正好看。看到半夜，来了两个小痞子找碴儿，县街上也有这种人的。我不怕，要钱没有，打架咱找地方，把他们吓走了。但来了一群戴红袖箍的，人太多，不行了，只能跟他们走。到了什么地方，问你带着这些反动书藉干什么？没法子，只好瞎编说文化馆谁谁抽我去搞创作，这是批判用的素材。他们立刻派人去找，过了一阵儿，文化馆“老五届”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奔来，说大伙等着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快走吧，把我领走了。那后半宿我睡在床上。天亮，他埋怨我：你呀，带着这些书，多悬呀！



　　考大学


　　我很想读书，表现又不错，1972年公社推荐我上大学。正月里，冒大雪从天津奔县城，体检人群里，左找右看，就我一个知青。
　　回了村里，社员问你咋回来这么早，我不敢说，忙烧火做饭下地干活。往下多少次夜里做梦，来了入学通知书，教室铃声响，惊醒，是队长敲钟喊下地干活了。到了夏天，还没消息，那天，队里派活给猪打防疫针，我负责抓猪按倒。干到傍晚霞光灿烂了，公社文教助理骑车路过，实在忍不住上前打探，他说：“你傻老婆等汉子呀，人家春天就入学了……”
　　我的天呀！那一瞬间心似刀绞。问题不光是我在苦等，远在千里之外年迈的父母更是食不甘味地在盼望。可这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转回身，我把一腔怨气全撒在猪身上，专拣大个的抓。正巧遇一大公猪，劲大，没抓住，我脚下一滑，一头撞在猪圈石墙上，眉角破裂，流了血，半个脸都染红了。还不错，没把眼珠撞出来。也没上药，抓把烟沫子糊上，我一个人默默走了。
　　我太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政审！转年在县安办，我在一堆旧报纸和废材料中，竟意外见到几份头年的上学推荐表，其中就有我。要去的是天津医学院，果然，政审没过关。我父亲从小在商号学徒，熬来熬去，在一个分号熬成了掌柜的……
　　1973年令我们兴奋，邓小平同志复出，决定当年大学考试入学。虽然碰破过头，但面对考试，我又有了信心，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复习很艰苦，从春到夏，经常是晚上收工后吃口饭就奔8里地外公社中学，找老五届的大学生请教，半夜回村，眯一小会儿就下地干活。因为上面讲，不参加劳动者，就不推荐去考试。
　　那年倘若不考学，还有一条路：大队书记找到我说：“你考虑一下，如不去考学，就发展你入党，先提拔为大队副书记，往下还可能当公社副书记。”我从大队部出来没走20步就返回去，说我考虑好了，我还是去考学吧。书记说如考不上，一切可就耽误了。我说那我就安心当个好社员。
　　盛夏火热，人到县城。考生在招待所点名，排队去设在中学的考场。当地考生360人，知青只有36个。一双双布鞋胶鞋哗啦啦走在沙土道上，荡起一片黄尘。有人说笑，与路边的熟人打招呼。我无言，神情严肃，暗暗告诫自己：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又祈求上苍：你睁睁眼吧，给我一条生路吧，自“文革”以来，多少人都像我一样，活得太不容易了……
　　连考3天，我考了全县第一。填表时，我犯了难。安办老主任知道我头年的遭遇，叼着小烟袋寻思了一阵问：“你爷爷在老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他说：“那就填贫农吧，可千万别报天津的学校。”
　　然后又回村里等，等了一个来月，什么消息也没有。我想这回上不了学，也就死心了，再过个一年两载，就找个对象结婚，彻底扎根。到时候，除了挣工分，隔一段我出去挣点误工补贴，她在家喂口猪养点鸡，日子还能过下去。
　　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房东女儿是大队妇联主任，她举个打开的信封和一张纸说：“你看，录取通知书，河北大学中文系。”
　　我不敢相信，拿过来连看三遍，有红印章，是真的！按说应该激动一下，但不行，往下还不少具体事呢！包括开各种信件证明，收拾行装，还有我头年的剩余工分，都让生产队平摊在几户困难的社员家(即本来该分给我的钱，替他们交了口粮款，等于借给他们，这样生产队的账是平的)，我去要，人家说你都上大学了，算了吧。能咋办？只好算了。
　　我上学了。5年的插队生活，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