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梅的《中国说唱文学之发展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全面梳理了说唱文学自唐至清千余年的发展过程，贡献了一部自成体系的古代说唱文学流变史。该书的总体构思，是举一纲而张众目，明类型以述流变。
　　该书作者对唐前的说唱文学发展作了简单勾勒。自唐以下，对现代以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变文、诸宫调、陶真、词话、鼓词、宝卷、子弟书等说唱文学样式，进行了全面描述。从叙事体制的演变入手，探讨各种说唱文学形式的起源及彼此之间的影响，分析各种说唱形式的内部体制及其变化。在探讨分析过程中，引述现代以来的诸家之说，广泛吸收前沿的研究成果，观点平正，可靠；论述中，大量引用了有关的古代文献，并清理了各种说唱文学形式的主要作品，对重点作品进行必要的剖析。这样从形式体制的演变来全面地系统地考察中国说唱文学，是基于对说唱文学作为类型文学的本质特征的清醒而又自信的认识，完全符合说唱文学本身的传播、消费特点。此外，作者比较充分地注意了说唱文学与音乐、表演等艺术的关系，对相关问题有较为深切的把握。作者指出，说唱文学虽然又说又唱，毕竟重在唱，它可以无说，却不能无唱。音乐因素是伴随说唱文学相始终的“基因”之一。这是对以往研究中偏重文学叙事而忽视音乐成分的倾向的一次理性超越，在说唱文学研究中具有推进作用。
　　在方法论上，该书从说唱文学的渊源及学术研究之始开始探讨，将说唱文学视为中国本土文学、文化发展的产物，立场鲜明地指出说唱文学研究最终应该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说唱文学体现的是与一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说唱文化’，对它的研究，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更应该体现在文化研究领域之中。”这一见解高屋建瓴，实为该书研究能够取得突破的重要出发点。
　　该书资料丰富，又具有清晰的系统性，正是因为具备扎实的文献基础，书中对一些重要说唱文体的研究较前人的认识是有推进的。如中编关于诸宫调、陶真、词话的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颇有融通之认识，其所作考辩解决了一些研究中的难点。尤其是对陶真面目，发展历程以及历史地位的考证和确立，堪称迄今为止学界最全面、最具体的“陶真”发展演变史的勾勒。
　　作者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叙事体制入手，通过对其叙事体制与文献记载之“陶真体”的比对，认为前者乃后者在元明的异名。又通过对《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中关于行政区划名称、青苗法等相关内容的考证，认为此乃宋代说唱“陶真”。而词话是由唐代的词文演变而来，这是有迹可寻的。这样一来，通过词话，关于“陶真”的发展脉络就理清了：由唐代道士的俗讲、经过宋代陶真的“说赵家”，再到元明时期的“词话”，其脉络是清晰可见的，也即陶真是唐代俗讲与元明词话的桥梁。其发展轨迹的曲折并没有影响其体制特征的一致性，这是口语文学传播方式至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师徒授受，口口相传。故从唐代的“俗讲”经宋代的“陶真”，而至元明的“词话”，其叙事体制不变是很正常的。明代以来，除词话以外，“陶真”还有诸如盲词、弹词、排门儿、门词等名称多见于文献记载。可以说词话与宋之陶真、清之弹词实为一体之物，只不过各个历史时期，因了习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主称而已。作者抓住说唱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揪出”了陶真之发展脉络，此一点实属不易。
　　该书作者学风严谨，细致，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不轻信，不盲从。对前人的疏漏之处，虽极微小，也必予以纠正。比如对各本诸宫调作品唱段的统计，就与冯沅君先生的统计有出入(详见第170页脚注)，对观点与前贤相左的，更是很谨慎也很自信地陈述一己之见，以求识者正之。如在第七章第一节关于《刎颈鸳鸯会》中用“商调醋葫芦”的问题，胡士莹先生认为“是当时说话人吸收流行民间的鼓子词加以改造而成，它已不是鼓子词而是作为‘小说’话本的一种了”。该书作者认为不然，直言：“鼓子词在宋代我们很少见到其在民间演唱的踪迹，这篇说唱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让我们看到在民间的书场上，艺人是如何用鼓子词的形式在说唱故事的。同时也见证了话本小说市场说唱种类的多样性。”作者敢于有理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很难能可贵的。
　　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该书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在方法灵活，思路清晰，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该书是一部用心之作，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执著的探索精神，但也存在少数不足。研究说唱文学之流变，相对说来，述“流”较易，论“变”较难。元人说“伎艺亦随时尚而变”。故论“变”自应多关注一个时期的审美风尚及文化指向对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影响。在这方面，该书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