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韩东之前，我对他就已经有一定程度地了解。这包括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及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当然，这种了解是一个粉丝的认知水平。就我当时有限的阅读来看，韩东的作品属于让我信服的那一类。无需宏大叙事，都是鸡零狗碎，一个人的生活真相无非如此。此外，他特有的冷静、节制、幽默（荒诞感），以及超拔于此的伤感和智慧都极其迷人。
　　2003年第一次于半坡村酒吧遇到韩东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意外和吃惊，他确如我之前所了解和想象的那样：清瘦、沉稳、目光锐利、谈吐不凡，毫无昏聩陈腐之气。其本人与其作品不仅浑然一体，可谓相得益彰。
　　和老韩相遇大多是在一些饭桌场合。一般情况是，饭桌上有他，其他人就不用说什么了。此人爱说段子，且这些段子都是一些认识的朋友的亲身经历，稍加润色即可。他不仅说得好，而且能够辅以各种神情和动作，可谓绘声绘色，笑死个人。说到精彩处，他的秃头也似乎越发的亮了。不过，很多时候，他还是会谈及一些“看法”。文学的、诗歌的、人世的、动物的，以及形而上的，等等。因为是“看法”，总归略显严肃，无疑给酒桌现场制造了凝重气氛。
　　北京的狗子跟我说过，老韩这人真好，不装不傻，牛逼极了，还处处照顾朋友，但是酒桌上有此人，总有点不对。确实，狗子是著名的“啤酒主义者”，而老韩，据说长这么大就没有醉过（不是量大，是喝酒极其控制）。我就在饭桌上亲眼见狗子总是耸着肩膀、脑袋挂在胸前听老韩侃侃而谈。作为听众，狗子所能做的只是在一旁点头称是不已，偶尔（就仿佛趁老韩不注意似的）才抖抖嚯嚯地把手伸向酒杯谨慎地喝上一口。等老韩提前走了，狗子这才把畸形的脑袋从胸前端回自己细长的脖子上，坐直身体举杯畅饮，并义无反顾地将大伙“往高处带”（徐星语）。
　　除了酒，老韩在生活上的自我节制是很出名的。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从奥体家中坐地铁到鼓楼再步行至兰园的工作室，以上班打卡的纪律来对待写作，这在所谓的自由作家中很少听说。囿于这一点常被谈及，我就不多说了。就说吃吧，老韩以素为主，两个馒头或茶泡饭亦能满足。据说他早年在工作室“上班”期间，每天背包里还揣一铝皮饭盒去当午饭，这两年则在楼下小吃店里吃盘扬州炒饭之类解决。烟，长年也就是七块钱的红塔山。他说，好东西送给朋友享用，比自己享用更让他快活；“鲁迅也是这么干的”，他还不忘补充道。当然，老韩在现实生活中的“克己复礼”，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缺乏生活情趣。对于“舌尖上的中国”，老韩确无“审美”。
　　早些年周末，老韩还和朋友们一起爬爬紫金山，这两年则完全放弃运动，以打坐为主。我去过他兰园的工作室，有个香炉，他说打坐打一炷香的时间即可。冥想，乃至什么都不想，进入空境。奇迹在于，年过半百，同龄老友身体纷纷有恙之际，老韩什么问题也没有。皮肉薄紧，五官原样，正所谓“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顾前语）。这么多年，每次见，都容光焕发、热情洋溢，从无憔悴之容，更情绪波动之状。仿佛他已然做到了平行，平行于这个世界，平行于自己的生活，超级稳定或死水一潭。
　　也可以这么说，老韩是讲修养的那种人。修，修身修德修文；养，养生养命养道。所以在我看来，老韩虽然在同代作家中算穷的，身上委实是有些贵气的。在交际和待人接物上，就我观察，老韩所干的趋向于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他说有个国外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一个现代人所能记住的名字大约是两百来个，这和一个原始人所能认识的部落成员人数相当。他已经懒得针对伪善说什么了，他说“伪恶”也不对。他说我就是典型的“伪恶”，这确实让我凛然一惊。
　　老韩现在的写作也很稳定，基本两年一长篇。他说他已经不介意“好坏”，而注重职业和专注。2008年，我在广州，当时老韩去广州搞一个新书发布会，我也去了。主办方邀请了新朋旧友衮衮诸公轮番针对老韩发言，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言的人无不揪住老韩这么多年来的清贫与“打卡上班”而表达同情和敬佩。这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我很不以为然。我的理解是，此类场合是谈论一个作家谈论他的作品，清贫和写作纪律只是一个人的存世和写作方式而已，并不重要。就好比宋徽宗不可能因为他是皇帝就有损他的艺术水准。所以，叫我发言时，我所说的是：韩东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具备这个时代众多知名作家不具备的事关文学和诗歌本身的影响力。当然了，他是否影响了一个时代，是否名垂千古我不知道，但他起码影响到了我（大意）。一晃多年过去，我仍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