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流经扬州，有一条支流向东蜿蜒而去，这就是西起扬州茱萸湾东至如皋蟠溪的古运盐河。在古运盐河中段，有一个名叫姜堰的小镇，古为三水交汇之地。每当江水北上，海潮西溯，淮水南下，即在此处激荡回旋，奔涌汇流，滋润八方，其涛声水势，蔚为壮观，故又称“三水”。至迟在明代初年，三水镇就已远近闻名。镇上有一条街叫北大街，十多年来吸引得全国各地的游人雅客纷至沓来。他们在古巷老屋间盘桓，那石隙间露出的一丝青苔，那瓦檐口长出的一株蓬草，无不吸引他们的目光。似乎在寻觅什么，又似乎在倾听什么。
是的，他们在寻觅，寻觅先贤的足迹；他们在倾听，倾听历史的回声……



三水先觉



姜堰，原为北宋年间泰州富绅姜仁惠父子为御洪水而筑起的一道堰坝。后堰废名存，且逐渐演变为镇名。临近古运盐河边的堰址称为坝口，以坝口为中心形成十字交叉的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老街。如今东、南、西三条老街名字犹在，但早已成为现代化建筑街区，唯有北大街，那鳞次栉比的老屋，那斑驳幽深的古巷，如打开的一卷古书，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北大街不长，南北千余米，由一条主街和几条小巷组成一个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的片区。在街区的东南角，有一座古建筑，前后三进，青砖小瓦，简洁朴实，与其它民居无异。然而，大门上的一方石额，却让人对其顿生景仰之情。
这是一块长方形汉白玉石额，中间雕刻着“王氏宗祠”四个敦实饱满的楷书大字，上款为“前明万历乙亥年建”，下款为“大清嘉庆甲戌春月重修”。万历乙亥年是1575年，嘉庆甲戌年是1814年，也就是说，这栋建筑的始建年代距今已经437年，重修年代距今也已198年了。由此可见，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明清古建筑。
这座古建筑，是王氏七世祖王栋所建。王栋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学派巨擘”之称，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族弟，与王艮及其次子王襞并称“淮南王氏三贤”。王氏宗祠既是王栋的家祠，更是泰州学派在明清时期重要的讲学场所。
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因其对民生的关怀而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它的创始人是泰州安丰盐场的一介盐丁王艮。其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父亲王守庵。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辍学，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十四岁母亲去世后，与父兄一起进盐场烧盐。十九岁时奉父之命贩盐经商，因“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当，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开始摆脱贫困。至二十五岁，王艮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他经商路过曲阜，在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奋然有任道之志”，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回家后一边经商，一边攻读儒家经书，“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由此开始了从一个商人向一个学者的转变。在经过“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的三年刻苦自学后，终于为自己确定了人生目标，这就是成为一个“圣贤之人”。
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记载，二十九岁这年，王艮曾在家中做过一梦：“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而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
这是一个“托天救世”大梦，这是王艮自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欲“救民于水火”的先觉之梦！一个普通的、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盐民，何来如此鸿鹄大志？何来如此救世之梦？王艮生活的时代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逐渐走向衰落，统治阶级却日趋腐败，日益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王艮家乡一带，“地处海滨，乃盐碱性不毛之地”，广大盐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王艮从小深受苦难，也使得他能够很早就深谙社会上平民百姓之疾苦。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人民的反抗，年轻的王艮也在不断探求和思考，如何能维护民众利益，拯救民众于水火。因而当他瞻拜孔孟圣贤，内心顿生“有必为圣贤之志”，及至后来得此一梦，就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必然了。
王艮梦醒得道之后，“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开始了毕生的讲学传道活动。他怀抱“君为尧舜之君、臣为尧舜之臣、民为尧舜之民”的“人皆为尧舜”的理想，把百姓和圣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师从一代大儒、“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精研儒家典籍，但不因循师说，不拘泥传注，结合自身实践体会，独创“百姓日用”之学，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观点，以及具有鲜明反封建压迫意义的“格物说”和以身为本、以孝悌为本、有教无类、乐学等思想；他因欲冲破封建传统樊篱，讲学常有立异之举，而受到老师批评甚至“痛加裁抑”，但他始终不改其志，“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生命不息，讲学不已，以至拖着病体仍“据榻讲论，不少厌倦”，直至五十八岁（1541）于家中病逝。王艮一生不懈追求，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终于创立了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核心的、极具平民色彩的“泰州学派”，并使其广泛传播，遍及全国十余省，受教者不计其数，开启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先河。
泰州学派思想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王艮的族弟王栋功不可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序中说：“先生之学，自一庵（王栋）翼之而始畅通，至东崖（王襞）继之而更纯。”这句话充分肯定了王栋对泰州学派的贡献。王艮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广泛传播，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与王栋的辅助是分不开的。
王栋，字隆吉，号一庵，祖居姜堰北大街。生于1503年，比王艮小整整二十岁。其先祖王伯寿从苏州“自徙江北，卜居安丰场”。王伯寿生三子：国祥、国瑞、国桢。国祥、国桢居东台安丰，国瑞分居姜堰。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贵生公美，公美生纪芳，纪芳即是王艮父亲，名珏，号守庵。国瑞生善卿，善卿生德元，德元生文善，文善生王讃，王讃即是王栋父亲，号柏林。由此可知，王艮、王栋均为伯寿公第七代后人。
王栋的父亲王柏林，是姜堰镇上有名的医生。《王栋年谱》记载：“文善生讃，号柏林，以医名。”王栋与王艮不同，因为出生在名医家庭，从小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父亲就教他“习举子业”，同时也传授一些医术。十一岁这年，姜堰地区流行瘟疫，父亲叫他每日备足药材，分送到各家各户。一日行至沙村，遭遇烈马咬踢，王栋伏倒地上，至晚方才脱险。回家“谓先公曰：‘吾几为马所伤，身不能保矣。’”从此父亲不再要他学医，让他一心一意攻读儒学。
王栋是王艮的一传大弟子，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当王栋一门心思苦读精研儒学经典之时，其族兄王艮正以安丰场为基地，设立教学场所，开始讲学活动。安丰至姜堰，不过百里之遥，而同为王氏子孙，亦应常有走动。尽管少有记载，但可以想见，少年王栋定是安丰场最早的虔诚听众，而王艮往来泰州，姜堰应是他的歇足之所，长兄对于幼弟，只要有了机会，少不了心传口授。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受三水的恩泽而成长起来的王栋，至二十四岁，出色完成“诸子百家”修业课程，尤以《易经》最为超群出众，赴泰州贡院考学，一举考中秀才。而其时王艮应泰州州守王瑤湖之邀到安定书院讲学，王瑶湖与王艮同为王阳明门生。王栋因自己志在“孔子之学”，以秀才身份，先后师事州守王瑶湖和家兄王艮，学习“提醒良知说”和“格物之学”。王栋认为，“格物之学才是为学的根本”，“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也”，因而“阐发家学益明”。至三十八岁，已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在王艮去世后，与其侄王襞一起，挑起安定书院主讲的重任，擂起继承和弘扬泰州学派思想的钟槌。王襞师从王阳明学习九年，在其父王艮设坛讲学后，一直任其助手。王艮临终曾言：“汝知学，吾复何忧？”以后数十年，王襞确实为继承父志，“倡明家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栋在安定书院十五年，研究探索穷理，传道授业解惑。他让高深的儒学经典平民化，让“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深入人心，他传承和发展王艮的哲学思想，形成自己关于“格物说”、“诚意慎独说”、“人欲不能无说”、“学不离乐说”等新的观点，并明确提出“熔铸天下”，改造社会的主张，对安定书院的儒学传统产生空前突破。
就在王栋忙于安定书院讲学传道之时，王栋的父亲、一代名医柏林公因病去世，噩耗传到书院，王栋急忙赶回姜堰，归家奔丧，“哭之尽哀，行古丧礼”。在北大街老宅守孝三年后，五十六岁的王栋，经考核选拔，奉朝廷吏部之命，到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担任训导，又受京城翰林院之聘，任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南昌府正学书院院主。五年后母亲去世，又回家守孝三年，期满后不久，到山东泰安当训导，后升任江西南丰教谕。六十九岁时被提拔担任山东深州学正。七十岁辞官回归故里。
王栋在外当官，除去回家为母守孝的三年，总共十二年。其间，他既当教育官员，为教化当地百姓、发展地方教育尽心尽力，又坚持传道讲学，传播“百姓日用”之学，更以自己高洁清廉之品赢得百姓颂赞。当他“致仕归里”时，竟然“清贫如洗”，一代宗师，两袖清风，堪为楷模！
回到姜堰后，已经古稀之年的王栋“乐学不倦，开门授徒，远近信从日众”。他在北大街创办“归裁草堂”，创立王氏族谱，创建王氏宗祠。草堂宗祠，既是他的居所家祠，又是讲学传道之所。一时，四面八方的平民之子纷纷涌来，投奔到王栋门下。他们知道王栋太久了，他们盼望王栋也太久了！当他们得知那个在泰州安定书院讲学的王栋、那个在外为官多年有着“东鲁圣人”之誉的王栋、那个从三水古镇北大街走出的王栋终于回来了的时候，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呢？他们早就想一睹他的讲学风采，他们早就想聆听他《乐学歌》的吟唱——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
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他们更想倾听他那关于“熔铸天下”、改造社会的大音宏论——
“或曰：使子为政亦能熔铸乎？
“曰：熔铸天下，必君相同德同心，方可整顿，此孔孟所以不得行其志者也。若使得宰一邑而熔铸一邑，理亦有之，但恐监司者挚其手足，与迁转之速则不能耳。然终是田制之偏，赋役之重，刑统滥于罚赎，学校弊于文辞，凡此皆关大政，熔铸夫岂易？然古人之学，不袭时位，吾将以与起斯文为己任，使师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此吾所以熔铸天下之一大炉冶，而非时位所能限也。”
四百多年前，三水古镇的北大街上，那青砖小瓦的家祠草堂里，这动听的乐学歌声，这铿锵的讲学之音，响彻小镇上空。如果光阴可以倒流，如果时空可以穿越，漫步在那麻石小巷之中，徜徉在那老墙古藤之下，一定可以听到那悠渺而清晰的先哲之声。
给予后世较大影响的还有王氏宗祠《六规训》。这是王栋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总结在外为官管理宗庙祭祀成果而制定的族规家训，更是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六规训》包括《孝顺父母歌》、《尊敬长上歌》、《和睦乡里歌》、《教训子孙歌》、《各安生理歌》、《毋作非为歌》。兹录一歌：
我劝吾族孝父母，父母之恩尔知否？
生我育我苦万千，朝夕顾复不离手。
饥雏嗷嗷方待哺，甘脆怎能入母口？
每逢疾病更关情，废寝忘餐无不有。
乌鸟犹知父母恩，人不如物至可丑。
试读蓼莪诗一篇，欲报罔极空回首。
谁人不受父母恩，我劝吾族孝父母。
在每歌的开头和末尾，王栋都以“我劝吾族×××”作起句和结句，其殷殷之情令人动容感佩。
王栋归家四载，未有一日稍闲，恪尽为祖为师之责，名动乡野，声誉远播。泰州州守萧景训慕名相邀，请其再次主讲安定书院，并委托督理吴陵精舍（今崇儒祠）构建事务，直至七十九岁病卒。五年间，“朝夕与士民论学”，未曾有半点懈怠，将自己最后的余力全部奉献给了泰州学派的传承弘扬大业。
王氏十一世孙王炳森对王栋有这样的评价：“师兄友侄，克传家学，小试牛刀，政声卓卓，蔽屐一官，归裁堂创，乐育英才，八方拱向。……后之来者，当以我公为先觉。”
王栋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是三水古镇北大街走出的骄子。王阳明、王艮、王栋的活动范围在我国淮河以南的东南数省，人数之众，地域之广，影响之大，均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为此，时人把王阳明、王艮、王栋合称为“淮南三王”。王艮去世后，由于王襞名声渐大，所以人们又称王艮、王栋、王襞为“淮南王氏三贤”。
王氏后裔二十世孙王希敏先生，近年来不顾年事已高，为王氏宗祠的修复竭尽劬劳，终使几近废圮之祠恢复生机，门厅、寻乐堂、祖堂、一庵公祠、节孝祠等皆重现光彩，并塑王栋青铜像一尊于一庵公祠内，供人景仰，其功业可嘉。
诗曰：
三水汤汤，千载流淌。
三水先觉，万世传扬。




龙飞九天



在王氏宗祠的北面，有一座黄龙士纪念馆。
黄龙士，清代围棋国手。
围棋，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据史籍《世本》记载，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这些当然只是传说，并不可信，但却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围棋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且成为一种高雅的游戏，并产生了有名的棋手。《孟子》中就记载了一位名叫“弈秋”的棋手：“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之后经过历代的发展，特别是魏晋前后和唐宋时期围棋之制两次发生重要变化，促使围棋不断兴盛，高手辈出。大约在隋唐时期，随着对外文化的交流，围棋还被传到了日本、朝鲜。进入清代以后，更是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达到我国古代围棋的巅峰，无论棋手的数量，还是棋艺水平都出现空前气象，有“围棋之于清，犹诗歌之于唐”之说。
作为启迪心智、陶冶德性的高雅娱乐，棋艺在古之“琴棋书画”中位列第二，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既寓有竞存进退之理、阴阳消长之机，又含有经国用兵之道、生死存亡之义。包罗万象，奥妙无穷，千变万化，趣味隽永。”（杨清江）围棋魔力之大，让许多人为此着迷。
如果说，姜堰有人会下围棋，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姜堰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下围棋的名人，这也毫不奇怪。可如果说姜堰有一位胜过当今聂卫平的棋坛大师、棋坛圣人、棋坛国手，对围棋的发展起到过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可能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异：这是真的？姜堰真的出现过这样的人？甚至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也会怀疑。
确实，这是真的，姜堰真的出现过这样的人，而且就出在北大街上。
他就是黄龙士！一个另类，一个围棋天才，一个身世扑朔迷离的传奇性人物！
姜堰的围棋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宋代，围棋在姜堰就已流行。2010年，坝口人防工地挖掘出数口宋代水井遗迹，在一口水井底部的淤沙层下，出土了一枚围棋子，经考证，为宋代遗物。而在明末清初，姜堰围棋，其弈手之多、影响之大，可以说极一时之盛。黄龙士就是在这样一方围棋沃土上产生的。
这是1652年的某一天，姜堰天目山下一户黄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因为这一年是龙年，也因为望子成龙，父亲就给儿子取名为虬，字龙士，号月天。这本是一户殷实人家，可却因一场火灾而致贫，后移居至坝口北大街。幼时的黄龙士身体极其瘦弱，然而却天资聪颖，很小对围棋就产生兴趣。父亲发现儿子独具的禀赋，就专心教子习棋。黄龙士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少年时便崭露头角，闻名乡里。
据民间传说，黄龙士小时候学棋非常刻苦，由于他原本身体瘦弱，加之整日沉溺于围棋之中，时间一长，体质日渐下降。他的母亲为了使他既能学好棋，又能练好身体，就将自家后院的地面铺成一个大棋盘，捡来黑白石头当棋子，每天陪伴儿子搬动石头下棋。天长日久，黄龙士不仅习得了棋艺，而且锻炼了身体。
黄龙士族兄黄天涛和黄仙裳，工于诗词书法，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雅士。清初寓居江宁的著名诗人、逸士杜濬与之往来甚密，黄龙士父亲与杜濬也相熟悉，曾两次带着儿子去拜访杜濬。杜濬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送黄童子序》，文中记录了黄龙士“少年成名”的情况：
“泰州黄童子虬，年十一即以善弈称下弈秋一等耳。甲辰之岁，余客江都，童子之父忽率童子来谒。皂绨短衫，质犹婴孩。余顾之而笑别。
“去五年，余客泰兴。童子之父又率童子来谒。则其年又逾成童。与之语，敏颖可喜。既居然秋矣。察其意，若亲余者，余甚异之。”
尽管杜濬与当时文化人一样，崇尚儒学，视习棋为小技，认为从小就让孩子以弈棋为业，不是培养、成就人材的正道，对黄龙士父亲“以贫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夺其入学之时”，而使童子“不暇从事于学”表示出“深惜童子之意”，但他却对黄龙士十一岁距离国手仅差一截、十六岁已经成为当代“弈秋”极为赞赏，认为其“敏颖可喜”，“斌斌鱼雅，有可以学问之质”。
黄龙士的父亲其实是非常聪明之人，也是极懂得因材施教的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书画之余尤通弈棋。他并不认为习棋就低人一等，他认为有一手好的棋艺，照样能行遍天下，照样能安身立命，照样能出人头地。他是一位胸有远见之人。他知道，儿子的棋艺已达到相当的火候，如果再让儿子呆在家中，吃再大的苦、费再大的劲，也绝难有大的长进。姜堰毕竟太小，泰州也毕竟太小，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只有与高手过招，才能使儿子的棋艺更上层楼，只有到藏龙卧虎、名家云集的京城去，才能让儿子的才能得以施展，最终成为有用之材。
于是，黄龙士的父亲整理行囊，带着儿子走出北大街，走出姜堰，北上京城，寻访名师高手，研修古今棋谱，终日沉醉棋枰。由于黄龙士毕竟年龄还小，离家一久，难免想念故里，特别是尤为思念母亲，常常暗自流泪。看着稚气未脱的儿子伤心的样子，黄龙士的父亲不忍心责怪，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托人请来丹青高手，绘出黄龙士母亲的画像，并仿黄母笔迹在画像上题上晚唐诗人杜荀鹤的两句诗：“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这一招果然灵验，黄龙士把母亲画像装在镜框中，朝夕相依，静心学艺。旅居京城几年，他博采众长，独出机杼，尽变旧法，自出新意，穷极变化，终使棋艺日臻上乘。
当时的京师，云集了哪些著名的国手，黄龙士又是怎样与他们一一挑战，问鼎霸主之位的呢？
康熙年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棋运也极为兴盛。当时的京师，汇聚着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李元兆、何闇公、谢友玉、汪天远等一批名手大腕，一个个都是棋坛响当当的人物。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盛大有驰骋棋坛五十余年，在当时最负盛名，是清初老一辈霸权人物，虽年已七十，仍为国手领衔。周东侯系中生代霸主，正当盛年，其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面对如林高手，黄龙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开始向棋坛霸主人物挑战。
康熙八年，十八岁的黄龙士首先挑战老将盛大有，他与盛对弈七局，盛七局皆输。这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炸弹，在清初棋坛引起剧烈的震撼。盛大有何许人？他可是与过百龄“同开有清一代弈家先河”的巨匠。黄龙士何许人？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然而，巨匠也罢，黄口小儿也罢，枰上胜负总是硬道理。
接着，黄龙士又战败何闇公、谢友玉、汪天远等名家、国手，一时声名大震。至周东侯上阵，国内几乎已无黄龙士对手，许多棋手闻龙士之名，就都退避三舍，望风而靡。周东侯虽然棋力也在黄龙士之下，但却敢于与之争锋。他认为下棋是为了研究棋艺，不是为了输赢，因之每战必求酣畅淋漓，其棋品棋德自是高人一筹，颇得世人敬重。两人在弈乐园大战三十局，周东侯虽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留下“黄龙周虎”美谈。
黄龙士在清初棋坛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一路过关斩将，被誉为“常胜将军”，特别是与盛大有的七局全胜，标志着黄龙士开始执棋坛牛耳，标志着黄龙士从此登上了清初棋坛霸主位置。神龙终于飞天！李耀东所著《中国围棋史》中评述说：“自明末过百龄崛起称雄以来，吾国弈学日趋渐进。有明天启、崇祯间，迄于清康熙之初期，五十年来，棋坛名手先后继出，称霸争雄。……迄黄龙士异军突起，局面翻新，始征服群雄而成帝业。”
其后二十多年，黄龙士一直称雄棋坛，独领风骚。其最负盛名的对局是让徐星友三子十局，有“血泪篇”之称。徐星友，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工书善画，多才多艺。其学弈较晚，但专心刻苦，有“三年不下楼”之说。徐星友长黄龙士八岁，拜黄为师时已年过四十。起初，黄龙士让徐星友四子，徐进步很快，已达二子水平时，黄龙士仍让三子与其弈满十局。两人竭心倾力，苦思精索，极尽腾挪变化，对局之紧张激烈，犹如以性命相搏，时人遂命名此十局为“血泪篇”。“十局终后，徐遂成国弈。”（李汝珍）之后，徐星友挑战并战胜周东侯，又一一战胜其他诸多名手，还曾连胜自称棋艺无敌的高丽使者，一跃成为自黄龙士之后的大国手。从康熙中叶开始，黄、徐先后成为照耀棋坛的双星。
黄龙士所以能够棋力无敌、俯视国中，与他棋风棋艺上的独特创造分不开。当他小时候在北大街后院的硕大棋盘上搬动着石头棋子时，他的心中其实就有了一种对“大格局”棋风的感悟了。当他在京师遍弈诸家、研读古今棋书、吸纳各方精华之时，早就开始颠覆那种局面狭窄、凝重呆板的陈风旧习了。他以自己的对局实践，创造了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的鲜明风格，并以此推动了当时整个棋风的转变，成为“迈出近代感觉第一步的伟人”（吴清源）。
黄龙士棋艺新奇，着子看似平淡无奇，但寓意深远，对手不易察觉，若敢于用强，他即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迫使对手相形见绌，反以自困。对黄龙士的棋风特色，后人评价甚多。有赞他如“淮阴用兵，战无不胜”的（吕书舱）；有夸他“一切俯视之，神手技矣”的（王彦侗）；有说他“异想天开，别开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的（李汝珍）；有称他“用思尤密，深入奥窍……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的（邓元鏸）。他的学生徐星友在其《兼山堂弈谱》中对黄龙士的棋艺做了这样的概括：“寄纤秾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庶几空诸所有，故能无所不有也。……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之妙境。”这可说是精当之语。
黄龙士的棋艺出神入化，黄龙士的棋品也磊落超群。他的名字不仅在棋坛产生回响，而且在文士名流中也获得极高的推崇。著名经学家阎若璩在其《潜邱札记》中将黄龙士列为清代十四“圣人”之一。阎氏所列圣人，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汪琬、杜濬等，皆是学可究天人、文可变风俗的巍然大师。黄龙士能以棋艺而与上述诸人并列，可知在阎氏心中，围棋与经史、文学相比肩而毫无逊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五位棋手被冠之“棋圣”之名。“棋圣”之称，始见于西晋葛洪的《抱朴子》。《抱朴子》记载：“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名焉。”严子卿是三国时人，马绥明，名朗，是西晋时人。六朝开始，直至明末，无人获得“棋圣”称号。黄龙士之后，范西屏、施定庵称雄海内，钱保塘《范施十局》序称：“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可见，自三国至清初，一千五百多年间，被冠之以“棋圣”之名的只有严子卿、马绥明、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五人。综观围棋发展史，黄龙士承前启后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日本棋坛谓清代中国弈手最高者为黄月天，是中肯之评。
古今围棋大家都十分注重围棋理论的研究，著书立说，探研棋枰上的用兵之道。黄龙士也是如此，他所著《弈括》、《黄龙士全图》，是围棋理论的代表作。《弈括》的内容分“拟出子三十局”、“演官子式三百六十局”。《黄龙士全图》共二十局，亦是出子式规模。书前有黄龙士的自序，对全局的战略战术作了精辟扼要的说明，是一代大师毕生实战经验的总结。
黄龙士的一生踪迹比较模糊，史料中也记载不详。除少年时到过北方，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江南一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记载，黄龙士曾客居扬州、杭州。是否又到过北京，则未留下确实的记载。但北京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手荟萃的所在，以龙士在棋坛艺名远播、领袖群伦的地位，不去北京访棋会友，干谒公卿，希冀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免是一件奇怪的事。
然而，在康熙三十年左右，黄龙士忽然在棋坛上消失。此时，黄龙士才四十岁左右，正当盛年。他是去世了，还是退隐了？谁也不知道，史书方志上没有明确记载，家乡姜堰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成为棋坛千古之谜。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也吸引了不少人考证、探究。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些说法：
一说黄龙士为酒色所害。传说徐星友成名后，不但不感恩于黄龙士，反而对黄龙士嫉恨得要命。因为放眼天下，当时只有黄龙士名气高过自己，能胜他一着半势。徐星友不由得发出“既生亮何生瑜”的感慨，做梦都想除掉黄龙士，独霸棋坛。徐星友家道殷实，人也聪明，他既想达到目的，又不想担个忘恩负义的罪名。因为那样的话，棋下得再好，也将不耻于天下。思来想去，徐星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先盖起了豪华的楼阁，再恭恭敬敬地把黄龙士请到家中，每日美女相伴，歌舞游宴，通宵不停，有空还让家人陪黄龙士狎妓酗酒。当时人们都以为徐星友知恩图报，善待恩师，无不啧啧称赞。就这样，黄龙士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时间不长就精力衰竭，撒手人寰了。
二说黄龙士为下棋累死。说的是徐星友为除掉黄龙士，争得弈林第一的名号，先请来三位棋力稍逊黄龙士的高手，再将黄龙士请到自己家中，指着摆好的三副棋说：“这三人的棋也属难得，我同时与三人对局，每次必负无疑，三人口出狂言，说是即使恩师到，以一对三也无胜算，不知您以为如何？”请将不如激将，一番话激起了黄龙士的争强好胜之心，当下就请三人就座，定要“大杀三方”。结果，他以一对三，轮流走子，这三人又都不是等闲之辈，直把黄龙士累得满头虚汗，殚精竭虑，使出平生手段，才把这三盘棋赢了下来。不过，黄龙士终因劳累过度，就在当夜吐血而死。
三说黄龙士退隐田园。清代《扬州画舫录》有一则记载：乾隆时，范西屏、施定庵渡江去扬州途中，曾宿于村中私塾，二人戏与塾中一童子对弈，皆输。后遇一挑草人，范与其对弈数局皆不能胜。二人问他姓名，他不答，只说：“当今盛称施、范，但都是我的儿孙辈罢了！弈是小技，何必问我是谁，难道还要与儿孙辈去争荣吗？”说完担草而去。近人考证，担草者系年近九十的黄龙士，童子系其孙。
一、二两说并不令人相信，徐星友所著《兼山堂弈谱》中，对黄龙士推崇备至，没有丝毫嫉妒不敬的言语，应该不是此等小人。人们倒宁愿相信，黄龙士是实在不愿再在棋坛争锋，想过一过普通人平静的生活而归隐田园。当然，也可能因为什么疾病而英年早逝，就如一颗星星，升起时那么灿烂，陨落时寂然无声。
然而，不管如何消逝，黄龙士“龙飞九天”、横绝当世的骄傲和神奇，已经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天空，也永远铭刻在北大街的青砖碧瓦之上。




徽茗芳泽



北大街内，有一条小巷叫刘家桥巷。巷首有一座老屋，是徽州茶商胡氏的故居。
姜堰并不出产茶叶，然而姜堰的茶叶市场却很繁荣，姜堰人对茶也尤其钟爱，追根溯源，其根脉在徽州，在徽州茶商。当一百五十多年前，徽州茶商身背茶篓，不远千里，踏上这一片三水交汇的灵秀土地时，姜堰就注定了在她以后的血脉中，会融入一股来自高山的灵溪玉泉，姜堰人就注定了在她以后的生活中，会与一脉奇香结缘。
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它地处皖南山区，山灵水秀，土质肥沃，茶树遍布，是闻名中外的茶叶之乡。据史料记载，徽州植茶，始于南朝。陆羽的《茶经》中，第一次详细列举我国产茶的州县地名，共有“八道十三州”之多，其中在浙西道名下就列有“歙州”。至唐代，徽州已成为我国有名的产茶区。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描述当时盛景：“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之七八矣。”宋代以后，徽州茶叶生产得到更大发展，其年产茶叶达二百一十万斤，占全国二十四分之一。许多品种成为茶之珍品。
出产茶叶的地方，必会产生茶市、茶商。而徽州由于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仅凭农耕难以发家，自古就有入仕或经商的传统，其所形成的徽商群体，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大概在明代，徽州商人就开始四出经营茶叶，他们走出大山，把茶行、茶庄开到全国各地。至清代达到鼎盛地步，茶业成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茶商也成为徽商中的一支劲旅。据统计，从清末到全国解放的百余年间，仅绩溪一县在全国经营茶叶的商号就有一千二百多个。不少人家世代为业，创出许多响当当的品牌字号，出现许多享誉业界的茶商名贾。
姜堰，就是这样与徽商结缘，与徽茶结缘。首先来到姜堰的是绩溪胡沇源，接着而来的是歙县的洪敬慕、方成淦，他们在姜堰创下胡源泰、洪义泰和、方宏大等一爿爿茶庄，他们的后人更是扎根姜堰，继承和发展着祖辈的事业。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胡沇源，就是胡氏家族。他们自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白米开设 “胡裕泰”茶号，后在姜堰创下“胡源泰”、“胡震泰”名店，历经百年、传承四代，其艰苦创业、苦心经营的历程，令人赞叹！
胡氏第一代创始人胡沇源，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其童年和少年，在那个青山隐隐、溪水回环的名叫大坑口（又名龙川）的小山村里度过。十三岁那年，三年私塾还未念完，父母就将他托付给一位远房亲戚，带到江苏东台，在一家同乡开设的茶叶店里学做茶叶生意。小沇源生性敦厚、实诚，做事勤敏、稳重，白日站柜台，夜晚宿店堂，店主甚为喜爱，加之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尤其是算盘打得极为娴熟，三年师满，就能够独当一面了。后来店主又让他跟随师傅学做“水客”，专事进山采购高山名茶。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一个茶庄经营的好坏，与茶叶的质量有很大关系，而茶叶的质量又与“水客”的能力分不开，“水客”要能够鉴别茶源、茶质，把握市场行情，还必须品行端正。这又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差事。进山买茶，爬坡过岭，对于山地出生的人来说不在话下，但运茶下山，需要肩挑骡驮车载船运，千里之遥，往返月余，一趟下来，人往往会累得瘦去一圈。又是三年，胡沇源以诚实敬业的品德和不怕吃苦的韧劲，成为一名有口皆碑的“水客”。生意学成，当自立门户，自主创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夏，时年仅十九岁的胡沇源，拜别老板、师傅，离开东台，走上创业之路。
然而茫茫大地，哪里是他的立足之所呢？东台本是他出外谋生的人生第一站，早已人地两熟，当地茶风亦盛，但业内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徒弟满师后，不得在师傅的“一亩三分地”上抢饭吃，这是为人的根本。周边的几个地方，如皋、姜堰、泰兴、泰州，学徒期间听说过，有的还去过，特别是古运盐河边上的姜堰、白米、曲塘等，交通发达，商贸繁华，可到底选择哪里呢？经过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白米。胡沇源与两位同乡一起，一路西行，在白米镇站下脚来。
白米在元末明初就已形成集镇，清代农耕和商贸已经比较发达。其临河的一条东西街上，店铺林立，半数都是操着外地口音的商人。胡沇源等三人在白米租下几间店面，合股开办了一爿茶叶店，取名“胡裕泰”茶号。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之万事开头难，经营不到一年，不赚反亏，合股的另两人怕长期以往，血本无归，要求拆股散伙，各谋生路。胡沇源苦留不住，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就筹款买下股份，独资经营，决心一人把“胡裕泰”办下去。从此，面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市场，他不畏艰难，逆境求生，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灵活的策略，融入地方，拓展人脉，以大众化茶叶为主，兼营中高档名茶，做到货丰价廉，薄利多销，注重信誉，叫响店牌。经过十载苦心经营，终于得到长足发展。先后盖起了自己的店铺，建起了私人住宅，购置了部分田产，将家人从大坑口接来，逐渐过上安定的生活。
三十而立，胡沇源终于在而立之年享受到了创业成功的欢欣。商场多艰，十年辛苦不寻常，照理他该舒一口气、歇一把劲了。然而，他的理想远不是开一爿小店，他的脚步不会止于一个小镇，他要扩展更大的空间，他要施展更大的身手，他要让自己的产业不断壮大。他以白米为依托，首先向姜堰进军。姜堰在白米以西二十里的地方，集镇规模更大，人口更多，清末以后，独特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水路使得姜堰成为苏北最大的粮油集散地，粮市的兴旺，带动了茶馆、饭店、浴室业的发展。胡沇源在姜堰中心位置坝口创办“胡源泰”茶庄。为使“胡源泰”一炮打响，他对茶叶的货源、制作、销售等各道环节要求更严。茶源主要来自于徽州和浙江淳安一带；后坊制作不少于杀青、制茶、筛选、风选、拣茶、窨茶、储茶等七道工序；质量必须达到嫩度好、条索紧、色泽亮、味道香、外形匀整、纯净无杂六条标准；店堂员工一要站相好，二要笑脸常开，三要会包装茶叶，四要懂生意经。这样，胡沇源不仅在姜堰立稳足跟，而且很快占领市场，茶庄生意日隆，声誉鹊起。
在胡沇源奋力打拼于茶界商海的同时，他也在培养胡氏的接班人。他将儿子胡树铭带在身边，学习茶叶经营。胡树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不仅学会了生意，而且学会了做人，更把徽商那种吃苦、创业、坚韧的精神传承了下来。胡沇源看到儿子已经能够挑起茶庄的担子，而自己也已近花甲之年，就将白米“胡裕泰”、姜堰“胡源泰”都交给他管理，自己则回绩溪老家颐养天年了。
胡树铭果然没让父亲失望，他一方面承传父亲的经营理念，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建立产供销一条龙的商业链条，打破单一经营茶叶的老套路，发展多种经营，更重视讲究信誉，恪守商德，时间不长，就成为茶商中的佼佼者，生意不断做大，“胡源泰”成为名闻姜堰及周边地区响当当的品牌。他还发扬光大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在自己努力做一个“儒商”的同时，积极支持胡炳衡、胡炳华等四个儿子读书，鼓励他们走亦儒亦商、儒商结合的道路。他将徽州文化融入到经营之中，总结出“五销”策略：美化环境展销，特殊包装促销，馈赠新茶推销，免费施茶扩销，广交朋友兜销；他把徽商的精神，化成自己行为的准则：以诚经商，以义取利，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勤俭务实，艰苦创业，崇儒尚文，和协施善。在胡树铭的掌门下，“胡源泰”茶庄不但成为享誉姜堰及周边地区的一爿名店，而且引领了姜堰一代茶商经营风尚。
民国六年（1917年），胡炳衡、胡炳华成为胡氏茶庄的第三代传人。他们在继续经营白米“胡裕泰”和姜堰坝口“胡源泰”茶庄的同时，又先后在姜堰东大街增设“胡震泰”茶庄，在靖江季家市、泰兴黄桥增设“胡源泰”和“裕泰和”茶庄。虽因萧墙之祸和时代战乱，茶庄历经曲折，甚至濒临倒闭，但凭着“徽骆驼”的负重精神和“绩溪牛”的顽强韧劲，他们处变不惊，苦渡难关。在兄弟二人相继因病早逝后，胡炳衡夫人陈氏（人称“四婶”，后辈称她“四老太”）与她的妯娌一起，又毅然站出来主持胡氏茶庄店务，并于1941年在上海增设“胡源泰”茶叶店，该店开张后，成为徽州至苏北各茶号的中转站。胡氏茶庄的生意也逐步恢复到以前的兴隆状态。
1946年夏季，在上海大夏大学先读政治系、后读经济系的胡炳衡次子胡增钰，见母亲年事渐高，家庭负担日渐沉重，毕业后立即回到姜堰，继承父业，成为胡氏茶庄的第四代传人。胡增钰，号静之，1919年出生，家族排行老三，人称“胡三爹”。为人敦厚、纯朴，好学上进，既有学者风度，又有商人气质。接管茶庄后，他面对国内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适时采取了一系列趋利避害的措施，明确以姜堰“胡源泰”为大本营，调整经营结构，优化品种供应，严格内部管理，让大本营实力更强，品牌更响。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外设商号的管理，又将经营地域扩大到泰州，增设泰州“胡源泰”茶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姜堰胡源泰、胡震泰，黄桥裕泰和，靖江胡源泰、泰州胡源泰等茶号，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经营持续稳健，效益也持续上升。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前，“胡源泰”、“胡震泰”仍然是姜堰茶业的两大支柱商号。胡增钰1940年左右与李文瑞结婚，生有一子二女。1949年李文瑞病故，葬于白米胡家花园。1978年11月，胡增钰在姜堰病故，葬于姜堰东郊公墓。1997年，其子女为父母修墓，将母亲衣冠冢与父亲合葬一处。
如今在白米，尚可看到“胡裕泰”茶号的遗迹。该茶号在老镇西街巷东首、白米大桥北岸。一排坐北朝南的店铺，虽然破旧，犹可见昔日的繁华之景；门口的一条石板街，被踩踏得坑坑洼洼，亦可想象出当年的熙攘气象。胡家建起的私人住宅，在白米镇小白米河西岸，白米人称“胡家花园”，抗战期间被毁，今天已经不见踪迹。但老人们还能回忆起大致印象：庄屋四面环水，河岸边栽满垂柳、桃树，春天一片桃红柳绿，院子的后面，有竹林、花圃，一年四季翠竹摇曳，花影扶疏。房屋共有三十多间，前后三进，东西关厢，照厅、厅屋、堂屋、厨房、餐厅、仓库、牛舍，分布井然，高低错落。称为“花园”，名副其实。胡家四代，都曾在这里居住过，直至1944年，胡家人才先后离开，搬到姜堰、泰州等地，老庄屋内只剩下两个伙计看家。当年冬天，庄屋不幸毁于战火。如今只留下石门槛、石磨等一些遗物，散落在当地百姓家中。
在姜堰北大街，位于刘家桥巷内的胡氏老宅，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各三间，东侧有两间小楼。青砖小瓦，泰式民居风格。为胡氏第三代传人胡炳衡从狄姓钱庄老板手中购得。许多年长的老人都回忆，当年胡增钰与李文瑞就是在北屋西房间结的婚，其子就出生在这里，六岁左右才随亲人去泰州上学、生活。也有人说，胡增钰结婚后，与妻子大多居住在泰州，一子二女均在泰州出生。由于年代久远，已难以确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胡氏在姜堰的故居。那个二层小楼，曾经是茶庄存放茶叶的仓库；刘家桥巷内，曾经行走过胡氏茶庄老板、管事、茶工忙碌的身影；那旧砖老瓦古石板上，至今留下剥蚀不掉的岁月的印痕。
剥蚀不掉的印痕还不止这些，在姜堰，在白米，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胡氏茶庄老板的善行义举，其赢得的口碑美誉，早已刻印在人们的心上。
古运盐河流经白米的一段，过去南北交通一直依靠摆渡，当地老百姓以及南来北往的商旅极为不便。行人常常会因为过河而发生争执吵闹。有一天，一位南乡人因为有急事要过河，可摆渡的却不慌不忙，二人三言两语发生口角，上了船后，差点动手打起来。这一幕正好被也要过河的“胡裕泰”茶号老板、第三代传人胡炳衡看到了。他就与“三泰猪行”老板乐子生、小白米草行老板王宝芝二人商量，建议共同出资，在河上造一座桥。乐子生是浙江宁波人，王宝芝是海安曲塘人，在此经商多年，因为没有桥，两人收猪、买草也很不方便。胡炳衡的提议，立即得到他们响应。经过商量，胡炳衡负责木料，乐子生负责石头，王宝芝负责施工，民国八年（1919年），一座石木结构的拉板桥终于建成，因是三人合建，故取名为“三元桥”。从此，南来北往的客商行人以及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受无桥之苦、摆渡折腾了。后来，“三元桥”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拆毁（今已重建），但对于胡炳衡等三名外籍商人的义举，白米人至今铭记在心。
因为姜堰、白米均有茶庄，胡炳衡经常往返两地，有时水路乘船，有时陆路搭车。一来二去，他发现，那些背纤的、赶车的，真是太辛苦了，不管是烈日下，还是风雨中，都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更不可能喝上一杯水、一口茶。要是能在路畔河边，建上几座茶亭，里面备些凳椅茶水，让他们有个歇脚、喝茶的地方，那该多好。他在征求家人意见获得支持后，出资在姜堰到白米的古运盐河边水陆相连之处，先后建起了几座“义茶亭”（也叫“义水亭”），一处在白米东边的崔母，一处在小白米“三元桥”边，一处在姜堰坝口河畔，一处在姜堰西边的油坊头。亭内设有石桌、石凳、茶具、开水、糕点等，雇佣一名家住附近的老者帮助管理。茶叶每月到胡氏茶庄领取，除糕点外，茶水服务全部免费。其中，姜堰的“义茶亭”规模最大，除了船工纤夫和一般过往行人客商进亭小坐喝杯茶外，还吸引了不少地方文人来此聚会，茶店老板们要想商议个什么事件，往往也到亭里碰面，“义茶亭”成了议事之所。尽管，旧时茶亭早已不存，但当年胡氏茶庄义茶的善行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关于胡炳衡与白米的关系，地方文献中还有所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泰州教育督学、著名教育家严恩荣出版《视学报告》（姜堰区博物馆陈炜收藏），比较全面的记述了各市乡的经理士绅、学务委员、执务状况、全区学校数及比较、全区学生数及比较、面积、学区、户口、本年度自治预算额、教育费支配方法等内容。在白米乡名下，明确记载：白米乡教育经理士绅为胡炳衡。由此不仅印证徽商胡氏与白米、姜堰的因缘关系，而且可以说明胡氏奉献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颗热心。
徽商每到一地，有建会馆的传统。姜堰“新安会馆”原有两处，均为徽商出资所建。一处在东大街老人民剧场东侧，因旧城改造已经拆除；一处在东板桥以东、古运盐河北岸，东风街姚义兴巷10号，至今保存完好。由南北两进、东厢房与西门楼组成四合院，西北墙角嵌有一方四址界石，上刻“新安会馆西至×巷”字样。其独特木作、砖作、瓦作工艺，体现泰式民居简朴、紧凑、大气的风格。该会馆由胡、洪、方等几家茶商轮流负责管理。他们定期在会馆聚首，交流经营状况，帮办同乡棘手事务，商讨如何与当地民众相处，怎样从事当地社会公益事业，以诚取信于地方公众，从而更好地扎根、融入当地社会。许多修桥铺路、疏浚河道、办学堂、设旅店、建殡房、置义冢、收葬无人认领尸骨等善事义举，都是在这里决定。这座仅存的“新安会馆”，成为徽商在姜堰创业、发展的见证。
有人采访今天“洪义泰和”茶庄新一代传人，徽州茶在姜堰为什么这么有名？答曰，徽州的茶好，姜堰的水好，二者相配，合人口味，故而有名。
——难道这就是徽州茶商与姜堰的缘？
一个根在徽州的家族，历经四代，在姜堰的土地上，创出名震大江南北的品牌，成就姜堰茶叶百年的美名；一个完全融入姜堰的家族，在徽州文化与三水文化的共同滋养下，成长出一代共和国伟人！
——这是徽州茶商之缘！这是姜堰之缘！这是北大街之缘！
人生如茶，有苦有甜，有浓有淡，需经高山日晒雨淋之苦，方得凝结天地山水之精华，还需经得火煮水泡之功，方得香气馥郁、清味绵长，虽浓不觉其酽，虽淡回味无穷。胡氏四代茶人，在姜堰经营着茶的生意，自己的人生也如一道茶，历练得越久，泡得越久，越泡出人生的真滋味。
今日姜堰北大街边，滔滔流淌的古运盐河旁，建起一座“徽茗旧馆”，一座“义茶亭”。人们常常会聚在徽茗旧馆和义茶亭内，呷一口浓浓的香茶，回忆着过往的岁月，不胜感慨和怀念之情。一首《徽茗旧馆》吟出了姜堰人心中永远的情怀：
汲取曲江三味水，
陶壶细煮品徽茗。
百年旧馆留芳泽，
堰上竹枝无限情。

（通联：225500泰州市姜堰区文广新局曹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