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写作栏目，以王树增的《长征》作为开篇，其新的写作样式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之后关于“非虚构”写作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王树增以宏大的战争历史为背景，以壮阔的场面、真实的细节、激情的表达，使得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有了标杆作品。
　　全景式叙述宏大的战争，并赋予历史当代的意义，这样一种驾驭作品的能力，王树增在《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写作中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坚实的战争主线，各种政治力量的交织，通过理解、通达、辨析组织起浩繁的材料，让读者迫近了解战争期间发生的一切；细节化的场景传达出历史的丰富与偶然，而对史料准确的剪裁更显示出作者对历史认识的深刻和独到，这一切构成其作品的大气厚重、韵味无穷的基调：《长征》基调乐观，展示出人类最重大的精神事件中信仰的力量；《解放战争》基调宏阔，以恢弘的气势写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战争中胜败的决定性影响——民心向背；《朝鲜战争》基调戏谑，用急速推进的方式，建构起对战争整体格局和结局的无奈，充盈着对万千生命的悲悯之情。这些基调烟云般弥漫在紧张的叙事中，让读者对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的战争有更多的理性思索。
　　《抗日战争》基调是什么？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实事求是地说，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这个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提供的读物，不管是从史学的角度讲，还是从非虚构类作品的样式来讲，我觉得都不尽人意，都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带来影响的重要性。我是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题材的。”王树增说。有人问王树增：你的“战争系列”写过《长征》就该写《抗日战争》，而你却把它放在最后完成，为什么？王树增说：我只能这样。《抗日战争》写作难度太大了。
　　抗日战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有着繁重的心结：父辈或祖父辈在战场上拼杀，而后几十年或可能是英雄，或可能是敌人，抗战的许多人物和战事都在禁说之列，连普通百姓谈起抗日战争因为阵营的不同，有高昂的，有缄口的。这场全民族的战争带给中国人的影响竟如此深远：民族情绪暗流汹涌，却少了理性纾解的渠道。王树增在谈到抗日战争对当今中国的影响说，“我们这个民族对本民族历史的抗争史解读得不够，关注得不够，尤其是抗日战争，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第一次在反对异族侵略当中是胜利国，中国近代史是充满屈辱的历史，渗透在当代中国人性格当中的那种不安，那种焦躁，那种容易冲动，极端的自傲和极端自卑的混杂，以及民族主义的那种情绪在内心激荡这些特征，都和百年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有关。”抗日战争对今天许多人来说只有碎片式的记忆，碎片的记忆无法标示出这场战争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作者坦言：相比其他的作品而言，这部作品关于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难度最大。它除了非虚构这个前提之外还需要大量不仅仅是对史实和档案的合成，更重要的是掌握人，人的命运，作为历史参与人的具体档案。收集这些其实都很困难。“我们遗忘的太多，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这个民族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不公平”。
　　碎片化通向的只有混杂的情绪，无法让人理性的思考。
　　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惟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信条来得荒唐：因为它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这一秩序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这种战争逻辑直接影响日本的战争及战败后的态度：决死一战，死不认罪。《抗日战争》用了近7万字梳理清日本的战争逻辑，读得人血脉贲张，心跳加速。王树增说，他写完序章，找到了《抗日战争》的基调：庄重。
　　抗日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大规模的战役有几十场，战场分布在中国大部分省市。真是达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地步，各党派、各军阀都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空前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4年抗战牺牲数以千万计中国人的生命，国家承受巨大压力，百姓过着无比艰难的日子，缩衣节食，颠沛流离，中国人最终以不屈的精神赢得了战争。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王树增说：“我尽可能做到历史的公允，任何真实与不真实是相对。我真实只有一个原则，那么就是对这场战争认知的原则。对这场战争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这是一个前提，认识这场战争最好是要抛弃对党派之争的偏见，抗日战争是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异族侵略之后第一次全民的，各个阶层的，全民族的抗争。不然没办法解释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的战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观察你的史料，才能基本上掌握到历史的大势。”
　　经过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各种观念的开放，能查到的档案资料和出版的史料也越来越多。如何讲述抗日战争是勇气也是见识，是对历史见识的高度，对历史负有的责任。一个民族总是通过纪念，重新输入历史的记忆。不是所有纪念都需要勇气，而纪念抗日战争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有勇气面对真实全面的历史，让这段历史承载的丰厚的民族精神，包括我们的伤痛和耻辱，呈现出当代的价值。
　　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抗击日本侵略者，只是一个宏大的出发点。抗日战争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分裂、纠葛、背叛，这些都可能成为讲述这场战争最危险的因素，这些历史被撕成碎片，这些碎片因为某些需要而放大。王树增得小心探寻这些看似清楚却让人疑窦丛生的人物和事件，他把抗日战争历史场景铺陈的宏大而壮观，局部却清晰可感。王树增的策略在书中各章节显而易见：大的战争格局，凸显出细节的客观及意义；理性地表达出抗日力量几股势力对战争的态度和愿景，写出抗日战争可能走的几种道路；通过具体的战役，写出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参加战争的人在多年地方割据、武器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选择和行动；详尽的军力配置、战役推进、检讨战争的得失，使读者对中日的实力和国民性有了更真实的感受。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生发编造场景，将历史人物变成演绎戏剧的角色。这个想象力是理解历史的能力和辨析组织材料的能力，将历史编织成鲜活可感的场景，这是王树增“非虚构”战争历史写作的基本要义。王树增说：“我写的是非虚构类作品，连细节也不能虚构。但究竟还是文学类的，文学类的主旨还是人，就是写好人，不管是哪一方的人，人在战争中的状态，心理状态，身份状态，我觉得这是写非虚构作品的要旨。”
　　读者读书是获得精神能量，而对战争历史的宏大写作，是让读者获得理解历史的能力，唤起对历史的信任，并确立他们每个人在现实中的方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日战争》在“非虚构”的写作中凸显出沟通当代与历史的价值，使抗日战争的精神内涵得到直达当今中国人心灵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