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发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独一无二的。他沮丧的时候，像秋天被霜打过的小草一样；他兴奋的时候，像是高山顶上的旗帜一样猎猎飘扬；他皱眉的时候，额头上就像有一座山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他讲话激动的时候，中气十足。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多愁善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四季分明。
　　“我是个诗人。”他喜欢强调这个身份。他写过不少寓言，童话，更多的是评论，但他很少去强调别的身份。诗歌是他最钟情的文体，最能充分地表达情感，最能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天性。在很多文学会议和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他的这种强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发言就展示了他的诗人气质和磅礴的诗人激情。
　　樊发稼的坦诚、热情、直率是少有的。他是那种旗帜鲜明的人，坚定的人。肯定或者否定，总有点义无反顾的意思。他不懂得矜持和圆通，更有童心的品质。对他的发言和举动，人们会报以善意和欣赏的微笑。在审视这些微笑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这种会心的微笑之中，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嘲笑成分。很多年，他都像一个斗士、一个全副武装的斗士一样，为儿童文学事业鼓与呼。他扶持过很多新人、年轻的人，我就是受过他恩泽的人之一。
　　他最早是学俄语的，但他像大多数早期的文学青年一样，对写作和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发展成理想和事业，也改变了他的职业和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选择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假如他选择继续在大部委工作的话，当个处长局长是不在话下的，而那惟一的好处只是可能比现在生活得舒坦些，生活条件优越些。问他是否后悔，他总是微笑，淡然地说：“我相信命运。”他相信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毫无疑问，文学既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也给了他满足感和成就感，他对文学的爱，不掺一点虚假的成分。
　　樊发稼虽然是一个评论家，但他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跳跃。他偶尔给你丢下几句话，会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当你沉思默想那么一分钟，就会哑然失笑，其实原因很简单。记得一个深夜，我们从外地参加完研讨会回京，在机场，我打出租要送他，他执意不肯。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正内心忐忑不安，他突然转过身，用高八度的声音，愤怒而又批评的口气说：“武林，我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的消费观念不能与你们这代人苟同！”说完，大步流星走了。我一时还不明白什么事情让老人家大光其火，愣了两三分钟才回过味来。这大概是他诗人和批评家混合思维最典型的例子了。他是一个缺乏隐忍能力的人，心中的快乐和不快总要倾吐出来。率性而为，但又会懊悔不迭。在别人看来这有点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意思，但我却觉得这是他对两种思维平衡和审视的结果。
　　樊发稼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性格和穿着都很朴素。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合时宜的。尤其在消费的年代，一个人的地位才华身份都写在衣着上，但他很固执，从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他是一个优良传统的捍卫者，简朴的生活态度和消费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这也是他待人的态度。在生活中，他不以长者自居，也不以前辈自矜，能不麻烦别人就不给别人添麻烦，能亲历亲为就去身体力行。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京办事，他陪着我一一走访许多前辈。那份热诚，那份慷慨，那份大度，石头都能被熔化。当他骑着三轮车把一箱白酒送到我爱人单位的时候，我爱人诚恐诚惶都有了犯罪感。他不喝白酒，要送给我，我让我爱人去取他执意不肯。我都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被感动得想哭的遭遇？
　　樊发稼是一个主流的批评家，诗人。作品都很阳光，铿锵有力，传递给人的是真善美的东西。他做人也阳光，很多年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他发信表示祝贺，他说：“武林，你现在是国家队中的一员了，加油！”他很珍惜荣誉，在他的意识之中，是看不到颓废消极的东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几乎主导了他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事业。这样的人是乐意奉献的，愿意燃烧的，说到底，他的坦率、真诚、透明，是童心闪烁的缘故。他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判断。在很多场合的发言中，他用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气，来捍卫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当他意识到自己过分武断的时候，他会很歉然地笑笑。其实，很多东西是不用解释的，越解释越乱。我们如果读懂他的笑，就会明白他已经在纠正自己的过激了。
　　进入古稀之年之后，他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疾病、精力、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说：“我老了。”这种悲秋之声，倒是一份难得的清醒。他一生没有学会的东西就是掩饰、矜持、故作姿态。也许，他会感到一丝的惶惑，自己究竟要给这个世界——尤其是文学世界——留下什么？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寓言、散文是会有一些佳作流传下去的。我相信，他这个人就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