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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兰:仇视作家是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
    • 作者:雅兰 更新时间:2010-04-08 01:54:20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3199
    [导读]卜一:雅兰,久未函,有时间来电话吧!

     

                    仇视作家是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地位被排列在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微胜过乞丐。中国千年文化史承孔子,可孔子周游列国时却饱受冷眼。气势滂沱的万里长城颂歌于秦始皇,提起活埋文人樊书坑儒,至今的文人都是胆战心惊。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专利,却是敲断了无数文人的铮铮铁骨。文字狱兴盛于清朝,那时的文人终日与枷锁为伴。十年文革浩浩荡荡,举国上下百万文人在劫难逃。

    2005年的英国,因为远在美利坚的语言学大师诺姆·乔姆斯基而引发了一起足以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有近十万人数的示威者聚集在英国爱丁堡街头,参加让贫困成为历史的白色缎带日活动,虽然后来活动中造成死亡惨剧被称为二战以来英国本土遭受的最为严重的袭击,但都没人指责追随的信徒沦入精神的狂热中。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写道:所谓狂热就是要排弃理性。

    古有中国文人因他人狂热而被迫害,今有外国他人狂热而追随文人的。文人已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一个简单符号。

    时代在发展和推进,整个时代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狂热中。因此,行为偏激的人所作所为已经让人见怪不怪。

    自古文人就相轻,这是千百年来国人的劣根性,也是时代文人的通病。当年的张恨水名扬天下,却不得不为一袋米而发愁。沈从文如果没有遭遇暗算的黑手,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应该是有中国地位的。即便是名声赫赫的张贤亮,也听说在南方某大报登出类似求职广告的文章。有些是不能去细细嚼味的。

    几日前,中国作协在重庆开全委会议,就有人借着灾区的话题大张旗鼓地进行讨伐,讨伐者直言: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在这个狂热的年代,清者自清已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纷乱尘烟中,除了狂热,还有千年传承下来的相轻。因为讨伐者据说也是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这是五四文学后的个别作家的显著特点。

    对此讨伐,中国作协已作声明:在重庆召开的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和七届五次全委会,没有任何与会人员入住总统套房;没有安排所谓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全体与会人员用的是酒店平日标准的自助餐。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人员参观渣滓洞集中营旧址,‘打黑除恶’资料展览和到重庆烈士陵园祭奠扫墓等活动,都是集体乘坐大巴、中巴车往返。

    站在远处瞭望,身陷泡沫时代,讨伐者的狂热可能多少跟文化本身是无关的。讨伐者缺乏冷静思考,在带动全民狂热之余,也让我们看到了激情的反叛到头来仍是一无所有。不要拿作家当箭牌,尽管你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更不要认为出入会厅坐在写字台前握笔的人就是硬着脖子吃国家饭的人。在西方,那里作家享受到的要比中国作家多得多。在这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作家其实是一群很可怜的人。更多的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越来越蜷缩在自己的内心,因为这个时代让作家无法言语。作家一方面要调整自己,该如何不遭受外界的侵扰,一方面还要坚守文学的大道信仰。

    不为五斗米折腰,视富豪如粪土。饿死不讨米,冻死迎风站。渴死不饮盗泉之水,饿死不吃嗟来之食。这些说的是文人的清高傲骨。文人不是随便就能向谁低头的。这里并不是说文人能够将自己抬到何种高度,其实中国很多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低能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审美观,不会张扬自我的个性,他们没有方向感,不会乘坐公交车,他们不会奉承拍马,所以常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正因为他们的低能,迫不得已,才拿起笔写文字。仅是这些也要区别于他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是债台高筑才去老老实实地写文字的,托尔斯泰也是滥赌才去写文字还债的,这里不要提及托尔斯泰庄园主的身份,研究文学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的家庭不幸。作家写出好作品,靠着版税能安逸地度过后半生,这在东西方都有。西方的塞林格就依着《麦田守望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中国,能够像塞林格这样的,也只有那些能真正写出重磅文字的作家才能如此。多数作家的生活真相不容乐观。即使这样,作家也没有逃避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而应有的良知。

    我的文学理念就是作家应该关心社会时事,一要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二是决不放弃批判社会假丑恶的权利。我成为作家受西方17、18世纪作家的影响非常深,像雨果和屠格涅夫他们那样的关心社会生活。这是著名作家梁晓声说的。2008年5月12日,天灾袭击四川,中国的作家也没有袖手旁观。郑渊洁 捐了38万元,杨红樱 捐了20万元,麦家 捐了20万元,铁凝 捐10万元,池莉 捐了10万元,易中天 捐了8万元,阿来 捐了5万元,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当代的作家,他们担当起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

    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缺乏真善的时代,作家只是一个小小群体,比起其他领域的那些挥霍无度贪赃枉法登峰造极的人,作家能够享受到的却是微乎其微的,多少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的文人吃亏就吃亏在自己的使命感上,他们总想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种信仰,好让一些无知的人能有定律,然而他们忽略了自己是人不是神,尤其是在信仰倒塌的时代,所以批判文人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尽管文人身上存在许多弱点,但文人毕竟是今天的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文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文人,宽容文人的弱点,为文人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除此之外,文人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正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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