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京派文学，作为乡土中国的牧歌版，构成了故园叙事的反现代性镜像。废名、沈从文笔下的竹林、桃园和湘西，呈现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田园，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农业生产，宗族律法，地缘与血缘，人与土地，基层政权形式等等，大都被淡化，凸显的是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好人性，是情绪、情感和情怀，是生死超然的宁静诗心，是风花雪月的恬淡诗情，是古典美学的隽永诗境。
　　现代乡土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分支，抒情叙事并行不悖，牧歌挽歌交相呼应。现实主义一脉是以新文学启蒙主义价值系统反观乡村社会，聚焦封建宗法制各种弊端，揭示人在宗法秩序下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眼光批判并反思生存现实及现存制度，即乡土写实。浪漫主义分支则在城乡对比中，对城市生活深感厌倦和拒绝，把理想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以及完美人性，都寄托在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乡村世界，深情歌咏，热情赞美，由此形成乡土抒情。通常认为，作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在文学审美和文化建构的双重意义上，京派显示了抒情性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自觉性，始终不单纯是文化领域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始终走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路上，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到世纪末，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不断，此消彼长，加之各种政治运动影响，始终未能形成民族文化自觉。论争双方往往忙于划分阵营，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缺少负责任的文化态度，及更深入的文化思考。重读京派，其文化意义有二，一是梳理京派的文学资源，二是辨析京派的文化立场，以之为当下中国及未来中国提供有效的思想路径。



　　怀旧的世界观与超越现代性的乡愁


　　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其实并不复杂，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存争议的是关于现代性话题，即京派文学是反现代性的现代中国道路探寻，还是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守望，抑或是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乡村世界理想描绘？由此引出乌托邦与现代性这个话题，如果不把乌托邦泛化为一切理想制度，那么这一乌有之地始终闪烁着的应该是人类社会希望之光，是历史进步的内在精神动力；当然，如果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隐藏在世界整体理念背后的是霸权主义的独裁和专制，基于暴政的乌托邦想象恰好成为反乌托邦的出发点。人类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从田园乌托邦，到工业乌托邦，再到科技乌托邦，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在当代很多科幻电影里，看到了技术专制带来的毁灭，然后是回归，回到人类生存的基础，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如刚刚上映的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创世纪》，血雨腥风的高科技战争之后，结尾是田园生活复现。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是，乌托邦价值严重匮乏，民众对世外桃源、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都无兴趣，理想社会遭遇现代性抽空和后现代性绑架的双重困境。从这一意义上，重读京派，或许会带出很多新的思考。
　　让我们先回到问题的起点。现代乡愁的起源到底是什么？这种基于现代生存感知的情绪蔓延背后隐含的忧伤和疏离，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鲁迅在1935年第一次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描述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又说，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要求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源头来自鲁迅。《故乡》与《社戏》两篇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写实与抒情两条道路。
　　最初的乡土文学作者，并非扎根乡村，而是侨寓北京、上海等都市，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学启蒙，流离他乡的经历，往往成为他们怀乡的心理动因。因此，这些作品，均以展示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为基础；而远离故土家园的飘零感，城市生活的陌生感，外来者孤独寂寞的情绪，缠杂大时代中看不清方向的迷惘困惑，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乡土叙事的心理冲动。很难说这些作家是因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崭新的世界，而有了新的世界观，正像韩寒影片《后会无期》中那句台词，“都没有看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问题是，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代表传统的凝滞不变的乡村，代表现代的满眼都是洋玩意儿的城市，他们的世界观理应随之改变。那么，这种怀旧的乡愁是如何超越自发的情绪表达，而上升为一种自觉对抗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立场呢？
　　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反思现代性，都可以看成是进入京派文学的通道。真正辨析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京派批评家们的理论建构，与回到文本阐释本身，从现代诗学独特的审美表达，看京派作家的社会形态反思，称得上相得益彰。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朱光潜在《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中则表白过：“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这段话可谓言辞恳切了。
　　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中国认知的？在世界性动荡和变迁的那个时代，乡土作家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对应关系？上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推进，逐渐形成了新旧两大文化阵营，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对峙，而作家笔下，大体上乡土中国就是中国的全貌，直至百年新文学，最成熟的仍旧是乡土叙事。乡土叙事的关键词之一是乡愁，在现代性蔓延的文化视野中，这种不免怀旧的世界观，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反现代性，这就是文化史的吊诡之处。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对社会向前演进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不过，那些一再回望的目光里的无限忧愁，今天看，或许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自身的局限，给无限追求现代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思想和心灵安置可能。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春天》，甚至巴金的《憩园》，都有着相同的还乡主题，其中叙写的乡愁，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还包括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去国离乡与精神还乡，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主线。记忆深处的中国，现实情境的中国，想象之境的中国，是如何纠结在一起，又彼此互为表里的呢？我们常说，鲁迅建构了现代乡土叙事审美范型，以及现代性基础上激进的文化批判主调。到废名和沈从文，同样是怀乡，预设的理想中国不再是线性时间观中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并不诞生于未来，而是将来对过去的复现。这种文化转向多少有些奇怪，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战争的威胁，远远大过城市化带来的离散感。《子夜》中吴老太爷对城市的拒绝，是个象征性事件。具体到时间轴上，乡愁的现代化中，包含着启蒙和反启蒙的双重视角，更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并不是用“吊诡”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词语可以打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理想，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鲁迅也会写乡下的孩子，以孩子的眼光和心态，去描绘乡村生活，海边西瓜地，豆腐西施，冬天捕鸟，这样的乌托邦，与废名沈从文的桃园湘西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水生和宏儿的未来，翠翠和夭夭的未来，同样是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吗？



　　古典美学的理性忧思
　　与自由乡土的感性诗情


　　京派的文学资源很复杂。主要包括中国山水田园抒情诗传统，陶渊明世外桃源社会理念，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清静无为，以及民间传续的古朴民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同时，也包括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浪漫主义抒情风格，古典主义审美自觉，以及现代派表现技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如朱光潜反复论及的“静穆”一说，即典型的京派美学追求，其中不仅包含中国古典审美意识，而且传递了古希腊审美理想；梁宗岱同样以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美学观念相融合，以传统比兴手法阐释法国象征主义；李健吾综合了法国印象主义与中国直觉感悟，卞之琳借中国传统意境说阐释西方的“戏剧化处境”等等。
　　京派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墨，描绘他们喜欢的生命和生活状态，追求冲淡恬静、含蓄超脱的文学品格。这些作家往往自称“乡下人”，他们以“乡下人”和都市知识者双重眼光去观察社会，从淳朴的乡村灵魂中发现未被工商文明污染的原始人性，赞扬自由美好的乡村生命形式，之所以眷恋歌咏，是因为知道世界大势滔滔向前不可阻挡，所以故乡生活风貌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有温暖的情感，也不乏悲凉的气息。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地域性特征鲜明的山川风物和民风民俗时，常把人类一些永恒的东西镶嵌其中。孟繁华有篇文章，谈到总体性幽灵和被复兴的传统，是在文化意义上阐释的，涉及到民族和民间两个主要话题。对于乡土中国而言，的确是有着稳定的文化结构，上世纪初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进入，破坏了这种封闭结构，我们并没有在与强势他者对照的焦虑中，重塑文化主体意识，反而成为全球化趋势裹挟的异己者，从文化意义上，当代中国成为世界主流的他者。这一过程的文学表达，就是传统与民间的一再强化和放大，从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从节制的抒情，到话语的狂欢，有些东西的确在幽灵化，失落的传统却无法被复兴。
　　废名以冲淡质朴的笔墨，宁静优美的笔调，描绘乡间邻里的淳朴美德和天真善良的灵魂。《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菱荡》《枣》和长篇小说《桥》等一系列作品，表现的都是带有完整性、连续性和自足性的东方理想国。李健吾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他真正在创造。”周作人则说：“废名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固然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枣》和《桥》序)废名笔下的乡土，不乏泥土气息，但多把世间种种汇入淡远的自然景物和超然的人生意境。
　　沈从文由乡及城，痛切感到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热情、勇敢与诚实，在城市中早已完全消逝，因此他要用希腊小庙来供奉未被异化的边地人性。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湘西人性和都市文明两个并存的世界，他是用湘西理想人性反观和批判都市文明，试图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和社会理想。那种自然与人性的美好，那种时间浩大而人生仓促的忧伤和寂寥，有着触手可及的即视感，又有着遥不可及的幻灭感。作为一个悲观的审美主义群体，面对传统式微文化凋零，山川大地不过镜花水月，心生怅惘总是难免。
　　汪曾祺承传了沈从文一贯的创作思想和美学风格。以平和淡远、清新雅致的笔墨去描绘故乡生活。最能体现京派风格的，是以他的故乡为题材的高邮系列小说，如《老鲁》《鸡鸭名家》《故里杂记》《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以抒情笔触完成的风俗画和风土诗。他所秉持的“小说是回忆”观，正是京派回忆型小说传统。文学，对于汪曾祺来说，就是数十年前的一个梦。那么，今天，还有人愿意站在渐渐消逝的原野上，为我们讲述乡间那些往日旧梦吗？
　　京派，最终成为一种文学审美和生活审美的可能。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城市化进程，面对重重雾霾笼罩的日常生活，无比怀念山清水秀的故乡。新乡土小说的怀旧主题依然乡愁万种，后工业时代的反思还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面临的全部困境；后乡土中国站在城市门前眼花缭乱而心浮气躁，社会运行充满各种制度漏洞和发展陷阱，单纯去设计一个空间承载消逝的农业文明，已经不可实现，那一片安静之地，遥远如同宇宙之外。当代中国，在持久震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各种时代命题看似热闹，核心却是经济利益，而非人文关怀。现代社会，完善的制度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民间的公序良俗是社会运转的有效约束力；个人的文化信仰和道德自觉是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随着乡村的荒芜和破败，这一切日益呈现分化趋势，换言之，记忆中的家园不再，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那么，就像影片《终结者》中追问的那个终极问题：创世纪到底是新生还是毁灭，谁又能给出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