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叙事，经历了四个转变：一是从创作主体上完成了由亲历型作家艺术家到感受型作家艺术家的转变；二是从历史认知上完成了从单一反映共产党抗日到表现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全民抗战的转变；三是由局部战场一次战斗到宏观表现反法西斯东方战场，即从局部视角到宏观视角的转变；四是从“以事统人”到“以人统事”的转变，即随着对艺术规律认识的深化，逐渐进入到表现战场上的人物，写出人的命运。这四个转变都是抗战题材创作向好的态势发展。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以3500多万同胞的被难和第一次抵御外侮的胜利，显示了国家力量、民族精神和“国不灭亡、人不灭种”的希望。抗日战争并不仅仅作为历史过程或历史知识存在，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以影像方式对其回忆、表达和解读，正是要保持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但是，抗战题材创作如何常讲常新，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创新的难度也很大。《百团大战》的可圈可点首先在于题材选择和剪裁功力。“百团大战”并不是一场战斗、一个战役，而是持续5个多月，由大小1800多次战斗组成的一个作战历程。“百团大战”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几乎所有兵力担负起民族兴亡的责任，105个团投入到与侵略者的拼死一搏，正如《黄河大合唱》所写“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电影首先从国民党抗日将领张自忠壮烈殉国开始，以一当十地表现出“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面对要失去华北，甚至更大面积的国土，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仗的胜利。影片还原真实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在这种整合性的书写中，以往的缺失与偏见获得正面积极的修复，从而使剧作承载起民族共同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影片遵循了重大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既尊重历史，又不照搬历史事件，以出色的精心剪裁形成影片的“第二现实”，这样给予观众历史记忆既具真实性又具生动性。
　　其二，在战争场面上，导演很清楚战争片是“打”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所以影片突出了战争场面的宏大、逼真。面对这样一场由数百次战斗组成的大战，影片精心选取娘子关、西营坞、关家垴3个主要战役加以表现，分别再现破袭阶段、拔点阶段和反报复阶段的典型战斗，将“多战”融入一个故事之中，既节省了篇幅，又突出了重点，在“点”和“面”的统一上反映出“百团大战”的全貌。由于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日本，所以也充分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在残酷的搏杀中表现了八路军官兵的智勇。如影片中日军装甲车横行对我方造成很大杀伤，从小在火车司机家中长大的梁山勇敢地开出一列火车去撞击日军的装甲车，终于以弱克强。对战场真实的成功把握，大大强化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
　　其三，影片力避见事不见人，只听炮声隆隆不见人物形象，或者人物仅是提线木偶式的道具。走向经典的抗战叙事最终还是要归于人物塑造。鲁迅在谈到讲史类作品时，曾讲要“以文讲史”。这里的“文”就是审美，就是对艺术的尊重。审美和艺术假定性的最高形式是人物塑造。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的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影片集中刻画了彭德怀打一场大仗的决心以及果断、明判的战略家性格，左权考虑问题的细致和凡事更愿亲历亲为的儒将风格都使这两位高级将领栩栩如生；而原在张自忠部队当炮兵后来成为八路军炮手的姚尚武、地方武装上的女兵梁山，这些青年军人的心路历程使影片既有刚也存柔，大大强化了主旋律影片的观赏性。